一代战将的沉浮与涅槃

■ 戴永汉

在历史波澜壮阔的长卷中，无数英雄豪杰的名字如星辰般闪耀，他们的生平事迹被浓墨重彩地书写，铸就了民族记忆的基石。然而，还有很多身影沉入历史暗流，仅留下模糊轮廓与零星碎片，供后人拼凑与遐想。元朝末年天完政权的起义军将领陶九，就是这样一个游走于历史与传说之间的复杂存在。他既是正史中一笔带过的“贼将”，又是九江民间长期供奉的“相公”；他有着确凿的攻城略地之功，个人生平归宿却笼罩在重重迷雾中。

十四世纪中叶，元朝统治已是危机四伏，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黄河水患频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至正十一年（1351年），成为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这年，元廷强征民夫十五万，开凿黄河新河道，沉重的劳役与官吏的贪暴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他们预先在河道中埋下独眼石人，散布“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似乎是在重复当年陈胜、吴广“鱼腹藏书，野狐夜嚎”的故事。当石人被挖出，群情沸腾，红巾军起义的烈火首先在颍州点燃，并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同年8月，在另一白莲教重要据点蕲州，一场同样深刻的变革正在酝酿。徐寿辉，一位以贩布为业的湖北人，在僧人彭莹玉、邹普胜等人的拥戴下，于蕲州起兵。彭莹玉，这位早在至元四年就曾策划过起义的传奇人物，以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宗教号召力，为徐寿辉的崛起提供了关键支撑。起义军同样以红巾为号，很快攻占了蕲州府城蕲水，并在此建立了政权。关于国号，后世多记为“天完”，取“大元”的“大”字之上压一笔，冠以“天”字，再以宝盖压“元”之意，彰显其覆灭元朝的雄心。无论国号为何，这个以蕲黄为中心、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政权，迅速成为南方反元力量的重要一极。其军队纪律相对严明，且提出了“摧富益贫”的口号，吸引了大量贫苦民众的加入。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军队带有鲜明的宗教特色，这种将宗教信仰与军事行动紧密结合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陶九正是在此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凭借勇武与才能，跻身徐寿辉麾下将领行列，成为一名“裨将”。据《元史》《元纪略》记载，至正十二年（1352年）是天完政权军事全盛期。正月，徐寿辉部将席卷汉阳、武昌等地，战火蔓延至江西；二月，陶九随徐寿辉攻占江州府。而陶九的军事生涯，也从此刻达到高峰。三月，“天完裨将陶九陷瑞州”。瑞州（今江西高安、宜春一带）地处赣中，战略地位重要。陶九率领其部众，一举攻陷此城，这标志着天完军的兵锋已深入江西腹地。作为一位能攻陷州府的将领，陶九在当时无疑是一位令元朝地方官府头痛的人物。然而胜利转瞬即逝。翌年，江西行省左丞火你赤率军反扑，猛攻瑞州，最终瑞州被收复，陶九战败逃走。从此，这位义军将领便从官方正史的记载中彻底消失。他的最终结局如何？是战死于乱军之中，还是隐姓埋名遁迹山林？人们已无从知晓。

尽管陶九归宿成谜，九江却保留着诸多与其相关的遗迹。九江濂溪区芳兰湖（旧称方塘湖）湖畔的九龙湾，因九条水流汇合得名。据《庐山志》等地方文献记载，九龙湾有座陶九相公庙，而离庙的不远处则有“陶大母墓”。“大母”是九江的方言，指伯母。尤为关键的是，《庐山志》明确指出此墓为“元徐寿辉天完裨将陶九之大母也”。更为细致的记载来自《庐山纪事》，它进一步澄清了墓葬的归属：“陶墓在长岭之末，方塘湖滨……相传葬者陶九之大毋，非陶九也。”并补充说明“陶九大父（伯父）葬鸟风洞，大毋葬九龙湾，今墓是也。”同时，该书也发出了与正史相似的感叹：“陶九不知死所，亦不详其墓处。”

150余年后的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九江遭遇罕见特大旱灾，田地龟裂、禾苗枯焦，百姓陷入绝境。此时，游方僧人称陶九画像藏于黄梅五祖寺，可解旱情。乡人前往寻得木像，迎回九江摆设香案祭祀，不久后天降大雨，旱情缓解。为纪念“相公祈雨”，不久，一座陶九相公庙便屹立在方塘湖边。自此，陶九从一位历史人物登上了神坛，在香雾缭绕中，被人们供奉和祭拜。曾经的起义军裨将，就此化身为庇佑一方的神明。

陶九相公庙建立后，历经五百多年沧桑，屡经劫难却屡次重生。民国二十年（1931年），长江特大洪灾淹没相公庙，陶九木像被冲走，搁浅在十公里外的同兴洲岸边，被两位放牛娃发现。巧合的是，二人将木像置于土坡窑洞，不久洪水果然退去。村民闻讯后自发搭建小屋供奉，后又打捞长江散落木排扩建庙宇。从此，方塘湖畔相公庙依旧晨钟暮鼓，隔江呼应着同兴洲前相公庙的斾旗风幡。

20世纪50年代初，芳兰湖相公庙被洪水冲毁，1995年原址复建，1998年再遭淹没，2003年再度复建。同兴洲相公庙在1949年后被取缔，房屋改为学校，木像被收藏。1954年同兴洲决堤，庙宇被毁。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木像终于收藏不住，被揪出付之一炬，化为历史的烟尘。庙宇与神像虽毁，民间对陶九的记忆却难以磨灭。20世纪80年代，同兴洲村民自发复建小庙，重新雕刻木像延续祭祀；2013年，村民与信众集资扩建，形成如今规模。

综观陶九，他活跃于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曾作为徐寿辉天完政权的一员战将，参与攻陷江州、领军攻陷瑞州的军事行动，展现了其作为军人的勇武与价值。正史中，陶九是失败者与边缘人，记载简略，生卒、籍贯、归宿皆成谜。

借旱灾降雨的巧合，从明朝正德年间方塘湖边相公庙的初建，到民国时期神像“漂流”于异地同兴洲的散枝发叶，再到现代的毁坏与复兴，五百多年的历程，让陶九获得了“重生”，在百姓供奉中找到归宿。陶九从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被奉为一方神祇，其神化的历程提醒我们，历史不仅是王朝更替与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也包含了无数微小个体的命运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