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九江丨浔阳江边的电影历史与记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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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江边的电影历史与记忆（上）

■ 沈鲁

电影入赣第一城

2024年7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和我的学生共同撰写的《江西电影史》。这本《江西电影史》是第一部关于江西电影历史发展的通史。既然是通史就是时间跨度大，时间起点明确。而这个时间起点就是有明确文献记载的1898年的九江。电影传入江西，最早始于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898年，江西九江赣北教区的化善堂放映了一场美国的电光影戏，第一次让江西人看上了电影。根据当时的《湘报》报道：“1898年，江西九江城内放映‘美国电光影戏’，在化善堂开演，每人戏资百文，先行买票，至晚凭票入内观剧。其所演各戏，系用电光照出，无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关于这次最早的电影放映活动，一本名为《近代社会风俗变化漫话》的书中也有记载：“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江西九江城内放映‘美国电光影戏’，配以留声机。所唱各戏，皆音韵调和，娓娓可听。观者皆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莫不鼓掌称奇。”

九江化善堂位于原市内有名的洋街，也就是后来的大中路上。“坐落在今靠近四码头西约100米的地方，是一座基督教美以美会（后称卫理会）的礼拜堂，它平日担负着传教、做礼拜的任务”。这里成为早期电影入赣的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放映地址。化善堂作为江西历史上第一场电影的放映处，如今已没有任何痕迹。

作为近代外国教会在华中地区传教的重镇，九江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也留下了早期的电影放映活动记录。自1895年英国驻九江领事与九江道台签订《牯岭十二条》，同意出租庐山长冲一带土地之后，上庐山建房屋避暑休养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建房的业主们为管理这个牯岭避暑胜地，提议通过选举产生代表，组建了“市政议会”作为常设的管理机构。“市政议会”于1899年正式成立，具体办公地点“市政议厅”位于今日庐山的牯岭镇中二路8号。该会议厅“俗呼影戏院，实为市政议事厅兼演影戏之用，楼凡两层，上层高三十尺，约容千余人”。“影戏”者，是其时中国人对早期电影的“通称”。据此，可以推测1899年以来外国人聚居的庐山牯岭镇或许有着常态化的早期电影放映活动。

我在撰写《江西电影史》的过程中，很少能获得有关民国时期九江城内电影放映活动的记载，关于民国时期九江的影院情况也少有记录。20世纪80年代末，由九江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编纂的一本没有公开出版发行的《九江电影志》有一些珍贵的记载：现湓浦路西侧一座由旧货栈改建的九江大戏院，曾在1933年开始放映电影，但开业时间不长。早期放映的影片有《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等。后来，夏季的九江，有人在孤溪埂湖滨广场露天放电影。靠湖边，有人用木板搭成阶梯，摆设藤椅，售高档票价。前排在地上钉木桩，铺长条木板，售低价票。1934年以后，在九江可以看到由胡蝶、高占非、王献斋等上海明星主演的《桃花江》；赵丹、白杨主演的《十字街头》；袁牧之、陈波儿主演的《桃李劫》等电影。抗战期间，在现环城路群艺馆旁原连城戏院隔壁曾有一家电影院。在庾亮南路二菜场对面的城建局礼堂旧址，曾有一家由日本人开设的电影院。售票处挂过明星照片，放过《济公活佛》等片，后来某夜被大风吹塌，变成一片瓦砾。抗战胜利后，九江有一家青年电影院开业。开业之初，观众上座率很高，放映的《千里送京娘》曾轰动一时。此后，由于国民党伤兵不买票观影，横冲直撞，打人闹事，经常与维持秩序的士兵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电影院最后被迫停业。1947年1月，这家电影院改名为唯一电影院。由于片源等问题，它最后也关闭了。1947年下半年，有人在化善堂附近开设了光明电影院，约三四个月后，又关闭了。作为“电影入赣第一城”的九江却偏偏在早期江西电影放映史上没留下什么可圈可点的历史踪迹。南昌最早的电影放映得益于九江城里的外国传教士“南下”。

不过我倒是看到过一则关于畅想民国九江电影的趣闻。一位叫杨敏时的民国《时事新报》记者在1929年2月2日第13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所望于今后之电影界者（下）》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既有感于20世纪2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早期中国电影业已经有了一些繁荣发展的态势，但也不满于困囿于资本投机浪潮中的早期中国电影所产生的若干乱象。于是，作者在文章里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富于想象力的建议：“将九江庐山附近的地方打造成中国的好莱坞。”并且作者给出了建议的理由：“所以我主张摄制影片的工场，应当移设到九江庐山附近的地方去，那边风景秀丽、空气纯洁，远在西湖泰山两地之上，就是交通也很便利。把工场设在那里，不但可以收摄多式的山川景物，职员们亦可专心致志自己的技术，无万恶社会之诱惑，演员们亦可借着纯洁空气的陶养，改善自己的性情，助长活泼的精神。以至今各影片公司职演员之多沉迷十里洋场中，浪漫奢靡，戕贼心性，诚天堂地狱之别。故曰：摄制影片工场迁地为良，而中国的好莱坞亦于焉成就了。”这位杨敏时先生对于“九江庐山附近的地方”充满了信心十足的想象，也代表了他对于即将走进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中国电影的某种匡正与革新的愿景。

难忘的小城故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九江与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迅速进入了全民观影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从那个时候起，浔阳城内出名的影院一下子多了起来。比如红旗电影院、朝阳电影院、天鹅电影院与甘棠公园的地下电影院。这几家电影院有的是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影院建设大潮的历史产物，有的则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建设。这些影院承载了九江人在那个迄今为止最广泛、最热闹的大众电影时代里，最鲜活的电影记忆与生活体验。或许还应该算上20世纪80年代某些机关大院与国营企业里的单位影院，我就有过在塔岭南路行署大院大礼堂看电影的童年经历。在我的记忆中，大礼堂很大，大礼堂外面的报刊阅览玻璃橱窗里还时常有电影宣传海报与故事简介，如陈强与陈佩斯父子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喜剧电影的海报。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电影记忆都是朦胧的。若干年之后，当我埋头于电影书籍，开始系统学习电影知识的时候，这些朦胧的电影记忆居然一一复活了。比如当代主流中国电影史通常认为20世纪80年代时，国内曾经出现过一波娱乐片创作浪潮。此时，我想起了小学时候与同学玩伴们在八角石朝阳电影院观看《东陵大盗》《黄河大侠》《天下第一剑》的时光。浔阳东路上的朝阳电影院是距离我家最近的电影院，无论父母单位的包场电影活动，还是双峰小学或九江二中（现同文中学）的有组织观影活动，一般都首选朝阳电影院。

我看到的第一部谢晋导演的电影应该就是朝阳电影院放映的《高山下的花环》，我看到的第一部中国台湾出品的电影应该就是朝阳电影院作为内参片放映的《白屋之恋》。多年以后当我再一次看到周星驰的电影成名作《一本漫画闯天涯》时，突然记起这个电影我曾在中学时代看过，观影地点也是在朝阳电影院。此外，我还有很多难忘的回忆。比如20世纪80年代《红高粱》里那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20世纪90年代《妈妈再爱我一次》带来的催泪，还有20世纪90年代第一波同步被引进国内的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阿甘正传》《泰坦尼克号》等等。朝阳电影院和九江市内其他电影院，在20世纪90年代末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录像厅，可以说是对影院电影的一种补充。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部分电影产品都未必适销对路，于是人们开始寻找各自心目中更加对胃口的影片。而几乎只放映好莱坞电影与中国香港电影的录像厅，虽然放映条件有限，但凭借着足够的娱乐精神，吸引大众进场观赏。无论是朝阳电影院，还是红旗电影院或者甘棠公园影院，都受到了录像厅的冲击，纷纷加入放映录像的行列。多年以后，当我有意识地去了解美国好莱坞电影与香港电影的时候，录像厅时代的观影经历让抽象的电影书籍变得生动起来。我后来才知道，当初“上不了厅堂”，被家长“责怪”的录像厅竟然是我最草根、最完整的电影课堂。施瓦辛格、斯皮尔伯格、科波拉，《终结者》《辛德勒的名单》《夺宝奇兵》《星球大战》……李小龙、成龙、周星驰、周润发，《精武门》《警察故事》《赌神》，无厘头、邵氏、嘉禾、黄霑、蔡澜……这些都在当年的录像厅里与我相逢，直到重读电影史论，发现这些记忆居然从未丢失。

20世纪90年代，烟水亭对面的工人文化宫以及人民影剧院、红旗电影院是浔阳城录像厅的大本营。无数的青年男女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成长记忆。对于那个时候的九江市来说，电影（包括录像带）应该是最具有公共性的艺术与文化媒介。那个时候其他的演艺市场在九江基本上未出现，只有电影能让市民们走出家庭。于是，影院与录像厅也就成了每一个追逐光影幻梦的普通人最快乐的天堂。

永远的《庐山恋》

20世纪80年代，从九江走出了两位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电影人：毕必成与王一民。编剧王一民在“80年代第一春”时，率先成为鄱阳湖风情画卷的深情歌者。他的电影成名作《乡情》在经典化的革命历史叙事基础上导入了鄱阳湖畔的自然美景与乡土民俗。影片以深沉唯美的笔触揭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位普通农民真挚的慈母之情。而影片中对革命年代与新时期的干群关系的重构重思，也令人观后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毕必成创作的《庐山恋》，于1980年在全国公映，今年是这部电影诞生45周年。当年《庐山恋》率先唱响主旋律，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中国电影之间绝妙的，令人无比惬意的眼神确认与心灵对话。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都逐渐复苏的历史时期，庐山小伙子耿华和自美国而来的女生周筠偶然相逢、相识、相恋的故事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这种轰动效应在今天是无法切身体会和理解的，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更像是未曾发生的事实。但就像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会在新华书店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购买中外文学书籍；人们会在报刊亭外争相抢购《诗刊》和《大众电影》杂志；人们会因为中国女排的赛场夺冠而发自内心地呼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庐山恋》当年的火爆是饥渴的精神荒漠对甘霖的渴望，是曾经一度单调紧张的社会生活所导致的人们普遍枯燥乏味的精神世界对新文化的巨大渴求。

虽然《庐山恋》从制作单位角度讲，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产品，但是我总觉得很难不把《庐山恋》放进江西电影史。不单是因为编剧毕必成先生是九江人，更重要的是庐山在这部电影中第一次成了江西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个符号，对于当年的中国太重要了，它象征着觉醒。观众从这部电影里产生了对普通人生活与情感的再度觉醒，是对改革开放时代的一种预言与寓言。这个符号，对于江西也很重要，它改变了江西与庐山只有红色的一面，让全国观众看到了更丰富的文化与生活色彩。

曾有媒体称赞《庐山恋》为新中国电影贡献了银幕第一吻。这种说法也一度在坊间流传甚广。但这实属误会，社交媒体上也可以读到一些纠错的文字。新中国电影在1979年之前，银幕上的男女亲热相偎以及亲脸或者“妈妈的吻”，已经是电影创作者的极限了。变化发生在1979年，而不是1980年的《庐山恋》。1979年，有一部电影名为《生活的颤音》。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人性与情感解冻破冰之作。正直的男小提琴家因到天安门追悼周总理遭到“四人帮”的追捕时，却意外得到了一位女青年无私大胆的爱。历经种种考验，他们终于紧紧拥抱在一起，以一幕真切可观的亲吻宣告了爱情在新时期中国电影银幕上的真正归来。尽管这一吻，远胜过1980年《庐山恋》里女主人公周筠在男主人公耿华的脸颊上啄了一口。虽然只有短暂的一秒钟，但构成了当代中国电影的一大步。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电影《生活的颤音》中的这一吻时间上比《庐山恋》早一点，真实度上比《庐山恋》强十分，可是当年的热度就是不及《庐山恋》。当年《庐山恋》的导演黄祖模是准备为1980年的中国大陆银幕贡献一场真正的吻戏的。这个镜头原本是在耿华与周筠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周筠忐忑着耿华的父母是否会同意，两个人在屋内缠绵焦灼时出现。可是最终当年22岁的演员张瑜与21岁的郭凯敏在纠结了一个多小时后，怎么也无法完成拍摄。导演只好忍痛放弃，留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春情荡漾与欲吻又止。

《庐山恋》有两首电影歌曲《啊，故乡》与《飞向远方的故乡》，两首歌曲都离不开故乡两个字。这里的故乡既是海外游子周筠回到了父辈的故乡，也是干部子弟耿华心目中未来一定要有高楼大厦的故乡。故乡，既是祖先生命留下的一个驿站，也是从历史走向未来的人们之精神所系。离开故乡是为了眷念故乡，回到故乡是为了建设故乡。《庐山恋》其实已经超前告诉了我们，我们不仅要去爱一个抽象的、古老的国家，更应该去爱一个具体的、生动的，充满历史与现实对话的故乡。故乡，即家国一体的生命基因。同理，浔阳江边就是我的故乡，如果说电影是雕刻时光的艺术，那么浔阳江边的小城早已完成了对我精神原乡的全部雕刻。《庐山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艺术创作方面，更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跨越时代的“从冬天到春天的觉醒”。《庐山恋》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部电影，它更像是我的一个精神家园，留存着我心灵深处对于那个纯真年代的全部想象。（未完待续）

沈鲁，1978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文学博士，现任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江西省文艺学会影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委会副主任，江西高校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程主讲人，教育部一流课程主讲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鉴定专家。主要从事电影史论、品牌传播、视听传播、国际传播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核心以上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在其他各级各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和影视评论文章100余篇。出版有《电影品牌构建与传播：市场·艺术·受众》《当代华语电影品牌构建与传播1978-2008》《中国电影史话》《江西电影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