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藏书文化 （下）

■ 崔若林

九江藏书名家辈出

私人藏书与私学兴起有关。私学的兴盛使图书开始由官方传入民间。自唐开始九江私人藏书兴盛，如唐代的郑元素，北宋的李公择，明万历时期的王演畴，清代的万承风、卢以恕、王世璋、李盛铎、汪辟疆等，藏书甚富，成为九江循声隆盛的藏书名家。

郑元素，是唐末五代军阀温韬的外甥。桑乔《庐山纪事》载：“朱梁时，韬盗发昭陵，石函铁匣所得前代图书及二王真迹甚富。后韬殛死，元素尽得其图书真迹，避祸南徙，隐居庐山青牛谷，四十余年，所积书千余卷。”温韬是五代时最大的盗墓狂人，他在长安任京兆尹七年，关中地区所有唐朝皇陵，除乾陵外，均被其盗掘。其中绝大部分图书被郑元素所得，携之南归。

李公择，名常，字公择，北宋建昌（今永修县）人，生于宋天圣五年（1027年）。少时警悟好学，文思敏捷。由于贫寒家庭迫使他在劳动谋生之余，寄宿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僧舍3年，夜以继日，抄录各种图书近万卷。进士及第后，他将9000余册藏书留下，“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僧舍俨然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藏书所。“而山中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苏东坡撰《李氏山房藏书记》曰：“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据《永修县志》载：李氏山房后由庐山迁址永修艾城西北儒学旁，清代被毁。诗人晦庵有《李氏山房诗》云：“李氏因妙年，读书比云房。一去上台阁，致身何慨慷。苏公记藏书，文字有耿光。”

曹彦约，南宋淳熙八年的进士，为白鹿洞书院的第一批学生，都昌“朱门四友”之首，文韬武略，尤钟情于书法，后授为兵部尚书。著有《昌穀集》《经幄管见》。曹彦约建好星凤楼后，楼上藏书展画，楼下茗茶待友。在星凤楼上，他开启了《星凤楼法帖》的汇刻，历经子孙三代，方得大成。

万承风，字卜东，一字和圃，清义宁安乡长茅人，生于乾隆壬申年（1752年）。一生著有《赓飏集》《思不辱斋文集》等若干卷，校刊《山谷刀笔》《黄律卮言》《考卷文醇》《义宁州文峰塔记》等籍。万氏藏书颇丰，现省图书馆藏有其所藏图书、字画、碑帖等，计有历年皇上所赐书籍15种，墨刻7种，手书奏折册页图卷16种，历年购藏书籍197种，其中除十种未注明册数外，其余187种计4978册，法帖23种212册，诸名人书画55种，时贤书画45种，按其目所载，多为珍善本。

卢以恕，字子道，清义宁州人，生于道光乙巳年（1845年）。一生嗜书，收藏颇丰。1958年，其后人向修水县图书馆捐赠时，尚达799种、数千册，且大都保存完好，其中尤以古籍居多。卢以恕著作有《科学说略》《杂缀》《寓斋文稿》等。

王世章，名芝，字九瑛，清道光初年生，瑞昌县王仙乡人，一生笃学好古，终生积书近3万卷，其中精本千余。于道光末年办王仙书院，占地1500平方米，房屋三栋。王氏书院藏书以经史类为主，同时兼有当地文人的抄写本诗文集等。王世章逝后，书院房屋被卖给当地十一铺共管，藏书转归本村举人王海珊世代收藏，直至日军进驻当地被焚，书院房屋亦被日军烧毁。

李盛铎（1858年～1935年），名椒微，号木斋，九江德化县（今濂溪区)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李恕，道光年间贡生，喜藏书，筑有木犀轩藏书堂，藏书10万有余。祖父李文湜官至奎文阁典籍，执掌宫廷书籍典藏之事。父亲李明墀官至福建、湖南巡抚，“生平好聚书……所藏多至数十万卷”。李盛铎继承祖传藏书家风，从小乐于搜集名家著述，数十年如一日。毕生藏书1万多种，仅宋元本就有300种，还有日本、朝鲜古刊本，有的为孤本。李氏藏书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经、史、子、集四部俱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内容之广都是许多藏书家所不能及的，在我国图书史和刻版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学术价值极高。李盛铎对所藏善本，逐一批订，或考著者之生平，或品评著作之旨趣，或叙述得书之经过和收藏源流及版本价值，并自编《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木犀轩宋本书目》《木犀轩元版书目》，著有大量的藏书题记，并编有《藏书人表》，著录250位藏书家的姓名、籍贯、简历、著述和斋号，为研究藏书史提供了有益的线索。李盛铎逝世后，其子李滂将“木犀轩”藏书9087种，58385册全部售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汪辟疆（1886年～1966年），名国垣，字以行，又字笠云，晚号方湖，彭泽县黄花坂人。他早在读书时代已喜购书，大学任教以后用生活节余来购书，故藏书越来越多，成为一位藏书家。1949年以后，其在南京峨眉岭筑屋以作居住和藏书之用，“所藏多善本，常读的必别储副本，丹黄灿然，注释累累。他坐拥书城，日夕披览，虽祈寒盛暑不辍。”他重视丛书，认为“学者欲读古籍，必购丛书”，认为“丛书之变迁，亦即学术之变迁”。汪辟疆撰存《读书举要》《丛书书目索引》等，其中以《目录学研究》最为著称。逝世时，其家人将所藏书分赠南京图书馆与南京大学图书馆。

此外，明万历年间，彭泽县王演畴系进士出身，曾任知府，藏书千帖及石刻各大家碑帖。

清欧阳惠叔，号挥俗，集两代藏书，第一代欧阳霖，进士，出任过海州道台；其弟欧阳云，翰林。第二代，欧阳熙、清末翰林；欧阳述，号立斋，清驻日大使馆参赞，藏书万卷，有全套《四库全书》。

民国时，高印夫在广州编写过《党锢史》，他集祖父、父亲及本人三代藏书，经、史、子集满室。抗日战争时，驻彭泽的日军山泽部队长，率部将其私人藏书洗劫一空。

藏书房的大雅小器

寥寥几字的藏书室名，可是文化的浓缩。历史上九江藏书者为自己的藏书之处起名号，取精用宏，自出机杼。或非精通子史、博雅谐谑之士而不能为；或因其寓意俊逸隽永而势如霞蔚飙起，令人遐想万端；或儒道相济，取今复古，激发后来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有趣的人文现象。藏书室名号，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为九江的藏书者所普遍传承。

各地书院、学堂藏书之处，一般多名为藏书室、藏书阁、藏书堂、书楼等。佛教寺院则称之为藏经殿、藏经楼等。道教简寂观，观内有道经阁，藏有《远家经》《符图1200符》，四壁有石刻目录。

个人藏书室名号相当丰富，如宋代李常的“公择山房”，江万里的“朝阳阁”“古心楼”，黄庭坚的“喧寂斋”“永思堂”“禅月楼”，朱熹的“紫阳书堂”“寒泉精舍”，周敦颐的“濂溪书堂”，明代文德翼的“求是堂”，清代万承风的“古瓦山房”，卢以恕的“沙楸山房”，王世章的“抱空斋”等。近代李盛铎书室斋号甚多，如：凡将阁，系其著书之处；建初堂，为收藏先代遗书之处；甘露簃，收藏御纂、钦定图籍之处；庐山李氏山房，收藏乡贤遗著之处；麟嘉馆，为其在京师藏书之处；古欣阁，即收藏金石之处；俪青阁，收藏师友翰墨之处；两晋六朝隋唐五代妙墨之轩，藏写经及名人墨迹之处；蜚英馆，藏铅石影印图籍之处；延昌书库，藏海外金石、图籍之处；木犀轩、李氏藏书处的总称。

九江历史上藏书的陈设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很大。唐以前帛书和纸书的形式是卷子，以轴为中心，如当今的轴画，横用，由左向右卷成一束，这就是卷轴书籍，一般平放在几上或插在几上的筒内。卷轴多了则用“插架”放置，插架就是以往书架的一种。唐以后雕版印刷逐渐发展，到了宋代册页书籍开始盛行，并代替了卷轴。随着册页的发展，书籍装订也由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日趋臻善，藏书的陈设庋藏也就更为讲究，而书架也随着形式发展的需要逐渐提高。有的因书制架，有的因屋制架，有的凭爱好制架。且多用紫檀、红木等高级木料制架，精雕细刻，樟木为匣，珠玉为饰，造价昂贵，所费不赀。庐山海会寺有3层藏经阁，寺僧以白果树盒贮之释普超历时15年刺掌沥血书写的《华严经》81卷，血经上有康有为等跋语。瑞昌市图书馆采用“万年红”防虫纸保护古籍，制作樟木书箱收藏古籍。

藏书印章也是颇有深意的。藏书人总是先刻一方石印，选上好朱砂印泥，每得图书一册，打开封面，往第一面上大印一盖，气魄颇是千秋万世。明清之际，九江的藏书活动和篆刻艺术都较前有很大发展，使用藏书印章的风气逐渐普及开来。九江众多藏书家都有这个爱好，就是在自己收藏的书籍上盖上印章。使用藏书印章可以专用一方籍贯姓名印，也有用字号斋馆、训辞杂语等多枚，形式不一，内容繁杂。有些印章的内容，超出了作为标记的范围，而成为抒发情怀、表达意愿的一种形式。

好书得来不易，保藏更加困难，所以在“某某珍藏”小印之外，加盖“子子孙孙宝”之类内容，表达了藏书人的藏书境况和爱书态度。清代汪辟疆，晚年号方湖，著有《方湖读书记》《方湖谈荟》《方湖诗文录》等，他爱书，其藏印章为“方湖藏书”。民国藏书家黄适庵藏书印章为“适庵藏书”。在我国近代藏家中最负盛名的李盛铎，藏书印章有“李氏盛铎”4枚，分别为白文方印、篆书白文小方印，隶书白文小方印、隶书白文中方印；还有“木斋”朱文小方印、“李木斋跋”“李木斋校”“德化凡将阁珍藏”朱文方印、“木斋审定”朱文方印、“李印传模”白文小印、“麟嘉馆印”朱文方印、“木犀轩”“庐山李氏山房”“李氏玉陔”“李氏家藏文苑”“木斋审定善本”等印章。这些藏书印章，对后人研究版本流传和篆刻艺术，弥足珍贵。

藏书的捐赠与利用

各地图书馆的创办，为充实藏书，十分重视图书的积聚工作，并通过接收社会贤达和专家学者的捐赠，使馆藏书籍数量门类迅速丰富起来。

20世纪40年代，藏书大家黄适庵之子黄振玉，将父亲收藏的古籍5000余册捐赠当时的九江市图书馆，图书馆为表谢意，除在所捐书上盖有“适庵藏书”印章外，特开设“适庵参考室”以资纪念；继而南昌市市长朱有骞也将其300余册外文（原版）工程技术书籍赠送该馆。1949年后，向市图书馆捐赠图书的有：美籍华人万心蕙教授捐送200余册英文图书，九江职业高中（现九江职大）教师罗农捐献的祖传古籍（医书）28种84册；全国政协委员石景宜捐赠港台版图书1.1万册，九江籍作家杜宣捐赠新版8卷本《杜宣文集》，市直单位干部张德林捐赠藏书9000余册。

庐山图书馆在民国时期，多有名人捐赠图书，陈布雷捐赠古籍遗书百余箱，蔡元培将北京故宫博物院赠其个人的选印《宛委别藏》及其他古籍一并相赠，吴宗慈将编修《庐山志》时获得的大量古籍捐献于馆，熊式辉、沈长赓、罗振玉、武酉山、谭炳训等都有古籍相赠。香港实业家石景宜捐赠图书5482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万祺捐赠签名本图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李铁映捐赠自己著作13套。此外，程千凡、蒋彝亲属、周銮书、田汉之子田大畏、王一民、李国强、汪国权等著名学者捐赠本人的著作。艾尔莎·奥尔古德·珀特女士捐献原“牯岭美国学校”藏的英文版图书；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捐赠图书16册。

1928年，李烈钧将军回武宁原籍探亲时，倡导兴办图书馆，于次年将冯玉祥赠送他的《四部备要》和自存的《二十四史》捐赠予武宁图书馆。1947年，同文中学校长熊祥熙到美国募捐并购置一批图书设备及图书回校。同年，美国传教士孙美壁来儒励中学任教，为解决抗战期间儒励存放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图书取回一事斡旋，并通过宋美龄女士致信庐山牯岭图书馆，取回《万有文库》《四部备要》两大部；因部分存书有遗失，故在还书时为配齐整套图书，庐山牯岭图书馆把省长熊式辉寄赠该馆的《万有文库》的一部分和张治中赠送的《四部备要》的一部分，盖上专用章“牯岭图书馆永借于儒励女子中学校用”，归还给儒励女中。该校在《本校图书阅报室概况与愿望》中写道：“图书及文化之宝藏，教学之工具，图书室即此宝藏之府库，中学、大学之学生已具有相当之自修阅读能力，故除于课堂或实验室学习规定课程外，用其余力，读其所好，教师为参考专题，或为增进学力，图书室之设备，于教于学，俱为必须”“如有任何新旧图书惠赠者，本室当雀跃拜读，感激不已”。 1957年，著名藏书家卢以恕之孙将线装古籍5000余册799种，全部捐献给修水县图书馆。1982年，星子县横塘公社和乡村一村民，将宋版《邵尧夫先生诗全集》（属国家一级文物）捐献给星子县图书馆。1988年，美籍华人、著名学者万心蕙资助九江师专成立“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捐献外文书籍3000余册，且亲自选购、包装、邮寄。

1949年前，市图书馆设有专室，陈列各种参考书籍、剪贴报纸，协助读者查找资料，实行“专家名人登记”，其中包括各科专家、军政首脑、参议员、参政员等，此项工作对上层影响极大，孔祥熙夫妇、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蒋经国等人都曾到过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藏书载体复杂多样性，采取资料盒的形式，将资料装入盒，标上书名标签，分类上架，便于查找；对于地方著名学者人士，建立个人及著作专盒，收藏传记及著作。编辑《馆藏方志简表》《地方文献目录》等检索目录。在文献部设立地方文献专架，将重要藏书集中排架，供读者查阅。在馆藏建设中采取实用性与系统性、发展与剔除、分工与协调的措施，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馆藏体系。如今，庐山图书馆设有检索室、资料室等，参考咨询工作用书在全馆不受限制，每年接待全国各地专家、学者、高等院校、研究机关、各级领导部门等重要咨询300余人次。1959年中共中央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在指派秘书借阅馆藏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所编十几种版本庐山志书中，挑选民国二十二年吴宗慈编纂的《庐山志》12卷阅读。当毛泽东读到朱熹在南康军上任的第一天，就“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后，兴趣盎然地对工作人员说，我们要以史为鉴，才能把事情办好。此后，读到《庐山续志稿》，他赞赏地说：“这部续志很好，把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对现代历史研究有参考价值。”庐山图书馆现保存有毛主席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包括《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安徒生童话》等。

到庐山图书馆阅读咨询历史文献资料的专家学者主要有，图书馆学家朱天俊、彭斐章、吴慰慈、张琪玉、刘湘生等，作家叶永烈，历史学家章开沅，专家学者邹荻帆、何满子、绿原等。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祖洽到馆古籍书库了解核物理书籍收藏情况。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写下“我有宝典，举山生辉”的题词。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写下“我为庐山图书馆的读者，是我一生中的荣幸”。20世纪90年代，美国芝罘学校校友会一行10余人到庐山图书馆参观，一位美国友人找到自己50多年前在庐山阅读过的英文版图书《金银岛》，兴奋不已。出生于庐山的英国人查德门女士，在庐山图书馆众多的外文图书中，找到了自己童年时在庐山阅读过的图书课本，并意外地发现她母亲曾签名读过的图书。

在九江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积累的门类齐全、蔚为大观的九江藏书，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其有助于揭示九江古往今来著述的产生、收藏历程、自身特点和发展基本脉络，有利于研究、开发和弘扬九江优秀藏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