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难得几回吃

■ 何永福

民以食为天。作为凡夫俗子的我，对吃格外上心。

记得读五年级时的一个星期日，村小学组织五年级的学生自备镰刀、扁担、绳索去约两公里远的村林场砍柴，作为村小学烧水和做饭的燃料。那时的娃娃们普遍读书迟，读到小学五年级时，很多孩子都有十二三岁了。大家都是农村娃，平时经常帮父母干农活，所以此番集体去村林场的山上砍柴火，大家都很开心。

人多好干活。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我们这些半大的学生娃热火朝天地砍起柴来。不消半日，大家便将林场的一座小山给剃了个光头。割倒的柴草一片片地摊在地上晾晒。见时间到晌午了，校长擦擦额头上的汗，当即宣布，停止劳动，都下山吃饭去！

我们吃饭的地方被安排在山下的一农户家里。饭是大锅饭，菜也是大锅菜，掌勺的这家女主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健硕大婶。起初，我对大锅里煮的冬瓜并不感兴趣，甚至还有点失望。因为平时在家里冬瓜吃得太多了。可胖大婶烧的冬瓜刚入口，我的味蕾便被攻陷了。我惊呼出声：“啊，真香！真好吃！”我大口大口地只顾着吃冬瓜，连碗里的饭都没怎么吃。很快，碗里用来佐餐的冬瓜就被我吃了个精光。我揩了把额头的汗，把碗递给守在锅台边的胖大婶，要求再添菜。胖大婶也不含糊，立马从锅里又铲了满满一锅铲子冬瓜放进我碗里。我退到一旁，又喜滋滋地大快朵颐起来。胖大婶烧的冬瓜之所以好吃，除了厨艺好，油也放得多。我母亲平时烧的冬瓜，清汤寡水的，当然不好吃。原来只要油放得足够多，貌不惊人的冬瓜也会变得鲜香可口，色味诱人起来。

我高中是在县城读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比较保守，虽然大家都读高中了，可班上的男生和女生还不怎么说话。我偶尔跟女生说句话，脸就会“烧盘”，害羞得厉害。一个冬日周末的早上，我坐客车回家，遇到一个姓倪的女生。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跟她打声招呼时，小倪却先对我笑了笑，我也赶忙对她笑笑以示回敬。小倪跟我住在同一乡镇，不过她家在镇上，我家在村庄，离镇上还有十公里路。小倪身材高挑，长得漂亮，性格活泼。我跟她虽然同学两年了，就没与她说过几句话。

客车只开到镇上，我要回家还需要坐三轮车。下车后，我正张望着找回村的三轮，不想小倪在后面叫住了我，让我先去她家开的早餐店吃点馄饨暖暖身子。我挠了挠脑袋，犹豫片刻后，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随着小倪来到她家开在街边的早餐店后，她的妈妈热情麻利地为我下了一大碗馄饨。小倪懂事地帮忙招呼其他客人，留我一个人坐在桌边。这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馄饨很好吃，可我却吃得忐忑不安。因为我一直在心里纠结，吃完馄饨后，该不该付钱？不付吧，我没有占人便宜的习惯。付吧，又怕辜负小倪的一番心意。吃完后，我犹豫了半晌，最后还是低声开了口：“多少钱？”小倪先是一愣，旋即笑了，脸上现出一对好看的酒窝。她抬手摆了摆，“不要钱不要钱，怎么会要你这个尖子生同学的钱呢！”小倪的大气衬得我有些小家子气，我讪讪地跟他们道了谢后，这才离开了。

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彭泽县和团中学任教。那时候，学校的伙食很清苦。食堂里虽然有一日三餐，可每餐只有一个素菜。开饭前，这些萝卜、白菜、茄子或黄瓜分在一只只小碗里。用餐的单身老师们一人一份。菜是一毛钱一餐，米饭钱另外算。这一毛钱其实是油盐钱，不是菜钱，因为菜是师娘们在学校菜地里种的。寄宿的学生只打饭，不打菜，他们吃的是自带的咸菜和辣酱。我们这些单身汉老师们最盼望的就是周三，因为周三中午有例行加餐：豆腐烧肉。当时，这份难得的荤菜也是一人一小碗。虽然吃得不过瘾，只能稍稍解些馋，但还需要每个人掏四角钱菜金。因为肉和豆腐都要花钱买。

师娘们除了煮饭，还要打理学校的菜地和喂猪。小猪崽一般是春上捉来的，养了将近一年，到放寒假时就能杀猪吃肉，并给老师们分肉过年了。我在和团中学工作了两年，来的第一年，由于猪得了瘟病没养成，猪圈空空如也。第二年，猪养成了。三头猪膘肥体壮，毛色油亮。放寒假的当天下午，学校请杀猪匠来校杀猪，晚上自然是热热闹闹地吃杀猪饭了。全校二十多个老师团团地围了两桌，每个桌都是用搪瓷脸盆盛肉装汤，殷实粗放。此时的老师们一个个眉头舒展，有些菜色的脸上都透着喜色。大家伙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其乐融融。我不喝酒，但我爱吃肉，暴食大啖，想把平时的亏空一次性补偿回来。结果吃得太多，肚子胀鼓鼓地不说，还一个劲儿地犯恶心，难受得很。泛着浊重油腥的东西一阵阵地往喉咙口涌，又一次次被我镇压下去。折腾到晚上，我终于还是吐了。好不容易吃进肚里的肉又吐了出来，真是白忙活了一场。跟我合住一室的同事打趣我，说别人是酒喝多了吐，你倒好，肉吃多了也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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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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