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轶事

包泽彭

　　我回来了，“大门口”却空荡荡的。

　　站在新祠堂“朝门”的台阶上，举目四望。这里本该有棵老梨树，它曾那样舒展着，枝叶像伞一样撑开，筛下满地晃动的光斑。我的童年，便是在那树下，追着蜻蜓，拾着落叶，看着蚂蚁搬动比它们身体大得多的饭粒。如今，树没了，连个像样的树墩也没留下，仿佛它从不曾来过。只有记忆里那股春日梨花甜丝丝的香气，和夏日里蝉声搅动的浓荫，还顽固地悬在时空里。

　　眼前是重建的包家祠堂，簇新的白墙，森严的黑瓦，门楣上的金字在赣北清冽的阳光下，闪着家族的威严。紧挨着祠堂的那一侧，本该是“新屋”的位置——那栋有着高高天井的老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被推倒，在原址上立起了两栋房屋。那条光溜溜的水泥路，笔直、生硬，取代了从前那条蜿蜒的石板小径。石板路是有灵魂的，雨天，沁出幽暗的水光，踩上去软软的，凉意能透过薄薄的鞋底，传到脚心。如今，脚底传来的是水泥路上的“嗒嗒”声，格外清脆。

　　信步朝东走，不过几十步，那口老古井，还在。曾几何时，这里承载着全村的热闹，也承载着我的全部童年。祖辈说，这口古井从明朝时期包家迁来就有了，具体的时间无从考证。但，古井的轶事却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望下去，暗幽幽的一泓，能照见自己一个恍惚的、微小的倒影。水井呈螺旋式的台阶，大约十一二层的样子。井水依旧清冽，我俯身，用手掌掬起一捧。水是透骨的凉，那股熟悉的甘甜，瞬间从舌尖漫到心底，打通了某条淤塞已久的记忆的脉管。往昔，热闹的担水场面一一浮现。

　　就是这口井，养活了包家一代又一代人。清晨，扁担吱呀，水桶晃荡，泼溅出的水花在石板路上留下深色的痕迹，像一串串潮湿的脚印，通向各家灶台。秋日里，新挖的红薯在这里被一遍遍淘洗，乳白薯浆在木桶里，第二天，将上面的水慢慢倒掉，最后沉淀下雪白的粉，那是大年夜里做薯粉丸子、下火锅的底气。夏日傍晚，从田里归来的人，总要在这里停下，打一桶水，将滚烫的脸膛、晒红的胳膊浸进去，发出一声满足的喟叹。那时，整个村庄的脉搏，似乎都与这井水的涨落、与提水泼水的声响，一起律动着。

　　现在，它静默了。黝黑的自来水管，蜿蜒进每一户人家。井，被遗忘了。我靠在冰凉的井栏坐下，那股清甜还在喉间回荡。闭上眼，那被推倒的“新屋”，便在这井水的凉意里，一寸寸重新立了起来。

　　我“看见”了那个高高的天井。赣北的雨，总是先听到声音。起初是疏疏落落的几点，试探似的敲在瓦上，“嗒，嗒”，清脆而孤寂。接着，像得到了某种许可，雨脚便密了，急了，从四面乌黑的瓦檐上垂挂下来，千万条银线，哗哗地响成一片。天井成了一个巨大的共鸣箱，雨水在里面冲撞、回旋、喧嚷，将整个世界都关在外面，只剩下这一方喧腾的、水汽淋漓的小宇宙。雨停了，积水从石槽的暗孔潺潺流走，天光重新漏下来，空气里满是泥土和青苔苏醒过来的腥甜气息。我和我的一些小伙伴们在青石板小径上，有的用竹子削成的宝剑横砍雨线，有的踩着高跷，哒哒地走在石板中间，耳边从不远处传来大人的声音“莫达倒了哦”。那是一种被庇护的、完整的、与天地风雨直接对话的童年。

　　这样喧闹的雨幕里，有时会撞进一个摇晃的身影。那是三叔公。平日里他是端肃的，背着手，踱着方步。可一到下半年或正月，村庄被嫁娶与年节的酒气蒸得发软时，他便成了另一个人。酒席散后，他总被搀出来，脸色酡红，眼神迷离，看人时脖子是梗着的，头微微向右歪，仿佛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才能将眼前这个晃晃悠悠的世界看个真切。这时节，他是最爱与人“讲道理”的。靠在老梨树斑驳的树干上，他能拉住任何一个过路人，从三国诸葛的失策，讲到公社时期某块田亩的分配不公。舌头是大的，道理却是细的，一根一根，非要与人辩个分明。他人很是好客，尤其是这样的光景，常常拉住过路的熟人，“来……我……家……喝茶”“夜里……在……在……我家……吃……吃……饭”，对方往往笑着客气地敷衍，他也不恼，只兀自点着头，歪着脖颈，像是与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达成了最终的和解。那时的我，觉得这醉酒的三叔公，比平日的他要有趣得多，仿佛那杯中之物，能暂时融化身上的忧伤。

　　雨停了，天井里的水汽还未散尽，空气中便常常飘来一丝熟悉的、微呛的烟味。那气味，是属于四叔公的。他的天地不在屋檐下，而在村子四周那些最陡、最贫瘠的荒坡上。他是个沉默的拓荒者，像一只勤恳的土拨鼠，用一柄磨得发亮的锄头，向荆棘与砾石索要土地。他开出的地，东一块，西一绺，小得可怜，挂在山坡上，像大地衣衫上几块寒碜的补丁。他最郑重的仪式，是烧草木灰。将斫下的茅草、灌木堆成齐整的小丘，覆上薄土，点燃。没有明焰，只有青白色的烟，从土缝里丝丝缕缕地钻出来，笔直地、安静地升上去，在无风的午后，能站成一根淡淡的、古老的烟柱。他常常就蹲在田埂上，望着那烟，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嘟嘟囔囔。你走近了，侧耳去听，那声音含混得像风吹过干裂的土地，什么也辨不清。他是在跟火说话，跟烟说话，还是跟脚下这片刚刚征服、又亟待滋养的土地说话？没人知道。那专注而遥远的神情，让人觉得，他烧的不是草木灰，而是他自己那些无人能懂的、关于收成的沉重的梦。

　　比四叔公的烟柱更安静的，是河滩上田埂边兰博叔和他的牛。他的标志，是那两条总也吃不饱似的黄牛，和他那永远卷不齐整的裤脚。解放鞋是标配，沾着泥巴，一只裤脚高高卷到小腿肚，另一只却只松松地挽在脚踝，就那么一高一低地挂着，形成一种古怪而和谐的不对称。据说也是幼时一场急病落下的根。他说话极慢，未开口，嘴角先要神经质地抽动两下，仿佛在艰难地发动一个锈蚀的齿轮。“牛……嗯……去……那边……”话音是沉甸甸的，一个字一个字，慢得能让人看见它们从嘴里掉出来，落在地上。他的牛却懂他，温顺地跟着他，将大把大把丰腴得近乎静止的时光，嚼得沙沙作响。夕阳西下时，他牵着牛，拖着长短不一的影子，慢吞吞地踱回村里。那身影，那节奏，本身就是一首古老的、关于黄昏的谣曲。

　　井水的凉意，将我从往事里拽回。夕阳正缓缓沉向远山的脊线，给崭新的祠堂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却也将它的影子拉得更长。

　　一切都变了。屋宇、道路、饮水的方式、生活的节奏。像一场势不可挡的潮水，卷走了旧的滩涂，塑出了新的岸线。三叔公的醉话，四叔公的荒烟，兰博叔慢吞吞的黄昏，还有那天井里的雨声、梨树下的阴凉……都成了这潮水退去后，留在记忆深处的、光滑的卵石，只有自己才知道它们原来的位置与温度。

　　我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那口老井。井水幽深，依然清亮地映着一天最后的微光。它还在那里，虽然不再被需要，却依然是一切的源头。也许，新农村的变迁，就是古老村庄另一种形式的“活着”。那些被推倒的，被砍伐的，被遗忘的，并非真正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与井水一起，沉淀在每一个如我一般回望者的血脉里，成为我们走向“崭新”时，脚下那块最沉稳的、不曾移动的基石。

　　夜气渐渐漫上来，我该走了。转身离开时，喉间那缕井水的清甜，就像藏在心里的乡愁，仿佛更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