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土无言

■ 梁 莉

赣北永修，立新中村。这个名字蜷缩在江西省地图的东北角，如一枚被岁月磨淡的墨点，渺小得无人知晓，却是我血脉中永不迁移的原乡。

我的祖父，是这片红壤上最寻常的农人。盛年时，他脊背宽阔，能稳稳背两袋稻谷行于窄窄田埂。嗓音洪亮，目光如炬，手掌粗砺如树皮，胳膊结实如老根。他的一生，从晨光熹微到日头西沉，皆在田垄间来回奔走。稻子青了又黄，岁月在泥土间沉淀，他的每一次呼吸，都混杂着生机与土腥的气息。他常说：“人吃土一生，土吃人一回。”未曾想，一语成谶。

那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赣北沦陷的第二个秋天。日军某师团一部驻扎永修。九月，霜气还未真正袭来，田畴中漾着谷物成熟的焦香，也弥漫着一种隐约的、无声的恐慌。那时的祖父，正俯身在稻田中，指尖一遍遍摩挲着饱满的穗粒，心里悄悄盘算，等缴完租，或许还能剩下几斗，换半斤肥肉，给孩子们的灶头添点油腥。

突然，几声凄厉的犬吠，如刀片般划破了午后的宁和。田埂上蹿出几个黄褐色的影子——是日本兵。他们军服硬挺，脚步杂乱，手中的枪刺在明烈的秋阳下，反射出冷硬、锐利的光。那种光，不属于这片温软的土地。他们嘴里“呜里哇啦”地吼着听不懂的话，像一股突如其来的浊流，蛮横地冲垮了田埂的界限。哭喊声、叱骂声、零星的枪声，瞬间将村庄的安宁撕得粉碎。

后来才断断续续地知道，只因附近据点有几个日本兵失踪，他们便毫无根据地认定是村民勾结游击队所为。没有审问，不需证据，报复就像一场猝不及防的冰雹，又冷又硬，砸向手无寸铁的村人。

祖父与其他7个乡民像牲口一样被驱赶、被聚拢。任何一丝迟疑，招来的便是枪  托的猛击和听不懂的咆哮。他们被反缚双手，一路推搡踢打，押至修河畔一片湿润的滩地。

鬼子用刺刀在地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圈，命令他们挖。铁锹入手冰凉，祖父与乡邻们面面相觑，只一刹那，全都明白了。这些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挖过井、掘过渠、埋过种，每一锹都怀着对收成的期盼，对明天的渴望。唯有这一回，他们挖的是自己的坟。

铁锹起落，无人言语，唯有泥土被翻动的闷响和修河无休无止的水流声，衬得天地间一片死寂。坑，越挖越深；天，愈显高远。冷漠得令人心寒。

坑成，齐人深。日军“呜里哇啦”地呵斥着，用刺刀将他们逼向坑缘。8个人，像秋收时被割倒的稻捆，依次跌入坑中。我的祖父是最后一个下去的。他回过头，最后望了一眼：他的田黄了，他的村静着，他看了四十多年的天空，依旧蓝得冰冷、透亮。然后，他纵身跳了下去，与他的乡邻们脊背相贴，紧紧靠在一起。手指依然紧攥着，仿佛还握着什么。

泥土，随即劈头盖脸地落下。初始是细碎的土块、石子，敲在额头肩颈，噼啪作响；继而便是连绵不绝的黑土倾泻，仿佛天塌了一般。有人开始嘶声哭泣，有人喃喃诵佛，声音断断续续，被泥土压得扭曲变形。埋至胸口时，每一次呼吸都变成一种嘶哑的、痛苦的拉扯。据远处深草中一人侥幸窥见全程的远亲回忆，我的祖父始终没有说话，他甚至没有挣扎。他只是极力地、固执地仰着头，目光穿过纷扬如雨的泥土，死死盯着头顶那一方尚未被遮蔽的、赣北秋日冰冷的蓝天。直到黄土，彻底封住了他的眼，他的口，他的凝望。

所有的声音，终于寂灭了。世界，归于黑暗。

日本兵们的嬉笑声、脚步声渐行渐远。只有修河水，兀自流淌，汩汩不息，像大地平缓而冷漠的脉搏，对刚刚发生的惨剧无动于衷。

惨案后的深夜，亲族乡邻曾偷偷聚在一起，想去刨尸收殓，让亲人入土为安。但日军巡逻严密，火把的光亮在河岸来回扫荡，最终谁也没敢动。那八具尸身，便永远地、沉默地融入了修河岸边的泥土，再未能起出。后来有老人说，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总觉那块地儿的草，长得比别处茂盛，年复一年，绿得惊心，绿得悲伤。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立于同一片河岸。春风拂过，稻浪千重，鸭群嬉水，一片太平景象。我蹲下身，抓起一把微凉的黑土。它湿润，细腻，带着永恒的腥气。这抔泥土下，埋葬着我未曾谋面的祖父，埋葬着他最后的愤怒或平静。没有墓碑，没有标记。

修河依旧东流，它带不走岸边的记忆。它反复呜咽的，不仅是八位农民的命运，更是一个民族被迫沉默时的全部尊严。而这土地之所以厚重，正因它沉淀了无数如此的牺牲与掩埋。

当我的手离开泥土，我知道有一些东西已从指尖渗入血脉。微凉的泥土仿佛还残留着当年的温度，而我掌心紧握的，是一把沉甸甸的、尚未说出的历史。

人，终归于土。而厚土，始终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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