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功碑》背后的“献俘”风波

■ 李 震

庐山明代历史遗迹中，王阳明（守仁）的《纪功碑》作为石刻文物，不仅记述了平定“宸濠之乱”的史实，更是明代正德朝“献俘”风波的实物见证，具有很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同时它还是王阳明书法作品中的精华，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纪功碑》位于庐山南麓的秀峰，无碑首碑座，刻于一块数丈见方的石壁上，碑长242厘米，宽234厘米，碑文阴刻，为王阳明手书。《纪功碑》正文上半部分记述了发生于明朝中叶的“宸濠之乱”以及平定叛乱的经过，文字精炼。下半部分则显得繁冗空洞，是对皇权的歌颂。

《纪功碑》碑文字体遒劲，笔法老道，气势不凡，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清初诗人王士祯将王阳明与颜真卿作比，诗曰：“万古一浯溪，光芒同不朽”，将《纪功碑》的书法艺术与颜真卿《浯溪碑》相提并论。

“宸濠之乱”发生于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明宗室朱宸濠借口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度，在南昌起兵造反。叛军号称十万，杀死江西巡抚，兵锋直指南京，意欲割据江南半壁江山，与朝廷分庭抗礼。当时王阳明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正奉命前往福建平乱，闻讯后立即折返吉安组织义军平叛。至七月下旬，王阳明受地方官员推举代行江西巡抚职权，率领三万临时拼凑的民兵义勇，在连续攻破南昌、取得黄家渡伏击战胜利后，于鄱阳湖同叛军展开决战，一举将朱宸濠主力歼灭，生擒朱宸濠及其主要党羽，仅用时43天便平定了叛乱，展现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和超凡的军事指挥艺术。《纪功碑》前半部分即是记述这一段史实。碑文后半部分则显得突兀，令人费解。既然“丁巳宸濠擒，余党悉定”又何来天子“遂俘宸濠以归”呢？其实这前后言语矛盾是因为王阳明有难言之隐，《纪功碑》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极其凶险的政治博弈，即明史所谓的“献俘”风波。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代最富争议的一位皇帝。他是明孝宗朱祐摚与张皇后的长子。朱祐摚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实行一夫一妻的皇帝，他与张皇后只生了两个儿子，次子早夭，朱厚照是事实上的独子。朱厚照两岁被立为太子，十五岁登基，显示出突出的叛逆性格。他宠信刘瑾等宦官“八虎”，耽于出宫巡游，热衷御驾亲征，遭到文官集团强烈反对。他修建“豹房”，一方面供自己娱乐，一方面作为培植亲信武臣的处所，建立了一个平行于内阁的决策机构，力图摆脱文官集团的掣肘和控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既有借口北巡宣府、南巡江南祸乱地方、强抢民女的荒唐，也有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御驾亲征击溃蒙古鞑靼小王子南侵，取得“应州大捷”的功绩。

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厚照计划再次南巡，遭到文官集团抵制，正当他一筹莫展时，接到了朱宸濠叛乱的奏报，朱厚照喜出望外。这位极度渴望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皇帝，终于找到了机会。他决定御驾亲征，誓要亲擒朱宸濠。可是万余人的亲征大军刚刚走到琢州地界，便收到了王阳明的《江西捷音疏》，告知：“七月二十日，臣兵抵南昌，遂破其城。二十六日，遂生擒宸濠，并其世子……”这对朱厚照来说不啻是被泼了一盆冷水，令他十分恼火。他不甘心就这么无功而返，就将捷报压了下来，意欲继续南征。可是接着又收到了王阳明的《请止亲征疏》，直言“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既罹凶荒，又加以军兴调动”，老百姓已经不堪重负了，“若大驾一行，供给浩繁，百役并兴，民之苦，有不可胜言者”，希望武宗“罢京师之兵，以销意外之变”。并说：“臣谨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将宸濠并逆贼情重人犯，督解赴阙”，明确说明要将朱宸濠押解北京“献俘”。“献俘”属于国家层面的军礼，是为平定叛乱和抵御外敌入侵取得重大胜利而举行的告庙、宣威、论功仪式。一旦“献俘”，叛乱已经平定的事实就将大白于天下，武宗势必彻底失去了继续南征的理由，更遑论御驾亲征亲擒朱宸濠。不久，朱厚照接到先锋张忠、许泰的奏报，王阳明在广信（今上饶）摆脱他们的阻拦进入浙江境内，直奔杭州去了，他当即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欲纵宸濠于鄱阳湖，俟帝至与之战”。他指示司礼监太监张永在杭州截住王阳明，就地接收朱宸濠，放归鄱阳湖。

张忠和许泰，一个是主管东厂的宦官，为武宗任命的提督军务太监；一个是武宗的义子，时任总督军务、副将军，两年前在“应州大捷”时冒功获封安边伯爵位。这二人与担任武宗提督赞画机密军务的江彬，同为武宗“豹房”的核心宠臣。

正德十四年（1519年）九月中旬，张忠、许泰作为亲征军的先锋率军进入南昌，意欲逼迫王阳明交出朱宸濠，然后献给朱厚照，企图冒功请赏，结果扑了个空，王阳明已经在九月十一日押解朱宸濠及世子等一众要犯北上献俘了。张忠、许泰率禁军在广信追上了献俘的队伍，他们先是逼王阳明交人，遭到拒绝。后又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逼迫王阳明将朱宸濠放归鄱阳湖，等待武宗“亲擒”，同样遭拒。张、许二人恼羞成怒，拒不放行，并拿要犯中有人陆续因病死亡说事，诬陷王阳明与朱宸濠有勾结，怕事情败露而灭口。无奈之下，王阳明选择在夜晚悄悄动身，急行军翻过玉山，抢先冲过赣浙关卡进入浙江。

九月底，王阳明一行抵达杭州。此时，张永已经在杭州等候多时了。张永是武宗最信任的宦官，时任总督军务、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太监，是武宗亲征担任最高军职的宦官。此次随武宗亲征，张永率二千边兵先行，负责打前站。张永不同于张忠、许泰和姜彬之流，是明代少有的有政治操守与大局观的“义宦”，曾与文官杨一清联手诛杀权宦刘瑾，立有大功。

王阳明此次北上“献俘”，就是奔着张永而来的。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以后，迎来的不是胜利的喜悦和朝廷的嘉奖，而是落入了一场政治困局。此时，朱宸濠已经成了一块烫手山芋。武宗执意要御驾亲征，他身边那些奸佞小人必然会冒功，抢夺平叛胜利果实。若将朱宸濠交给张忠、许泰，跟随王阳明浴血奋战的将士将得不到封赏；若将朱宸濠放归鄱阳湖，江西百姓必然会再遭罪；若不交出朱宸濠，坚持“督解赴阙”，那就是抗旨不遵的死罪。王阳明选择了孤注一掷，到杭州将朱宸濠交给张永。他与张永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痛陈江西民不聊生的现实，表明自己不贪平叛首功，只求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赤诚之心，恳请张永劝驾回京。王阳明的一番肺腑之言令张永心悦诚服，答应劝说武宗停止南征，并在武宗面前力保王阳明，助其避祸，同时建议王阳明重上捷报，将平叛功劳归于“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

经过张永的斡旋，朱厚照传旨让王阳明返回江西，继续做江西巡抚处理善后事宜，等待进一步的旨意。

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末，明武宗一行抵达南京。张忠、许泰因忌恨王阳明，诬陷王阳明拥兵自重，并称“守仁必反，召之必不至”。武宗遂下诏召王阳明觐见，以验忠诚。之前，张忠、许泰曾两次矫诏召王阳明去南京，想以“擅离地方，无旨擅行”治罪，均被王阳明识破。这次王阳明接到张永的通报，接旨后即刻动身。王阳明抵达芜湖时，遭到张忠、许泰的阻拦，无法去南京觐见，无奈之下避祸于九华山，以“学道宴坐”的隐士形象示人。幸亏张永密奏武宗：“守仁已到芜湖，为彬等所拒。彼忠臣也”。武宗派锦衣卫前往九华山打探，回来的人汇报说：“王守仁学道人也，招之即至，安得反乎？”从而使武宗醒悟，遂下诏命其返回江西。

正德十五年（1520年）正月三十日，王阳明上庐山，游览了白鹿洞书院和开先寺，题写了《纪功碑》石刻，既记述了核心事实，也给足了武宗面子，这也是碑文令人费解的缘由。王阳明还将从征官属名单刻在了碑上，把真正有功的官兵名字永远留在了功劳簿上。

正德十五年（1520年）七月，王阳明违心地写了《重上江西捷音疏》，把平叛的胜利归功于朱厚照的运筹帷幄，以及皇帝身边的太监和近臣的“督战”，自己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赖我皇上天威，大将军神算，调度诸军，指授方略。臣等仰遵成算，督率官兵，奋勇剿杀”。《重上江西捷音疏》同样对破南昌、擒宸濠这些核心事实只字未改，并完整保留了所有功臣的名单，既保全了事实，又没有触怒权贵。

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初八，朱厚照在南京上演了一出闹剧。朱宸濠被脱去枷锁，当场“释放”。武宗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下令击鼓鸣金、吹号列阵，然后一身戎装策马冲入阵中追击，亲手将朱宸濠擒获，重新戴上枷锁。最后武宗以“平叛大将军”的身份向自己献俘，仪式在文武百官高呼万岁中结束，宣告亲征大捷。《纪功碑》背后的这场“献俘”风波最终落下帷幕，王阳明凭借智慧和隐忍成功破解了政治困局，得以全身而退，完美展现了一代圣贤的忠诚、格局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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