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中学堂开学记

■ 冯晓晖

1901年1月，在八国联军炮火下仓皇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开启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其中，教育制度的革新堪称一场彻底革命：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使现代教育体系和教育思想得以全面引入中国。教育改革同样推动了九江地方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在教会学校长期占优的背景下，本地官府与士绅开始兴办新式学堂，赣北第一所公办新式中学——九江中学堂由此而生。

清末新政中的学制重构

中国传统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一个完善且系统的学制。从乡学、县学到书院，都是一段制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书院虽为地方最高等级的教育机构，但实际上更类似于现代的中学。清末时，九江府有濂溪书院（位于今九江市外国语学校附近），南康府有白鹿洞书院。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各租界教会学校的兴办，西式教育体系逐渐传入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中，曾提出学习西方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制体系。但这一改革仅停留在建议阶段，就随着短命的百日维新而夭折。

1901年1月，慈禧太后下诏推动变法；同年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发出了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其中第一疏专门论及教育制度改革，提出多段制教学体系：州、县设小学及高等小学；童子八岁以上可蒙学，十二岁以上入小学，十五岁以上入高等小学；府城设中学，十八岁以上、在高等小学毕业者方可入学；中学三年毕业后，可升入省城高等学校，再毕业者入京师大学。该疏还强调书院应改为学堂，“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

清廷采纳了上述建议。1901年9月，下令将全国书院分别改为大小各级学堂。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次年进一步颁布《奏定学堂章程》（通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发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近代法定学制，标志着新式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江西新学的奠基与推进

在朝廷的明令和全国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江西省的新学体系也随之建立，甚至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出某种领先之势。时任江西学政吴士鉴（1868年～1934年，号絅斋）与江西巡抚李兴锐（1827年～1904年，字勉林）均对学制改革持积极态度。李兴锐出身湘军，曾任上海机器制造局总办，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900年11月他升任江西巡抚后，随即向清廷提出“改科举、设学堂，亦求贤之要务”。

《申报》1901年4月12日头版刊登的《报纪衡才知变系之以论》记载：“悉江西学政吴絅斋宗师岁试瑞州府属时，传见各学教官，谕以八股弗入时务，以正文体；时务亟应讲究，以成通材。并拟咨请江西巡抚李勉林中丞创设中西学堂，俾得造就人才，挽回危局。”

1902年，随着《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按照新学制体系，由府属书院改设的中学堂开始在江西陆续建立，标志着新旧教育体制的真正交替。洪都中学堂（今南昌三中）由洪都书院改办；九江中学堂（今九江一中和九江职业大学前身）由濂溪书院改办；赣州中学堂（今赣州一中）由阳明书院改办；袁州中学堂（今宜春中学）由昌黎书院改办；南康中学堂（今星子中学）设于南康府二贤祠。此外，其他府属书院也陆续改建。

短短两年间，江西十三府及直隶州先后创设中学堂共十四所，并普遍开设英文、算学、史地等新式课程。自1905年起，又有十余所中等学堂陆续落成。江西新学体系的建立，可谓在当时“领一时风气之先”。

九江中学堂的筹划

据《江西省教育志》《江西通史·晚清卷》等史志记载，九江新学堂的建立，不仅在江西，在全国范围内都属较早。《申报》1901年10月29日《浔郡官场纪事》载：“广饶九南道兼九江关监督明华亭观察，于本月初十日拜会前山西学政刘幼云太史，筹商奉旨设立学堂事务。”当时的广饶九南道是江西四道之一，下辖今上饶、九江地区，驻九江府，并兼管九江关事务。

1902年3月，《申报》报道，江西广饶九南道道台瑞澂正筹划办学经费，准备立即开设中学堂。不久，瑞澂又捐出养廉银，在城乡各处设立十所蒙学堂（小学），礼聘教师教育贫寒子弟，并提供笔墨书籍等物品。同时，还派出四位督学，各学堂均已正式开馆授课。

可能正是由于这些记载，使得本省部分史志认为九江中学堂开设于1902年。九江一中、九江职业大学（继承于九江师范）遂以此为校史开端，自称创办于1902年，为赣北地区第一所现代公立中学。然而，1902年的“开设”实际上只是筹办，距离正式开学还早着呢。

仔细想来也是如此，旧学（书院）改为新学（学堂），绝不可能是沿用原址、改个牌子就能运转。课程体系已变，新增了不少从未教授过的课程，那么学生如何招收？教材是否齐备？教师又从何聘请？最关键的是，办学经费是否落实？更现实的是，那时科举考试仍在继续。

因此，创办新学不仅困难重重，也在各个方面面临阻力——延续千年的传统教育体系，岂是轻易能改动的？况且，以清末腐败的行政生态来看，各级官员会不会借此机会中饱私囊，这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事。

拖延中的开学之路

广饶九南道道台在1902年3月宣称开学，然而学堂还没有影子，各种苛捐杂税却先一步来了。5月，九江官府称因遵旨开办中学堂，但经费无着，只得设立“肉捐”，每宰一头猪抽取二百文，以补贴办学。除“肉捐”外，其后又加征“米捐”“鱼捐”“船捐”等等。当然，没人解释，之前的濂溪书院是怎样维持办学的？费用从何而来？为何同样是公办学校，改为新学后就必须向百姓征税？

广饶九南道以开办新学堂为名，借机假公济私、苛派勒捐，弄得民间怨声载道。1903年8月，由于教育税太重（每斤鱼加征二文），再加上江水暴涨影响捕捞，九江百余渔户到道、府衙署焚香叩求，要求豁免加征。有些民营船运公司为了避税，不得不挂靠外国轮船公司名下。更极端的，还出现百姓打砸新学堂的事件；建昌县（今永修县）上万民众因教育税围攻县署，真可谓斯文扫地。

在这么闹腾腾、乱哄哄一片中，1903年9月，九江府颁布了《浔郡中学堂章程》，请注意，并非“九江中学堂”。公告称郡城仅有濂溪书院一所，已改为九江中学堂，现在学舍即将落成，中西教习亦均已分别聘定，兹定于九月间开学。彼时九江府辖德化、瑞昌、湖口、彭泽、德安五县，故初创时的办学章程中规定：

（一）学生额数暂定四十名，候经费充足再议推广；

（二）五县学生额数，拟德化十五名、德安五名、瑞昌六名、湖口七名、彭泽七名。再于正额之外不拘县分，共备取二十名。如各县所送学生不敷正额，另由该县补送；如候至两三月不送，准以备取暂行递补；

（三）备取学生俟正额缺出，按县分别传补。其未补之前，如有向学志切者，准其随班听讲，惟不宿学舍，不供饭食；

（四）所取学生须在年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家清白，文理通顺，志趋纯正，体质强实，无嗜好者，方为合格。先期由父兄家属邀同族邻出具保结，赴县报名投考，该县即照所定额数加一二倍录取，给文送府听候甄别。

那么，浔郡中学堂在9月如期开学了吗？依旧没有。直到10月25日，德化县才组织选拔考试。11月5日，九江知府孙景裴召集五县备取生集中考试，总算完成四十人的招生计划，并宣布11月20日开学。九江中学堂由知府亲任监督（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孝廉张益葆任副监督，孝廉吕璜、周观涛任经史教习，贡生赵辉、万和任英文及算学教习。

这所仅有四名教师，招收四十名学生的赣北第一所公立新学，从“宣称开学”到真正开学，整整经历了一年零八个月。因此，九江中学堂的开办经过大致可作如下概括：1901年开始筹划，1902年进入筹办阶段，1903年11月20日正式开学。由此看来，九江一中与九江职业大学现行校史中的相关记载并不准确：或可称肇始于1901年，或可称开办于1903年，而“创办于1902年”的说法与史实不符。

九江中学堂初期，科举考试仍在继续，新学与旧学两个体系并行共存，士子们真正看重的依旧是科举。直到1905年科举正式废除，旧学体系才算彻底结束，九江中学堂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从九江中学堂的创办过程，不难看出清末“假维新”的真实面貌：上有朝廷革新之令，下却是旧官僚沿袭旧习，甚至借“办学”为名层层摊派，使教育成为百姓难以承受的负担。新学堂从筹划到真正开学历经一年多的拖延，其间的敷衍、腐败、推诿，几乎就是清王朝末路景象的缩影。这样的政治生态，自然难以支撑任何真正的制度革新，王朝的覆灭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在这场名为“新政”的变法中，教育改革却是少数能够真正落地、并留下深远影响的部分。科举的废除、多段制学堂体系的建立，使现代教育理念第一次系统性进入中国，也为地方教育的现代化打开了空间。九江中学堂虽在夹缝中诞生、步履维艰，但它毕竟成为赣北最早的新式中学，可以说，近代九江公办（国立）教育的起点，正是在这场曲折而又必然的时代变动中悄然奠定的。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925488

编辑：方旬瑜

责编：肖文翔

审核：朱静

继续阅读

荐读九江 | 在九江的冬韵里悠然相约

2月1日 09时

1评

荐读九江 | 悠YOU匡庐

2月1日 09时

1评

荐读九江 | 九江藏书文化（上）

1月25日 17时

3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