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90岁生日,在夜深人静时我又想起了老母亲。我的母亲徐方氏,1904年出生,1995年离开我们,至今整整30年了。30年来,我对苦难深重老母亲的思念,时常在心中隐隐泛起。
母亲出生在安徽省枞阳县浮山镇白果树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她是独生女。外公在我母亲3岁时便离世了,留下外婆与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母亲没有亲兄弟,但堂兄弟众多。1948年春,我在枞阳县拔毛山张家祠堂小学读书,因离外婆家较近便常去探望,那时家中还有大外婆、二外婆、四外婆、五外公外婆和小外婆,舅舅有大德、二德、三德、四德、德生、德祥。由此推算,我外公外婆应是排行第三。
儿时,母亲曾对我说,她小时候本有机会读书,但外婆心疼女儿,怕私塾老师管教严厉让她受委屈,读了两天便没有读了,这一时之错影响了她的一生。母亲23岁时,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的父亲。父亲之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妻子姓王,家在离我祖籍榆店村不远的王家大院,后因难产不幸离世。父亲因此深受打击,又染了风寒,患上肺结核。父亲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四,外婆或许是看重我父亲相貌俊朗且识些字,当时在孔城镇的商店当店员,家里又人丁兴旺,便应允了这门婚事。
婚后,父母夫妻恩爱,在外婆的支持下,先与人合伙开了家南货店,3年后又独自创办了“恒昌祥”南货店。可惜好景不长,突遭横祸店铺被土匪抢劫一空。而此时外婆已去世,无人再给扶持,店铺最终关门倒闭,一家人只能靠摆摊维持生计。那时我尚未出生,家兄恒祥已有四五岁了。
我曾从一张照片上见过外婆。那是一张约20寸的大照片,外婆端坐在一张四方桌的右侧,父母牵着家兄站在左侧。可惜1969年发大水冲倒了房屋,这张照片被砸坏,未能妥善修复保存,后来便遗失了。我对外婆的唯一印象,只留在这张照片的记忆中,除此之外对外公外婆再无其他印象。1985年我调到九江军分区工作后,因离安徽老家较近,每到清明常回去扫墓,前几年委托表弟方建平将外公外婆的墓地重修,以寄对先人的敬重和怀念之情。
外婆去世后,母亲的生活没了照应,几十年来一直在艰难中度日,一边照顾病重的丈夫,一边挣钱养家糊口。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吐血,每天早上茶杯里都有大半杯带血的痰,我经常拿去冲洗。
1938年,日军侵占桐城县城,我们所在的孔城镇离县城不远,全家跟着逃难的人群外逃。逃难回来后,父亲身上只剩下两块银元,没钱再租住原来的房子了。父母便用一块银元在胡宏海先生家后院盖了两间草屋,墙壁是用芦苇编的,冬天屋里屋外一样冷得刺骨。为了防止大雪压垮草屋,父亲用竹竿扎成耙子,时常将积雪耙下来。母亲又用半块银元买了一架土制卷烟机,剩下的半块银元作为流动资金,买些烟叶和烟纸周转。每天夜里,母亲卷纸烟,父亲包装,第二天一早母亲便把纸烟拿到街上摆摊售卖。我记得小时候也帮着包过纸烟,还拿着长长的纸烟叼在嘴上玩,但从未抽过,也养成了不抽烟的习惯。
在母亲的勤俭操持下,大约在1944年,家里在街上租了一间门面和两间房子。在狭小的空间里,母亲为了生计,在厨房的桌子底下养了一头猪,一日三次地喂。为了不让猪在屋里拉屎拉尿,每天深更半夜母亲都要起床,把猪赶到大门外,交由打更人赶到后街排泄。打更人拾粪卖给农户,再把猪赶回来,母亲又要起床开门让猪进屋,夜复一夜很是辛苦。经过母亲的精心喂养,小猪长得挺快,记得有一个月长了32斤,这是很少有的。猪养到一百二三十斤便卖给邻居的屠宰店。每次杀猪时,家里都会留下猪血和一点猪肉,除了自家吃一点,大多送给邻居,以答谢他们对养猪造成的打扰给予的包容。
平时母亲摆摊卖纸烟、针、线和杂物,冬天也卖些取暖火盆和水果。她的心算能力非常好,无论顾客买了多少东西,都能立刻算出价钱,从未出过差错。每到腊月,母亲就用桃木刻门神(过年贴在门上驱邪挡煞)。虽然她目不识丁,连门神上的字都认不得,但刻得栩栩如生,卖得也很快,每年都给家里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过年时全家人也因此格外欢乐。
1948年8月,我离开家到桐城县城关镇当学徒,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这8年间母亲时刻关心惦念着我。我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喜出望外,总要杀只鸡,先将鸡杂煮了给我吃,然后将鸡炖好让我慢慢吃,心疼我在外面受苦。每次离家,母亲都会拽着我关切地叮咛,有时眼里还含着泪花,目送我走出很远很远。
1952年,我弟弟国泰因被蚊子叮咬染病夭折;1954年,父亲旧病复发,不幸去世。两个亲人接连离去给全家带来沉重打击,母亲更是悲痛欲绝。父亲32岁与母亲结婚时,就已经患上了肺结核,也就是过去俗称的“痨病”,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记得母亲时常买些猪心、猪肺和乌龟,精心炖煮后给父亲补充营养。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父亲活到59岁才去世,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
父亲去世时,我已在桐城县人民银行工作,母亲有了我的照顾,日子过得还算平稳。1956年2月,县里首次征召义务兵,号召党员、干部带头报名参军。我义不容辞地报了名,最终被选上,要去福建前线部队服役。这样一来,母亲就只能回到农村,跟我哥哥一起生活。她在城镇生活了几十年,突然要到农村自然很不习惯。出于不舍、担心和生计,母亲坚决反对我参军,哭得死去活来。记得我在桐城汽车站乘车离开时,母亲由我同事陪着,哭得浑身颤抖。我心里也十分难过,但参军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只能挥挥手让她快回去。
母亲到了农村后,生活极为艰难。她的脚是“三寸金莲”,走路都很困难,更别说参加田间劳作了。我到部队后,每月津贴费只有6元,一年总共72元。我省吃俭用,一年寄回55元,再加上两斤桂圆干。每月只剩下1元钱,还要买牙膏、肥皂等日用品,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1959年3月我提了干,便坚持每月寄10元给母亲,她的生活才慢慢有了一些改善。虽然她不能直接参加劳动,但家里的生活安排和人情往来,都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全村人都非常尊敬她,尊称她为“徐四奶奶”。
到了晚年,母亲每天起床后,都要先喝一杯茶,然后再吃早饭。当时村里的猪肉卖八角四分钱一斤,她有时就花五角钱买几两肥肥的五花肉,用瓦罐炖成汤,泡着炒米或煮面条吃。母亲一辈子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她的房里有一个老旧橱柜,里面偶尔存点晚辈孝敬的食品。她有时会打开柜锁,拿出一些给孩子们解解馋,然后笑眯眯地在一旁看着,或者“骂”一声小馋猫。母亲92岁那年,有一天在柜子里拿东西,不慎跌倒,两天后就离世了。母亲安葬在离家乡孔城镇不远的南口乡小松庄祖坟地,靠近父亲的墓。
回顾母亲的一生,3岁丧父,中年丧夫,历经了生活的苦难与艰辛,在困苦中隐忍坚韧地挣扎。晚年家里经济状态有所好转,在我兄嫂的悉心照料下,她才算苦尽甘来享了一点福。母亲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贫苦妇女的一个缩影,她们用瘦弱的身躯艰难地护佑了一个个家庭。而今,母亲已离开30年,我也老得难以再回家乡给她扫墓了,想起母亲的时候,总会想起母亲的墓静静地躺在那片茶树林旁,青青的茶树会带着我的思念日夜陪伴她老人家。
□ 徐恒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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