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重镇：回望江州的高光时刻

■ 徐 卿

江州，即今日九江，在六朝三百余年间，始终是长江中游一颗无法忽视的棋子。它上接荆州，下连扬州，居荆扬之间，扼守长江咽喉，既是拱卫下游建康的屏障，也是上游势力顺流而下、问鼎中枢的跳板。从孙吴的经营奠基，到东晋四大家族的轮番争夺，再到南朝宋齐梁陈的不断调整，江州的战略地位一以贯之——它是六朝门阀政治的晴雨表，也是权力在长江水脉上流动的地理坐标。

奠基孙吴：江州的前史

江州虽正式置于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但其作为战略要地的历史，应追溯到孙吴时期乃至更早。有学者精辟地指出：“东晋南朝江州的制衡地位实际上是孙吴时期江西地位的再现。”彼时虽未设江州之名，但孙吴对这一区域的经营由来已久。寻阳本为县名，因水得名，两汉属庐江郡，孙吴时属蕲春郡，旧县在江北。自建安时代以来，江西因交通与军事地位之重要，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经孙吴数十年经营，战略地位已然飙升。可以说，江州的形成，本身就是六朝南北对峙格局下的产物——南方政权以长江天堑为防线，而江州正处于这条防线的前沿。孙吴的积累为日后江州成为“荆扬之间”的战略棋眼埋下了伏笔。

东晋：四大家族的江州棋局

江州正式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是在东晋。早在西晋初年，朝廷以荆、扬二州疆土广远，割扬州七郡与荆州三郡置江州，治所初在豫章（今南昌）。后来辗转迁徙，咸康六年（340年）移治寻阳（今九江西南）。辖境囊括今江西、福建大部及湖北东南、湖南东部，幅员之广，足以左右上下游局势。

江州之于东晋政治，核心价值在于两点：其一，它迫近建康，是下游屏障；其二，它又是自荆州东下必经之路，得江州者，既能阻上游来犯之敌，也能随时顺流兵临建康。这种“荆扬相持”的地缘格局，使江州成为门阀士族竞相争夺的对象。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精辟论断：“江州以其所处的地位，在东晋荆、扬相持的门阀政治格局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竞争之地，只要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变，江州的重要地位不变，江州之争也将不断发生。”

琅琊王氏是江州最早的掌控者。王敦鼎盛时都督江、扬六州军事，以江州为武力根基。此后王允之、王羲之、王凝之相继为江州刺史，王氏刺江州者共四人。王允之在任“莅政甚有恩惠”，以此维持家族在长江中游的影响力。

颍川庾氏紧随其后。咸康年间，庾亮以外戚之身求镇江州，都督六州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庾亮之后，庾冰、庾翼兄弟接力，与王氏围绕江州刺史一职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激烈争夺。据《江西通史》记载，庾怿曾向王允之送毒酒，“觉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成帝怒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耶！”庾怿因此饮鸩而卒。经过三次变局，庾氏最终在建元元年（343年）夺得江州，“争夺多年、辗转易手的江州重镇，终于被庾氏以强硬手段取得”，此时出领江州的是庾冰。庾冰死后，庾翼方才兼督江州。

庾氏之后，桓氏崛起。桓冲在江州凡十三年，政绩卓著。桓伊继任，淝水战后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桓氏以江州为跳板，将荆州与江州连为一体，形成了长期左右江州的局面。谢氏虽根基在豫州、徐州，谢尚亦曾出任江州刺史，在桓谢博弈中占据一席之地。

南朝：宗王与功臣的轮替

进入南朝，江州的战略地位并未因门阀政治的式微而下降，只是争夺的主角从世家大族换成了宗王与功臣。

刘宋、萧齐时期，江州的控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开国之初及战乱时期以功臣刺州，政局相对平稳时则以宗王出镇。梁陈二朝大体继承这一模式。梁末侯景之乱后，江州地区成为酋豪势力崛起最为集中的区域。陈霸先经略江州，遣侯安都“定南中诸郡”——所谓“南中”，即豫章及其以南的江州诸郡，由赣水及其支流连接，叶脉状汇入彭蠡湖，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南中诸郡对江州的战略价值，一则在于豫章控遏五河、联通湓城的交通地位，二则在于其为寻阳军镇提供军粮补给。东晋江州刺史王凝之曾上言：“豫章郡居此州之半。”豫章的经济实力远超寻阳。陈霸先由岭南北上勤王，居豫章半年，“先贮军粮五十万石”，分三十万石资助王僧辩西军，足见江州粮储之充足对于整个南方防线的重要意义。

梁陈时期，江州辖境屡经调整。梁代分置巴山郡、豫宁郡，陈代废高州、吴州，将临川、安成、鄱阳等郡重新纳入江州版图。隋开皇九年（589年）平陈，江州时代终结，但六朝三百年间奠定的战略格局，却深刻影响了后世。

江水滚滚东去，门阀已成尘烟，但江州从未离开过历史的棋盘。回望故往，并非沉湎于昨日荣光，那些争夺与博弈、守望与变局，都在此刻沉淀为一座城池的底气。归根结底，所有的回望，皆因深信：江州的高光，不只属于六朝，也属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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