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德芳

从我记事起，老屋东边房里，就住着叔祖母。她总是穿着那身洗得泛白的蓝布衫，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紧紧的发髻，用一根磨得光滑的乌木簪子固定着。清晨天还未亮透，就能听见庭堂窸窸窣窣的声音——那是她在整理供佛的香案。三炷清香点燃，青烟袅袅升起，她便跪在蒲团上，闭目诵经，声音轻得像风吹过竹林。

厅堂常年弥漫着檀香的味道。正面靠鼓皮的香案上，供着一尊小小的观音像，瓷色已经有些发黄，却擦得一尘不染。观音面前，一碗清水，几碟素果，都是她自己省下来的。她吃长斋，真正的长斋——不仅不吃荤腥，连葱蒜韭菜这些“荤”的蔬菜也一概不碰。我问过她为什么，她摸着我的头说：“吃了这些，嘴里有浊气，菩萨闻了不喜欢。”又说：“青菜豆腐汤，吃得保平安。”其实我那时不懂，叔祖母吃的哪里是斋，分明是人生的苦。

父亲告诉我，叔祖母年轻时也是有过盼头的。她唯一的女儿富阳，生得聪明伶俐，在本村浣香斋学堂念书，能背《诗经》，会写小楷。叔祖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女儿身上，指望她将来能有出息，能让自己老有所依。可命运偏要捉弄人，刚出学堂门，富阳便嫁给娘家桶田坵与表兄成亲，头胎难产，母女都没保住。送葬那天，叔祖母没有哭出声，只是死死攥着女儿出嫁时穿的嫁衣一角，指甲抠进了布料里。

从那以后，她就信了佛，吃了长斋。也许是因为她觉得，这辈子造了什么孽，要用这样的方式赎罪；又或许，她只是需要一个精神寄托，好让自己在漫漫长夜里有理由继续活下去。

叔祖父的事，我是后来才断断续续听明白的。曾祖父成英公有两个儿子，我亲祖父训荡和叔祖父训巍。两人都在南京开瓷器店，叔祖父还当过国民政府福建惠安警察署署长。可他一直在外，从未带叔祖母去过南京。有人说他在外另有家室，也有人说是时局动荡不便携带家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历史问题，他不敢回乡，隐姓埋名去了云贵一带行医。叔祖母就这样被遗落在时间的角落里，守着几亩薄田，等着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土改时，父亲从景德镇回来分得了土地。他写信让在南京的大伯也回乡分地。大伯过继给了叔祖父，按理是叔祖母的继子。大伯一家回来了，可大伯母坚决不肯赡养叔祖母。生产大队只好让叔祖母吃了“五保”。

那些年，叔祖母的生活简单得像她供佛的清水。春天，她会去后山采蕨菜、拔竹笋；夏天，她在屋后种一小畦茄子、豆角；秋天，她捡拾落地的板栗、山核桃；冬天，她就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手里永远拿着一串磨得发亮的佛珠。她不怎么说话，但对我们这些孩子总是温和的。我常去她房里玩，她会从那个褪了色的红漆木箱里，掏出几粒冰糖，或者一块自己晒的红薯干给我。

“文革”来了，一切都变了。政府发现叔祖母有继子，取消了她的“五保”。她搬去了大伯家，可大伯母的脸色比冬天的霜还冷。有几次我去大伯家，看见叔祖母端着碗蹲在灶房门口吃饭，碗里只有几根咸菜和半碗稀粥。她吃得慢，大伯母就在旁边不停地唠叨……

那年深秋，老舅公来了。他是叔祖母的弟弟，已经七十多了，拄着拐杖，从二十里外的村子走来。老舅公把我们全家和大伯一家叫到一起，说要“说道说道”。堂屋里，煤油灯的光晕昏黄，每个人的脸在光影里明明暗暗。“姐，”老舅公对叔祖母说，声音有些发颤，“你这辈子，苦够了。”然后他转向大伯：“训巍不在，你就是她儿子。做人要讲良心。”大伯低着头不说话，大伯母却说道：“我们自家都吃不饱，哪有余粮养她！”说后，屋里沉寂了好一会儿，母亲突然站起来：“我们来养。”父亲惊讶地看着母亲，母亲却平静地说：“你是侄子，我是侄媳妇，也应当尽这份孝心。”就这样，叔祖母搬来了我家。她不肯白吃饭，抢着帮忙干活。眼睛花了，还坚持缝补衣裳；腰弯了，还帮忙摇一摇摇箩。她依然每天早起供佛、诵经，只是供桌上，母亲会悄悄放上一个新摘的橘子，或者几块糕点。

在我家最后的十年，叔祖母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她会在我子女放学时，站在门口张望；会在雨天，给孩子们讲她年轻时听来的故事；会在除夕夜，用红纸给孙辈包两毛钱的压岁钱——那是她攒了许久的。

临终前那个夏天，叔祖母已经下不了床了。有天午后，阳光很好，她让我扶她坐起来，指着墙角的红漆木箱说：“打开。”箱子里没有金银，只有几件旧衣裳，一叠发黄的信纸，还有一个小小的布包。她让我打开布包，里面是叔祖父和富阳姑的瓷板画像。“埋起来吧！”她说，声音轻得像叹息，“都过去了……”

之后，我没有听从她的临终嘱托，而是把叔祖父和富阳姑的瓷板画像恭敬地安放在庭堂的神案上，让后辈记得这被时间淹没的面容。

叔祖母是在一个清晨走的，和她往常起床诵经的时间差不多。走的时候很安详，像是终于完成了一场漫长的修行。下葬那天，天空飘着细雨。坟地在灯山向阳的坡上，旁边有棵老桂花树……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在寺庙里闻到檀香，或者看到老人安静地捻着佛珠，就会想起叔祖母。想起她晨起诵经时虔诚的侧脸，想起她给我冰糖时温暖的手掌，想起她在生命最后时光里那抹难得的、平静的微笑。她吃了一辈子长斋，清汤寡水，粗茶淡饭。可我知道，她的心里始终亮着一盏灯——那是对逝去女儿的思念，是对未归丈夫的等待，是对来世安宁的期盼，更是对人间善意最后的信任。这盏灯不够明亮，不足以照亮她坎坷的一生，却足以让她在漫长的黑暗里，一步一步，走得尊严，走得坚定。

而我有幸，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路上，为她添过一勺油，拨过一回灯芯。这大概就是血缘的意义——不是必然的承担，而是选择的温柔；不是法律的义务，而是人心的照亮。

作者简介

袁德芳，中共党员，都昌县苏山乡鹤舍村人，1951年生，字兰生，号元辰山人。曾从事教师、乡镇群众文化、乡镇政务等工作，退休后涉猎格律诗词，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江西省诗词学会会员、九江市诗词联学会会员、都昌县诗词学会会员、苏山诗词分会会长兼《三山吟墨》诗刊主编。诗作散见于《中华诗词》《江西诗词》《匡庐诗词》《都昌诗词》等刊物。偶尔也写些散文，散文书写细腻，在朴素真切的叙述中透出对人性的洞察、对苦难的包容和对美好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