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范仲淹的先天下而忧

■ 邱益莲

范仲淹是北宋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官员之一，甚至有后人盛赞他是两宋三百年间第一人，他在《岳阳楼记》中抒写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则是他执政为民，胸怀天下的人生写照。一忧一喜，一先一后，范仲淹的为官为人，不仅为沉疴积弊的北宋官场树立了典范，也为后世为官执政者指明了方向。

“敬业一身正气，为民事必躬亲。”范仲淹生活在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尖锐的北宋，身为参知政事（宰相），他的爱民敬业，忠于国家，首先表现在除旧革新，奋发图强上。仁宗时期，范仲淹面对当时官僚机构臃肿，贪渎之风盛行的现状，他力推吏治改革，奖优罚劣，罢黜贪渎，“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勾去”。面对契丹、西夏的威胁，范仲淹率先发起了庆历革新。因触犯封建地主官僚保守派的利益，改革以失败告终，范仲淹被贬河南邓州。遭遇失败，身处逆境，范仲淹不是怨天尤人，更不是消极沉沦，他借滕子京请他为重修岳阳楼而作记之机，在《岳阳楼记》中表明他的为人为官之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气概，履职为民忠心耿耿的胸怀，忠诚爱国孜孜敬业的虔诚，光照日月，彪炳千秋。

很多人身处官场，生怕触犯权贵，影响自己的仕途，工作中对上曲意逢迎，对下漠不关心。范仲淹因把天下黎民百姓的忧乐放在首位，把国家的安危当作自己的使命，就是面对皇上的过失，他都是坚持“有犯无隐，有谏无讪”的原则。1029年冬至，仁宗皇帝违规率领百官为皇太后祝寿，朝中其他大小官吏一律沉默，唯范仲淹直言进谏，他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尽管因为直言进谏而屡遭贬黜，范仲淹爱国为民之心丝毫未见减损。范仲淹不计自身得失，不顾个人安危，秉持正义，敢与奸佞专权作斗争，为北宋开了敬业正气之风，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范仲淹的爱民敬业，先天下之忧而忧，还表现在他为官清廉，洁身自律上。身居要职，他却“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并告诫子孙：“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要到苏州接母亲到任所同住，拿不出路费，他把自己所骑之马卖了换取路费，这就是“卖马接娘”典故的来历。范仲淹不仅清廉律己，处处躬亲示范，还时时不忘教育警示家人要清廉节俭。他的儿子结婚时，他不允许儿媳饰以锦罗帷幔，传训儿子：“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

范仲淹对自己和家人要求节俭近乎严苛，但他对待百姓却极为慷慨。他贬官邓州知州，远离朝廷，一到任就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疾苦。他秉持“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的初心，在邓州就任几年内，当地民风大变，百姓安康。范仲淹到任期要离开邓州时，百姓沿途数里拦截使者，请求他留任，朝廷只好顺应民意让范仲淹在邓州延期一年。

范仲淹在邠州、庆州任职时，因他的勤政爱民，深得当地各族百姓的爱戴和称赞，当地汉族、羌族百姓曾为他画像和立生祠。当获悉他去世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范仲淹晚年时用自己所有的俸禄在苏州置义田，为族人和乡亲提供生活保障，为国家减忧分愁。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能够时刻不忘初心，不计个人得失，把国家和人民的安宁幸福当作自己毕生奋斗的使命，这种执政为民的赤胆忠心，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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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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