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升学梦

文/袁德芳

前些日子，整理旧物，翻到一本当年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用蓝墨水工整地写着“汪墩中学”几个字。那墨水洇开了些，像一滴陈年的泪。我怔住了，一股遥远而熟悉的涩意，漫上心头。那不是泪，是少年时，一场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雨，浇透了那条三十多里的上学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下，读书是件稀罕事，尤其对女孩。家境是一道坎，人言是另一道更深的坎。我读小学六年级时，全公社万把人，就我们一班三十几个六年级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升中学，难。那念想，却像一粒被春风无意吹落的草籽，偏在最贫瘠的心田里，悄悄地、顽固地生了根，拱出一星嫩芽，在无数个煤油灯摇曳的夜晚，给我一种近乎奢侈的盼头。一九六五年夏天，我竟真成了汪墩中学录取的七名学生之一。和我一同考上的，还有邻公社苏山的八名学生，其中有个女生，叫徐会珍。这个名字，后来常常和三步一滑的泥泞路，以及桥下哗哗的流水声，连在一起。

从家到学校，三十多里，山一程，水一程。中间有座石桥，其中一孔，只搭了根孤零零的木头，走上去晃晃悠悠，下面是湍急的河水。我们每周六回家取米取菜，周日再返校，全靠一双脚。苏山的同学要经过我们村口，我便成了那个“瞭望哨”。趴在老屋的木格窗后，眼巴巴地望着村外那条小路。直等到几个熟悉的身影，移过村北那个叫“柳峦”的坡，我的心才一下子落到实处，赶忙拿起竹扁担，一头是米，一头是母亲备好的熟菜，急匆匆地赶出门去“会师”。

路途因此变得轻快起来。少年人的脚力，仿佛能踏平一切坎坷。最难走的独木桥，成了我们搀扶牵手、彼此打气的见证。会珍话不多，走路却稳当。有时我挑着担子，步履蹒跚，她会在前面回头，轻轻说一句：“慢点，看准了再下脚。”那声音清清亮亮的，像桥下的水。若偶尔哪个周六，她去了在徐埠供销社工作的父亲那里，没能同行，我独自走在那条忽然变得空落落、漫长无比的路上，心里就像缺了一角，风直往里灌，灌得人没着没落。

最狼狈的一次，是返校时遇上瓢泼大雨。山路成了泥潭，我一脚踏空，摔得满身泥水。更要命的是，菜筒滚出老远，盖子开了，一个星期的菜肴，全扣在了泥浆里。到了学校，我默默用半斤酱油拌着白饭，吃了整整七天。饭是咸的，心却有点苦，又有点莫名的倔强。那会儿不懂什么叫“生活不易”，只觉得，书总要读下去的。

初入中学，一切都是崭新的、发光的。坐在略显拥挤的教室里，心却敞亮得像秋日的天空。我觉得自己正稳稳地踏上了通往高中、大学的第一级石阶。语文课第一篇作文，赵宗仁老师给了我九十五分，评语夸赞“像一篇散文诗”。美术课上，高国英老师单单叫我一人出去写生。那点儿被认可的喜悦，像火苗一样点燃了我心里更多的东西。我如饥似渴地翻着崭新的课本，觉得每一页纸都散发着好闻的、未来的香气。

然而，那香气太短暂了。刚翻过不多几页，第二个学期，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一切忽然变了调。学校通知我们把课本统一退回新华书店。发下来的，是红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琅琅书声，很快被激昂的口号取代。再后来，课停了，满校园是墨迹淋漓的大字报，空气里弥漫着陌生的、躁动的气息。

那年秋天，我作为十分之一的比例选出的学生代表，同全校24名同学，跟随向国柱校长和程平荪、吕敬前老师会同全县师生代表，挤上咣当作响的绿皮火车，辗转三天三夜，到了北京。我们住在西单手帕胡同的一所小学里。北京的十月，风已经有些硬了。我们被安排去清华、北大参观，满目所见，只是层层叠叠、墨色浓重的大字报，像一道道无声的、巨大的墙。心里那份初到首都的兴奋，渐渐被一种茫然淹没。

十月二十六日，凌晨四点，我们被急促地叫醒，在漆黑的寒风中跑向一条宽阔的环形公路。有人低声说，等着毛主席接见。我们从清晨等到午后，腿脚早已麻木，心却悬着。下午一点二十六分，摩托车引擎声由远及近，人群瞬间沸腾。我踮起脚，在无数晃动的帽子和手臂缝隙里，看见一队敞篷吉普车驶来。第一辆车上站着毛主席，他向我们这边挥了挥手。车队很快过去。那一刻的感受很复杂，有激动，但更多的是一种被巨大洪流裹挟着的、不知所措的渺小。

回到学校，一切已面目全非。同学们四处串联去了，教室空空荡荡。等大家陆续回来，浪潮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更加汹涌。平静的校园成了战场，“造反”与“保守”的争论，很快演变成肢体冲突。老师们被拉上台，低着头，胸前挂着沉重的木牌。我看着，心里像堵了一块浸透凉水的破棉絮，沉甸甸，冷冰冰。我不懂那些高深的道理，只是本能地觉得害怕，觉得“不该是这样”。于是，我尽可能地躲开，寻一个僻静的角落，翻看那些侥幸未被收缴的旧书。可书里的字句，也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变得模糊难辨。

初中三年，像一个被骤然掐断又胡乱拉长的音符。真正坐在教室里安心听课的日子，只有一个学期。其余漫长的时光，都在游行、辩论、批斗和无所适从的自习中，荒芜地流走了。一九六八年，一声“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号召，为我们这届学生仓促地画上了句号。我收拾起简单的铺盖，回到那个我挑着米菜走出来的村庄。汪墩中学，成了我一生最高的学府。

那粒曾在我心里悄悄发芽的升学梦的种子，没有长成大树，甚至没来得及开花，就在那个喧闹而苍白的年代，无声地枯萎了。它成了我心底一道极浅又极深的印记，平日里看不见，只在某些时刻，比如触摸到一本旧语录，或是听到一场夜雨敲窗时，才会隐隐地浮现出来。

而今，我已是白发苍苍。走过许多路，也见惯了许多事。那个遥远的梦，连同那座晃晃悠悠的独木桥，桥下清澈湍急的流水，雨中打翻的菜筒，以及北京秋天寒风中漫长的等待，都沉淀成了生命底色里的一部分。它们不再尖锐地疼痛，只是化开一片淡淡的、挥之不去的潮气，让我在往后所有晴好的日子里，都格外懂得，脚下每一寸平稳的道路，窗前每一刻安宁的时光，是多么珍贵。那束曾指引我的光，熄灭了，却把对光明的渴望，永久地烙在了我的魂里。

作者简介

袁德芳，中共党员，都昌县苏山乡鹤舍村人，1951年生，字兰生，号元辰山人。曾从事教师、乡镇群众文化、乡镇政务等工作，退休后涉猎格律诗词，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江西省诗词学会会员、九江市诗词联学会会员、都昌县诗词学会会员、苏山诗词分会会长兼《三山吟墨》诗刊主编。诗作散见于《中华诗词》《江西诗词》《匡庐诗词》《都昌诗词》等刊物。偶尔也写些散文，散文书写细腻，在朴素真切的叙述中透出对人性的洞察、对苦难的包容和对美好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