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冯任是江西省委早期最年轻的代理书记，也是赣西苏区特委书记，为赣西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政治上，冯任恢复重建了赣西地区各级党、团组织，恢复了党的组织和领导体系；军事上，冯任加强了地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赣西革命武装的战斗力；经济上，冯任把土地分配、武装斗争同政权建设相结合，为赣西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与巩固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冯任的赣西实践是一次立足本土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为赣西、赣南连成一片和为中央苏区的形成起到奠基性作用，更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组织管理、政权建设和领导社会革命积累了实践经验。

关键词：冯任；赣西苏区；组织体系；苏维埃政权；社会变革

冯任（1905—1930），字秉伊，名世法，早期中共党员，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第一任秘书长、赣西特委书记。他在赣西地区积极传播马列主义、组织工农运动、推动武装斗争，积极参与赣西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与巩固，为赣西苏区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学界关于赣西苏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历史叙事、革命战争案例或高层领导人物活动，对如冯任等地方领导者的具体革命实践尚缺乏系统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在有关纪念冯任殉难60周年大会和江西省早期党组织领导人冯任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史学界和政界认为冯任是一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在江西红土地上树起了一座革命先驱者的丰碑”。鉴于此，从中共历史人物视角出发，考察冯任在1928至1930年间推动赣西苏区形成与发展的具体历程，这一研究具有多重价值，既可通过研究冯任的赣西革命实践，拓宽中共地方干部的研究视野和加强中共革命史的地域性研究，也可进一步从苏区发展脉络中审视冯任赣西革命实践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乃至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作用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组织建设：从“上不到天下不到田”到恢复重建赣西地区党的领导核心

在赣西地区，建立一个坚强而正确的党的领导，是大革命失败后赣西苏区得以创建与发展的根本前提。1929年2月，冯任代表江西省委来到上海，向中央领导人提交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见书》提到，“目前人才缺乏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迅速解决，工作是有莫大损失的”。造成这一严重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反动派对中共党员的大肆抓捕和屠杀。大革命失败后，“江西省委以下党组织或停顿，或解体，一片混乱，全省5100余名党员锐减到1000余人，被减的4000人中，大多数是自动脱党或登报自首”，到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初，赣西各县党组织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党的干部牺牲甚众，党内悲观、失败情绪蔓延。

基于以上现状，在重建赣西苏区党的组织和领导体系前，冯任对中央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地方党的组织现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思考和评估，对中央未能深刻了解“赣西的客观环境”“革命的主观力量”而作出“过高的指示”等主观因素进行了充分考虑，认为“整个的西南，仍没有到尽力建立苏维埃和扩大原有苏维埃的程度”，相反，现阶段需要“发动群众扩大与深入苏维埃宣传，至建立革命政权的时期”。

就赣西客观形势而言，一方面，由于赣西因白色恐怖影响、豪绅阶级的欺骗宣传以及“今天苏维埃，明天又坍台”的不利因素，使得当地群众产生“没有实际利益”而冒“杀头烧屋等危险”，这就使得赣西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实在建无可建”；另一方面，即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也只能依托赣西红军或游击队通过“号召一些同志来成立一个非法的有机关无群众的苏维埃政府”。在冯任看来，这种做法无疑把党放在“上不到天下不到田”的地位，既不能建立中心工作，也缺乏支部生活，自然更不能形成组织，遑论集体指导和分工。因此，为了让党的组织和领导系统切实发挥作用，缓解赣西无人可用的组织困境，必须先尽量发动广大群众，在军事割据领域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逐渐过渡到建设苏维埃政权。可见，冯任在组织建设上有着清晰的实施思路——紧密联系群众，加强党的群众建设。当然，冯任并非刻意修正中央在赣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相反，正是对赣西地区革命形势和客观环境的深刻认识，才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党建方略。

在恢复赣西地区党的组织过程中，冯任并没有把党的建设孤立起来，而是充分认识到“党的领导”处于“武装斗争”最艰难时期之中，把组织建设、党的领导、群众动员和农村武装斗争充分相结合。一方面，主张红军和游击队在军事割据地区内打击土豪劣绅的同时扩大群众基础；另一方面，针对AB团第三党等蒙蔽群众战争性质欺骗的宣传等要作出快速的回答，安抚和消除群众心中疑虑，建立苏维埃的威信。另外，还把农村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促进党和群众组织的发展。

例如，在1929年7月泰和农民及靖卫团的斗争中，面对泰和仙槎靖卫团坑杀仁善乡农民、老人、女人、挑夫、癫子等残忍罪行，当地群众虽然英勇反抗，但因实力悬殊而“一喊而起，一哄而散”，面对靖卫团的“捉人杀人”的“硬手段”和连哄带骗的“软政策”，大部分群众乃至泰和区委都认为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以冯任为代表的赣西特委知道此事后，立即指示区委纠正群众和部分党员错误观念，一方面组织仁善乡农民组织反抗泰和仙槎靖卫团，召集群众，发表宣言，组织济难会，实行募捐；另一方面，动员群众反对主和的富农和事老，坚决要求泰和仙槎靖卫团送还群众财产，抚恤死者，赔偿损失。在赣西特委指导下，当地群众的反抗勇气和积极性得以提振。在后续斗争中，其他乡群众受到泰和仙槎乡鼓舞，与当地靖卫团进行血战，逐渐惊动邻近地区的乡村群众，自此反对靖卫团的斗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加之彭德怀部队的影响，使得泰和地区的斗争领导权逐渐掌握在党的手里，更使得当地党和群众组织得到较大发展。

从实施方式看，以冯任为代表的赣西特委在重建赣西地区党的组织和领导体系过程中，并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过高的指示”，而是根据当地客观情况、斗争形势、群众力量等因素进行充分考虑采取合适的方式方法，把武装斗争、群众运动和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冯任并非简单地“加强”了领导，而是在组织濒临瓦解的废墟上，把赣西地区的革命力量凝聚在一起，从而能够高效地领导和推动接下来的土地革命、武装扩张和政权建设，为赣西苏区与赣南苏区连片形成中央苏区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军事建设：思想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提升赣西革命武装战斗力

为了提升赣西革命武装力量的战斗力，冯任在赣西地区积极采取一系列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措施。1929年3月，冯任按照红四军举办教导队的方式方法，在吉安东固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在东固螺坑办起了红二团教导队，又称东固教导队，也就是培养红军军官的学校。教导队学员主要来自红军基层官兵，学习内容包括政治理论、军事技能和文化知识。冯任亲自为学员授课，讲解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分析当前的革命形势。他还邀请红四军的干部来教导队讲课，介绍红军的建军经验和作战方法。他还根据培训情况，注重培训地方武装骨干，并在赣西地区开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和军事训练班，亲自为学员讲课，为地方武装培训了大批骨干力量。这些教导队和训练班的创办，为赣西地区的革命武装培养了大批政治坚定、军事过硬的骨干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

在开办红军教导队和干部训练班的同时，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冯任到达赣西地区后，对赣西地区的军队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实地走访、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听取基层官兵的意见和建议，掌握了赣西地区革命武装在思想政治、军事训练、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在调查研究中，冯任特别关注军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他发现，由于长期处于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部分官兵存在思想动摇、纪律松弛、战斗意志薄弱等问题。赣西地区的革命武装虽然人数不少，但缺乏系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战斗力有限。为此，冯任决定以东固根据地为试点，开展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1929年3月，冯任在东固根据地创办了红二团教导队，开始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

冯任起草的《共产党守则二十二条》（后改称《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是当时开展思想教育的重要教材。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区域内党员被捕、自首、叛变事件频发。为扭转江西党组织困境，坚定党员理想信念，规范党员言行，重建革命根基，冯任起草了该文件。在其内容上，全文围绕“怎样做个好党员”为核心命题，以“纪律”“忠诚”为核心主题，通过22条核心条款构建起劝诫性的党员行为规范体系。其中关于政治忠诚与组织纪律的核心条款包括“服从党的命令、遵守纪律、牺牲个人、勇敢参加阶级斗争、对党忠实”；关于群众工作与革命责任的核心条款包括“随时随地宣传群众、随时随地组织群众、努力党的一切工作”；关于行为规范与组织义务的核心条款包括“严守秘密、按时到会、交纳党费”；关于思想建设与观念革新的核心条款包括“勤习革命理论、打破家庭观念、打破地方观念、打破亲族观念、打破雇佣观念、打破领袖观念、打破迷信观念”；关于作风操守与政治觉悟的核心条款包括“不得贪污、要明了政治、接受批评、永不背党”等。这些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条款精准回应了当时赣西地区党组织凝聚力、保密安全、革命意志等关键问题。如针对党员自首叛变现象强调“永不背党”，针对地下工作风险明确“严守秘密”，针对组织涣散问题强化“服从命令”等。吉安东固试点的成功经验，为冯任在赣西地区全面推广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借鉴。之后，冯任开始在赣西地区各部队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他制定了详细的教育计划，明确了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目标，要求各部队结合自身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最后，冯任采取了多种措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落实。他加强了对各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定期检查教育计划的执行情况，组织政治工作经验交流活动，促进各部队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并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对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显著的部队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通过这些措施，冯任在赣西地区各部队掀起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潮，提高了军队政治觉悟，坚定了革命理想信念，克服了军队中存在的分散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使赣西地区的革命武装形成了团结统一的战斗集体，增强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协作精神，大大增强了作战能力和战斗意志。在冯任的领导下，赣西地区的革命武装在多次战斗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出色的作战能力。

冯任在武装军事训练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业社会中，农民“只有进入军事单位才能系统地接受熟悉武器和各种作战技能的训练，并接受指挥和调动”。冯任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既注重发展地方武装，也着力建设主力红军，同时积极探索适合赣西南地区的战术策略。在冯任和赣西特委的领导下，各地地方武装普遍发展，红色独立第二、三、四团相继组建起来。到1930年初，赣西南特委进一步将各县特务队发展壮大，更名为赤卫军第一、二、三、四纵队，并成立了赣西南赤卫军决战指挥部，由曾炳春担任总指挥，下设中、东、西、南、北路指挥部。这种分级指挥、因地制宜的武装力量组织结构，大大提高了革命武装的作战效率和应变能力。另外，由于“各地农民暴动后组建的武装名目繁多，又普遍有较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不利于革命壮大发展”，整编革命武装也是加强军事建设的重要步骤。1929年12月到1930年1月，江西工农红军的独立2、3、4团与永新、莲花、宁冈的赤卫队逐渐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合编后的红6军成为赣西南地区的主力红军部队，其中原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率领的部队被编入红6军，罗炳辉本人担任军委委员，先后任旅长和纵队政委。这次整编实现了游击队向正规红军的转变，提高了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冯任和赣西特委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探索出了群众武装与主力红军相结合的战术原则。在攻打吉安的实践中，部队先倡导群众起义，与红军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共同清除吉安外围的敌人，然后再集中力量攻城。这种战术有效地发挥了群众武装数量众多、熟悉地形的优势，又弥补了其装备落后、训练不足的缺陷，实现了优势互补。

同时，为保持赣西地区各方联系，有效协调军事协同，冯任领导的赣西特委建立了交通分局，恢复了与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特委、赣南特委的联系，使赣西地区成为联系中央、省委与各地的“枢纽”，有效加强了各方军事力量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协同作战，为赣西地区的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经过一系列革命武装力量建设，到1930年上半年，赣西革命根据地面积得到扩张，革命武装力量也迅速发展，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总数超过万人，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三者结合的多层次军事体系。从1929年5月到9月，仅四个月时间，冯任以卓越的领导和扎实的工作，为赣西南革命武装的军事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政权建设：从“建无可建”到“建设苏维埃政权”

政权是工农武装割据的组织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法宝。但是，当时湘赣边界开展革命斗争时存在一个问题：政权建设常常因军事武装的进退而建立或消退，“一定要军队打开了某一处地方，才敢公开去工作”，但远在上海的中央并未了解到这一问题。因此，对于中央要求在赣西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冯任通过走访调查发现赣西苏区并无建设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实在是“建无可建”。在冯任看来，赣西地区的政权建设超出了并非简单的机关重组，而必须与群众动员、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等紧密结合起来。这一判断与当时赣西地区客观环境有着根本性联系，一方面，赣西南及边界群众遭受着身心的多重伤害和威胁，身心承受着难以言表的痛苦；另一方面，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党在农村建立的政权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多重因素导致赣西地区群众对党和红军产生情感不信任。对于这一群众情感心理变化和内外客观环境的限制，冯任深以为然，即使匆忙成立一个“非法有机关无群众的苏维埃政府”，最后也会沦为“今天苏维埃，明天又坍台”的结果。

1929年7月20日给江西省委的信中，赣西特委对以上情况进行了客观陈述。首先对江西省委关于赣西南湘赣边界及四军前委的工作指示表示同意，但是对省委关于赣西客观环境存在“过高的指示”，赣西特委表达了两点重要意见：一是军事上赣西游击战争应该在防御战略下尽可能的发展；二是在此基础上尽力发动群众扩大与深入苏维埃宣传，而不是直接建立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说，在赣西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土地革命乃至进行政权建设，首要前提是动员和夯实群众基础。这也是冯任参与创建赣西苏区的基本逻辑，其基本思路是：

第一，发动广大群众，重新建立赣西地区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情感信任。要理解这种“情感信任”的形成，需从农民群众的生存、尊严、希望等核心诉求出发，看党和红军如何通过具体行动回应这些诉求，最终构建起两者间的情感纽带。本质上，这种“情感信任”源于党和红军解决了农民群众最根本的生存需求、政治权利和平等身份，并与之建立起的“命运与共”的情感联结，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领导的队伍和建立的政权是为自己而革命和斗争。从生存境况看，当时湘赣边界“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这就造成中国农村的核心矛盾是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农民无地或少地，只能靠租地、借高利贷为生，终年劳作却难以饱腹，这就成为农民群众最迫切的生存痛点；从政治处境看，从古至今，中国农民在政治上处于绝对底层，农民没有任何政治话语权和人身尊严。由于党和红军让农民第一次获得政治权利和政治身份，农民才得以从被压迫者变成革命的参与者；从精神状况看，农民不仅面临生存危机，更面临精神迷茫。长期的压迫让他们精神变得麻木而失去对生活和未来的希望。在进行土地革命过程中，党和红军不仅进行“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精神有了立足的现实支点，还通过民谣、标语、诗歌、歌曲、戏剧等红色文化宣传对农民群众进行文化启蒙，让群众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可见，农民对党和红军的情感信任，实际上源于党和红军对群众立场的坚守和践行。正是这种“情感信任”，为土地革命的坚持和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因此，冯任等在回复江西省委的信中谈到“建无可建”，不仅陈述了赣西缺乏群众基础的客观现实，实际上也揭露了当时赣西地区基层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失去农民群众情感信任的客观现实。而要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步自然是要恢复群众对党的情感信任。

第二，组织群众团体，“确保党和群众有相当的基础”，逐渐建立赣西苏区的苏维埃政权组织。“群众团体”这一概念的产生和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密不可分，“直至1927年，中共的话语体系中才第一次出现了‘群众团体’的说法”。可以说，这一概念的产生与中共赋予“群众”政治身份是分不开的，乃至于在土地革命时期“群众团体”成为支撑党和红军迅速发展壮大的主体力量。在赣西亦是如此，按照冯任的群众逻辑，拥有坚强的“群众团体”是赣西建立苏维埃政权不可或缺的一步，因此，从“建无可建”到逐渐过渡到“建设苏维埃政权”，他都是以群众为核心来制定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步骤。

首先，冯任领导的赣西特委在各地发动群众，建立了乡、区、县各级苏维埃政府。例如，在吉安藤桥村，先是恢复了村农民协会，刘佳章任会长。不久又在坊廓区和培模乡苏政府指导下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19岁的青年农民刘报元任村苏政府主席。这些基层政权的建立，为苏维埃政权的全面建设奠定了基础。其次，明确苏维埃政权的职能和任务。冯任领导的赣西特委明确了苏维埃政权的主要职能是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为群众谋利益，负责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最后，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制度建设，如会议制度、工作报告制度、财务制度等，使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通过这些措施，赣西苏区的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得到了初步建立，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三，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建立群众武装，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冯任积极推动土地革命的开展，带领村中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和分田斗争，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另外，冯任深刻认识到，没有坚强的军队，就不能保卫农民利益和苏维埃政权，因此，他非常重视群众武装的建设。在任期间，积极建立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组织，要求每区组织一个赤卫队、少年队纵队，这些群众武装组织在保卫苏区、打击敌人、发动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为强化武装斗争力量，冯任对红二团进行整顿，重建了团党委和第一游击大队特支，组织了第二游击大队，加强了政治、军事训练，他还多次告诫红二团和一、二大队负责人，要加强游击战，在武装斗争中发动群众，扩大赤色区域。这些措施不仅增强赣西苏区群众武装，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军事保障。同时，通过武装斗争的实践，群众的革命意识和组织性也得到了提高，进一步巩固了群众基础。

四、冯任对赣西苏区创建和发展的贡献

冯任短暂的一生，是英雄的一生。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入研究中共早期冯任等地方干部，既是丰富中共革命史地域性研究和建立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理论需要，也是今天响应“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大力弘扬英雄精神”这一号召的现实需要。作为江西省委最年轻的代理书记和赣西特委书记，冯任以“红刃”为志，在赣西苏区创建的关键期挺身而出，以其坚定的革命意志、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为赣西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共早期在局部地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等一系列革命实践的地方性领导代表，是中央苏区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人物。其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来看，冯任的赣西实践是一次立足实际的本土化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实践提供了原始经验。组织建设方面，一是冯任对赣西地区进行组织重建，恢复重建赣西地区崩溃涣散的组织体系。面对赣西地区党组织已陷入瘫痪，党员数量锐减，且存在严重的成分不纯问题，冯任派出多名巡视员深入泰和、吉水、东固等地，采取筛选重组、制定制度和发动群众等方式清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重新登记党员名册，重建吉安、吉水县委及新余、峡江等四个特支，形成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二是冯任把在省委工作期间写起草的《共产党守则二十二条》带到赣西，把“服从党的命令”“严守秘密”等纪律要求融入赣西党的组织建设过程之中，使党的组织纪律焕然一新。三是冯任等领导人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从群众中吸纳新鲜血液。特别是在吉安城发展30多个行业赤色工会，建立炭业、米业等12个党支部，通过工人罢工、农民抗租等斗争方式，使党的基层组织深深扎根于工农群众之中，使赣西党组织迅速恢复活力，基本形成赣西地区党的组织体系。在联络体系方面，冯任加强了赣西地区内外联系，形成贯通上下的立体联络体系。大革命失败后，无论是地理交通占有还是情报网络通道建设等方面，“在南方数省的交通要津，中国共产党并未占据优势”，赣西亦是如此。针对此前赣西苏区与中央、红四军前委及周边苏区联系中断的问题，冯任创造性地构建了以交通干线和情报网络相辅相成的联络网络。一方面冯任建立赣西特委交通分局，以吉安为中心，开辟三条秘密交通线，确保了战略决策的及时传达。另一方面，情报收集是了解掌握敌人的关键手段。冯任领导的赣西特委在吉安城设立了12个秘密联络点，通过码头工人、烟业店员等隐蔽力量收集敌军情报，为获悉敌军增援计划，及时调整攻打吉安的策略起到信息支援作用，实现了赣西苏区内外的情报共享与行动协同。在军事建设方面，冯任加强了军事建设，加强了军队思想凝聚力，提高了军队战斗力。面对赣西地区红军独立团、游击队各自为战的局面，冯任大力整顿和改造红二团，重建团党委和第一游击大队特支，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军事训练，使部队战斗力大幅提升。同时组建第二游击大队，将地方武装纳入统一指挥体系。到1930年春，赣西苏区形成了以红二、四团为核心、各县武装相互策应的军事格局。在政权建设方面，冯任采取渐进式战术，通过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发动群众不断积累政权建设的先决条件，扭转了赣西地区政权建设“建无可建”的政治困局。总之，冯任在赣西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中发挥了奠基性作用，在短短的时间内积累了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和政权建设等农村革命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实践提供了原始经验。

其二，从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脉络来看，冯任的赣西实践发挥了关键的承上启下作用，为赣西、赣南、湘赣边界连成一片以及为中央苏区的形成起到奠基性作用。第一，冯任在赣西的革命实践，恰处于湘赣边界武装割据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拓展、进而孕育中央苏区的关键转折期，其工作深刻体现了承上启下的联通作用。例如，1928年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经历“三月失败”，而赣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尚处于分散状态，赣西与湘赣边界、赣南三地的革命斗争亟待形成联动。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冯任受党中央委派担任中共赣西特委书记，肩负起重建革命基础、贯通区域斗争的使命。因此，冯任的赣西实践是承接井冈山斗争经验与开启赣西苏区创建的第一步。第二，冯任整合赣西各地零散武装，与红军主力协同作战，不仅打通了井冈山根据地与赣南地区的军事通道，更为红五军、赣西游击队的会师创造了条件，使赣西苏区成为连接湘赣边界与赣南的“军事枢纽”，推动赣西、赣南、湘赣边界连成一片，为中央苏区形成奠定了地理与组织基础。第三，冯任的赣西实践并非孤立的地方工作，而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的重要环节。冯任在赣西建立的党组织建设、发动群众、武装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等实践经验，成为后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来源，为全国革命根据地由点到面、连片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其三，从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冯任的赣西实践是一次深入政治、军事、经济、宣传、文化等多维度的区域性社会变革，为中央苏区时期进行更深层次的社会革命打开了新局面，为中国共产党就如何领导社会革命、如何进行政权建设和管理积累了最初的经验。可以说，开创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国情下推动的一场区域性的社会变革。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深情指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验过、预演过。”为什么称之为“治国理政试验田”，正是因为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是新型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扬弃。而在更早之前，冯任在赣西苏区的实践，无疑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进行治国理政的试验和预演提供了实践经验与参考。土地政策上，冯任推行“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的土地政策，将生产资料交还农民，使农民从封建依附者转变为土地所有者。这不仅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产热情，使得原本被压迫的农民获得经济政治权益，成为革命政权的坚定支持者，重塑了农村阶级结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早期实践经验。组织建设上，冯任重建17个区委、89个党支部，形成了特委、区委、党支部的垂直领导体系，扭转党组织“瘫痪涣散”局面，解决了早期革命政策落地难的组织梗阻，为党中央意志在赣西地区的落地奠定了基础，也为党探索区域性政权建设提供了组织经验。从社会变革角度来看，冯任的赣西实践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宣传等领域。在赣西变革中，经济领域的土地革命为政治动员提供群众基础，军事领域的武装整合为变革提供安全保障，宣传文化领域的群众动员为变革凝聚思想共识，多维度协同发力推动了区域性变革，成为从单点实验到经验积累再到区域性推广的典型代表。

总之，冯任对赣西苏区创建和发展起着奠基性贡献。这种奠基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冯任的赣西实践是一次立足实际的本土化探索，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性探索；二是冯任的赣西实践为赣西、赣南、湘赣边界连成一片以及为中央苏区的形成起到奠基性作用；三是冯任的赣西实践是一次区域性社会变革，为中国共产党就如何领导社会革命、如何进行政权建设和管理积累了最初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