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 蒙

■ 袁德芳

我家老屋隔壁那个厅堂的光线永远是昏昏的。高高的房梁上，有细小的尘埃在几缕斜射进来的日光里浮沉，像极了光阴本身的碎屑。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旧木头、陈年纸张和干涸墨汁混合的气味，沉静而肃穆，压抑着我们这些六七岁孩童的活泼。杭荣老姑妈便坐在这片昏蒙的光影里，像一尊被岁月蚀刻过的木像。她总是穿着浆洗得有些发硬的靛蓝布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成一个紧致的髻。脸上没有多少表情，皱纹的走向也是向下的，仿佛承受着某种看不见的重量。

老姑妈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们的学堂里没有黑板，没有粉笔，只有老姑妈面前那张暗红色的旧方桌和我们膝上摊开的泛黄线装书。她不教算术，不唱歌谣，只教背书。我们背书的声音起初是怯生生的，蚊子似的嗡嗡响；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渐渐不得不大起来，汇成一片参差却固执的童声合唱，在空旷的厅堂里撞出回声。“人之初，性本善……”那些字句，像一颗颗生硬的、未经咀嚼的豆子，囫囵地滚过我们尚未开蒙的舌尖，落入懵懂的心里去。我们不懂“性相近，习相远”的深意，却在“冬则温，夏则凊”的训导里，隐约觉出一种对父母小心翼翼的恭敬来。

老姑妈手里常握着一柄光润的竹戒尺，有一股说不出的威仪。谁的声音低了，走神了，那戒尺便轻轻落在桌面上，“笃”的一声，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小心脏猛地一缩。她的声音不高，没有教书先生惯有的起伏顿挫，只是将那经文一遍遍复述，仿佛那不是教给孩子的功课，而是她自己日日必修的、与往昔对话的某种仪式。唯有在听到我们背得极其流利，一字不差时，她向下抿着的嘴角，才会极轻微地、几乎难以察觉地松动一下，那大约便是她的赞许。

我那时并不知道“杭荣”这个名字里，藏着一个江南的杭州，和一份门第的荣光。更不知道这位整日与孩童、经文为伴的老姑妈，曾是五品县令的孙女，腹中装着整整一个旧式文人世界的经史子集。我们只晓得她是个一辈子没嫁出去的“老姑婆”。后来，从大人们零星的、压低了声音的闲谈里，我才像拼凑一件打碎的瓷器，慢慢知晓了那个故事，她如何因满腹诗书而被夫婿考校，如何纯真地提笔为自己写下休书，又如何在那张自己亲手写就的纸面前，百口莫辩，被命运的噩梦轻轻一击，便退回了娘家高高的门槛内，再也不曾出来。

知道这些时，我已不在那厅堂里读书了。可那个故事，却像一滴滞重的墨，悄无声息地洇进了我关于那厅堂、关于诵经声的所有记忆里。我忽然有些明白了，为何她的目光总是那样沉静而遥远，仿佛看的不是我们，而是厅堂梁柱后某个虚空里的点；为何她执拗地、几乎带着一种虔敬，要我们将“夫妇顺”“谨为去”之类的句子刻入脑海。她不是在教我们知识，她是在用她毕生信奉却又被这信条所伤的那些晶莹而坚硬的道理，为我们筑起一道她认为安全且正确的堤坝。

她倒是格外称赞我的字，说我腕子稳，笔画里有骨架。有一回，她握着我的手，在毛边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一个大大的“正”字。她的手很凉，瘦而有力，带着常年接触纸张与墨的微糙。“字如其人。”她低声说，不知是说给我听，还是说给自己听，“心正，笔才正。”这话我当时自然不甚了了，只觉得被她握着手写出的那个字，格外端庄，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稳重。因这份鼓励，父亲特意给我买了一块小小的黑板。我用心在上面写字，然后将黑板挂在脖颈上，跑到巷子里去，模仿着货郎的调子稚气地叫卖：“卖字喽——卖好字！”引来邻人善意的哄笑。

后来，我进入小学新的校舍。老姑妈的身影，连同那厅堂的昏光，渐渐被推到了记忆里一个蒙尘的角落。直到许多年后一个微凉的黄昏，我握着女儿的手，教她写下人生第一个歪歪扭扭的汉字。她小小的、温热的手心贴着我，笔下却毫无章法。那一瞬间，毫无征兆地，老姑妈那只凉而瘦的手，她握着我的手写“正”字时的触感，那厅堂里弥漫的陈墨气味，以及那一片稚嫩却响亮的“人之初，性本善”的齐诵……像潮水般轰然漫过岁月的堤岸，将我吞没。我竟有些恍惚了。

我蓦地懂得，我的启蒙，是始于那只冰凉的手所传递的、一种对“方正”的近乎执拗的信仰。那厅堂还在，老姑妈却早已化作故乡山丘上一抔安静的黄土。然而，在每个需要提笔书写的时刻，在无数个人生路口需要作出抉择的刹那，我仿佛总能听见，在那一片记忆的昏蒙的光雾深处，传来竹戒尺落在旧木桌上，那一声清冷而笃定的“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