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研究冯任《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关于“好党员”的实践路径,要以其创作和实践时期的相关文献为依据。解决发展党员中党的纪律和党的建设问题,是冯任完成《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的总根源。《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所指出的问题及其提供的解决方案,对于我们今天党员做到“四个服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冯任;《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党的纪律;党的建设
五大后六大前夕,中国共产党江西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冯任同志,对党的纪律原则和党的建设进行了有益尝试。1928年3月,针对全省党员状况,时年23岁(党龄4年)的冯任为中共江西省委起草22条,提出从严治党。大革命失败后,党在白区的革命工作极端繁重:一面“杀尽土豪劣绅、地主、贪官、资本家,及打倒国民匪党,推翻他们反动的政权”,这就要求共产党员“要做一个很好很勇敢很忠实的战士”;一面“建筑一个很好的,使每个做工种田当兵的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的及享福的共产社会”,共产党员必须“要做一个很聪明很好的国家建筑者”。为此,冯任发出历史三问:“共产党要怎样才能做好这多事呢?”“要怎样能做得到呢?”“我们怎样才能做个好党员呢?”答案就是22条,后来改称《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为便于行文,简称“22条”)。它成为省委对全省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教材,为全省党的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
22条是早期党对纪律的规定逐步走向完善的阶段性成果。纪律原则涵盖“服从党的命令”(第1条)、“遵守纪律”(第2条)、“牺牲个人”(第3条)、“要随时随地宣传群众”(第6条)、“要随时随地组织群众”(第7条)、“努力党的一切工作”(第8条)、“严守秘密”(第9条)、参加组织生活的“按时到会”(第10条)和“交纳党费”(第11条)。此外,“打破雇用观念”(第16条)强调“党给我们几文生活费也好,一文钱没有也好,我们总须努力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廉洁奉公纪律的要求,合计10条。时值大革命时期,随着中共革命活动的深入开展和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党员干部的违纪问题有所增多,主要存在党员干部忽视组织生活、不交纳党费、贪污揩油、恋爱纠纷、组织小团体、泄露党的秘密、溺职、不服从组织安排和工作雇佣化等问题。遇到党员干部违纪问题,各地方党组织依据“铁的纪律”,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和惩处,对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22条的颁布,是加强党员教育的重要教材,侧重于说服教育,正面引导。
22条也是早期党的建设逐步走向成熟的历时性硕果,计12条。思想建设作为党建事业的核心,处在党建工作的首位。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党员是党的根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党的思想建设中,引导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思维,提高党员思想建设水平。22条中,“勤习革命理论”(第12条)、“打破家庭观念”(第13条)、“打破地方观念”(第14条)、“打破亲族观念”(第15条)、“打破领袖观念”(第17条)和“打破迷信观念”(第18条)都是打破旧的观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提高其思想理论水平,属党的思想建设内容。党员是党的根基,在其思想建设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高素质的党员队伍,纠正大革命失败后党员发展过程中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改变基层党员因知识储备不多,思维方式守旧,与革命形势“不合宜”的观念。
关于党的政治建设,冯任提出共产党员要“懂政治”。他指出,党员“都要注意政治,都要懂得政治”,强调“只有懂得政治的人,才能做一个很好的同志”。其中,“勇敢参加阶级斗争”(第4条)、“对党忠实”(第5条)、“要明了政治”(第20条)、“永不背党”(第21条)都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关于作风建设,冯任要求,“不得贪污”(第19条),明确“小就是一枚铜元,大就是几千万,都不能贪污”;“接受批评”(第21条),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冯任22条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当时,为了挽救革命,党酝酿南昌起义的同时,着手部署了秋收起义,并下达了对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的部署,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实现了三湾改编,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了湘赣边界各县工农兵政权。白色恐怖中的星星之火,在损失了大批党员的情况下,吸收新的同志入党,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各项建设都十分迫切。
1927年,冯任经历了国民党制造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事变,也经过了南昌起义的革命洗礼,对党的建设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5月底,根据刚结束的中共五大精神,中共江西区委改称为江西省委,罗亦农任省委书记,冯任任省委秘书。6月,江西省委农委书记、省农协常委兼秘书长方志敏被国民党省主席朱培德“礼送”出境;临行前,方志敏同志将省农协缴获的贵溪张天师的玉印、镇妖剑和噙水杯三件宝贝亲手交给冯任,请他保管好革命胜利果实。8月1日,冯任参加了南昌起义;3日,江西省委决定多数党团员随起义部队南征。冯任因没有暴露身份,又熟悉各地党团组织情况,他决定留下来继续从事地下活动。面对白色恐怖,冯任接待和安置各地失散的党员,为恢复和整顿全省党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群众风起云涌阶级斗争的历练中,冯任真切感受到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9月25日,他为省委起草第一期《每周政治通讯通讯》,提出了党在当前的斗争任务。10月21日,他起草给长江局的报告,汇报了自“双十节”省委交通机关遭到破坏后南昌、赣西、赣南、赣北和临川、鄱阳等地的工作;新的革命形势对“干部和经费等问题”提出了新要求,要求长江局派得力干部,加强特委工作。11月3日,冯任起草向长江局的报告,再次要求派得力干部。30日,他起草《中共江西省委通告(第十号通告)》,分析了军阀混战、工农运动崛起过程中党组织所担负的任务。同月,鉴于省委组织科长李铁良工作能力差,无表现等,他坚决果断要求中央将李调离江西。12月4日,他起草致赣西特委指示信,对赣西革命现状提出了批评。16日,省委书记陈潭秋在中央常委会上汇报江西工作,决定撤销李铁良的常委。21日,冯任起草《关于近周政治报告报告》,结合“中国的十月革命开始的广州暴动”“(国民党)已告结束的第四次会议上海预备会”“继续发展的军阀混战”和“反动内部冲突瞬将爆发的江西”等形势,向各级党的组织提出了要求和任务。
22条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源于冯任的革命实践。1928年1月10日,冯任参加由陈潭秋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临时会,对赣西南的工作作出四项决议,虽带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色彩,但反映了党领导阶级斗争的现实迫切:在已被农民群众占领县城或割据乡村的遂川、宁冈、万安等地,彻底肃清反动势力;立即召集各级农民代表会,成立县工农苏维埃及各乡农民苏维埃;在吉安、泰和、安福一带应当马上爆发广大的、深入的游击斗争;在赣州、南康、于都一带应即爆发经济斗争及于都南康伟大的农民暴动。11日,冯任《江西军阀的暗斗与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江西通信)》一文,主要强调党要领导阶级斗争,“工农群众遍地骚动及赣西南农民根据地形势”。
党费收缴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费的极其困难。1月18日,冯任起草给中央的报告,除了要求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更重要的就是经费、干部问题。关于党费,每月预算“中央千五百元的最低限数不可”,倘仍照“以前的550元发给”,则“我们真要幸而如潭秋在中央所言工作”。“现在我们老实说不但各地津贴无法供给”,因为党的“无用简直不能领导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困难至极,“叫我们去没收什么财产?甚至连巡视员及交通员的来往川资都无法筹借”。党员干部也是非常需要的。冯任代省委还向中央要党员干部、要人才。“西南及各地均迫切地需要上级工作指导人才”,由于省委本身无法抽出,而“下级干部提拔出来暂时尚谈不到”。因此只有请中央火速同江苏省委商量,“目前至少要有30个能当重要县委书记及巡视员的同志来此工作”。经费和党员干部上的困难,1928年依然得不到有效解决。2月12日,冯任为省委起草致中央信,再次要求解决经费和干部问题。
树立起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革命斗争形象也是22条思想的重要来源。1月20日,冯任起草《近周政治报告》,“在此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期,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分裂动摇薄弱的时期,工农群众自发斗争的革命潮流高涨时期,我们党的任务便是领导工农群众,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由彻底的土地革命而进为社会主义的革命。”2月2日,冯任《江西工农革命之白热化(江西通信)》指出,工农群众心目中认为最革命而满意的对象,一是共产党,二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革命军。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似有一种神秘而尊严的想象”。他们是“以共产党是最为工农利益而斗争而牺牲”的革命党。他们到处找共产党,如果找不到,他们就不客气地说自己是共产党,他们勇敢的革命行动,就是共产党的革命,甚至对农协的职员,也认为是共产党。
在开展党的工作过程中,遇到旧的错误观念,如宗族观念,就要坚决的斗争。1928年3月17日,冯任起草致赣东北各县委信,多有论述。关于赣东北党内工作,如注意将土地革命与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意义,“经常在民众中作普遍的宣传和煽动工作”;“注意在群众发动中的组织”,尤其要注意群众斗争中,介绍最勇敢最觉悟的工农分子入党;“东北的宣传煽动工作”,须特别加紧“反宗族观念”的宣传,使他形成一种经常的社会宣传;群众组织方面,面对“宗法观念”在群众中仍存有绝大的威权的东北各县,工会农协“可采取小组发展方式”,如工会农协组织的基本组织为十人或十余人一组,彼此间不发生关系的小组,或小组以上为干事会,干事会以上为工会或农协的执行委员会,干事会下的组长联席会议,由各组长经常地将该组的工作详情及其一切现象报告,“使各组组长明了该工会中的整个详情”;在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中,应“挑选勇敢和进步的分子组织秘密群众的武装”,时机成熟时改为正式公开的赤卫军或工农革命军;反动军队中的工作,须特别加紧“下层士兵及团内”工作,可能时尽量派遣“革命的工农或我们的同志”,加入军队的内部去“发展我们的组织”等,报告列举了10条。
革命斗争实践中,冯任的脑海中无时无刻不在回荡的,是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坚决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对党忠实,永不叛党,敢于牺牲个人的一切,努力为党工作,随时随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勤习革命理论、打破旧观念,明了政治、不贪污、接受批评。1928年3月,冯任起草的22条最终成形,这就是著名的《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党内纪律,从二大党章开始,每次的党章都单列一章,对党内纪律作详细规定,“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也是“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
纪律就是规则,正如冯任说,“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什么人都不能够违反”。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但这一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质上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主要是一种实现中央集权的手段。党在民主基础上,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制定和形成的决议、政策,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当时,由于国内军阀割据等客观条件不允许,对党内民主认识不足,党员民主素养低等,党在组织上依然十分强调纪律和集权。“每个同志只能在纪律范围内行动,跳出纪律范围内一步,就不行了。”冯任指出,违反纪律的情形,或是“党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不去做”,是违反纪律;或是“党不准我们做的事,我们去做”,更是违反纪律。大革命失败后,党更需要党员绝对服从,如22条中规定的牺牲个人。
革命是拼命的事,民众做到了。冯任《关于近周政治报告报告》(1927年12月21日),记述了民众牺牲个人的精神,“革命怒潮实不亚于鄂粤”。当时,江西定南县“农民已占领县城”,大庾的农民亦受广州暴动的影响,“大有进攻县城之势”。赣西的宁冈、莲花“迄今仍为农军占领”。奉泰和县城,虽因军力不足退出,然“农军实力尚存”,并且扩充。赣北的星子,又被“农民二千余自动占领县城一天”。鄱阳珠湖的农民,复杀死土豪四名,“县长不敢派队下乡拿人”。至于修水、弋阳、万安等地的农民,“无不继续地与土劣地主斗争”。
冯任强调共产党员“我们应该准备牺牲一切,去和敌人拼命,革命才能够成功”;党员也应“把个人的幸福、安乐、财产、生命都准备牺牲”,才能始终革命。但是,“均因党的主观领导力量太弱,既不能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着最高限度的组织,又不能使这零星的互相隔离农民暴动,变为较大范围内的总暴动”,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冯任还指出,为着较大范围内的胜利,利用反动内部冲突之爆发,在敌人空虚与受广州暴动胜利影响最大的西南,“应继续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立即实行大规模的暴动,将已占领的宁冈、莲花、定南等互相连成一气,进攻永新、遂川、赣州的县城,完全夺取西南的政权。在南昌、九江及南浔沿路等地,“我们应尽量地号召工农群众”,使其取得土地,取得政权;其他各地,“只宜采取游击式的战争”,经常地杀土劣地主,杀政府官吏,焚毁契约,袭击反动武装;比较沉寂的工人群众,“我们更应立即领导他们作日常的经济斗争,发展城市的工人暴动”,尤其是九江、南昌、南浔路、赣州、乐平、景德镇等地。冯任同时指出,如下行为不能称个人牺牲:“如果是烧了一栋房子,或抢去一点东西”,痛心叫苦的,“决不是一个好共产党同志”;或是“如反动派把点钱或利益给我们,我们便不顾党的一切”,这不但不是一个好的同志,而且是“反动派了”。
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各级党部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另一方面“全体党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委员会”,“党部之执行机关概以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上级机关批准为原则”。
冯任强调的“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表现之一。“党的命令,每个党员都要服从”。每个党员都是党的一分子,只有个人服从组织,党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若不能命令党员去做工作,“党还有什么力量,还能做什么事”。党组织的决定反映和集中了大多数党员的要求和意见,服从组织决定,党命令我们做什么事,“就是赴汤蹈火,都要去做”,“绝对服从党的命令,是党员第一件要做的事。”
群众宣传力、组织力是表征政党性质、能力的重要指标。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群众生存需要出发,领导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推翻“三座大山”重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实践中,党的群众组织体系、理论以及宣传手段不断完善,群众组织力建设规律和方法路径也逐渐被发现和掌握。
冯任积极从事党的宣传、组织活动。宣传群众要做到“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随时随地去宣传”。宣传的群众主体,主要是“受苦受压迫的工、农、兵群众”,内容是“贫苦的来因”,“解放自己的方法”,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和“谁是他们的朋友”,以及“谁应当要杀”“谁应当要拥护”。对于组织群众,每个同志也是“无论哪时”“到哪地去”,都要“随时随地去组织”。组织每个被压迫的工农兵的方式,“秘密或公开的”,组织的团体如“工人帮他组织工会”,“农民帮他组织农民协会或革命团”,“士兵帮他组织革命士兵团”,实现每个受苦受压迫的群众都有组织,而且“每种群众的组织”都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之下,“革命才能成功”。
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表明,始终坚持人民需求与党的奋斗目标相统一,坚持群众宣传教育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坚持群众组织力建设与党的自身组织力建设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群众组织力建设取得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力必须遵循的重要规律。
党的公开与秘密工作不容混淆。加强对党组织秘密的维护,平衡党的工作的公开与秘密关系,避免招致国民党的持续破坏,这是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险恶政治环境和党自身的组织难题共同造成的。冯任指出,党的主义和政策“要很公开很普遍地去宣传”;关于党的秘密,“绝对不能说出去”。保守党的秘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从1921年党成立起,围绕不同历史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党多次把“保守党的秘密”写入党章党纲等文件,规定入党誓词包括“保守党的秘密”内容,“保守党的秘密”逐步由“纪律”“标准”变为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比如,“党决定要攻打哪个地方”,如果说出去,“敌人力量大,可以防御我们”;“敌人力量小,就预先逃走了,岂不是要误事?”所以党的秘密,绝对不能泄露。党只准我一个人知道的事,“就不能告诉第二个人”;无论父、兄、亲戚、朋友、妻子都不能说,说了“就算泄露秘密了”。“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作为党章党纲的基本要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积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是一个经历艰辛探索、曲折前进、完善发展和全面加强的演进历程。深入推进党的纪律建设,就要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强化纪律执行。会议纪律是党的纪律的有机组成部分。冯任指出,党的会议是党“训练同志和讨论政策”的工作需要,一定要按时到会。否则,一是“大家都到了你一人迟到大家要耽误时间”;二是“紧要的事,你迟到过了时间,事情就糟了”,不按时到会就要受处罚。
党员所交纳的党费是新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经费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期自动交纳党费也是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员基本义务之一。然而,大革命失败后白区初建的党组织,党员在交纳党费时却不主动、不自觉、不规范。
党员教育的缺失、敌后形势的严峻,以及党员经济生活的贫困,是制约党员交纳党费的主要因素。对此,中共江西省委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其中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党费缴纳教育工作。要成为一名“好党员”,就要积极交纳党费。因为,收缴党费不是党来剥削同志,有“两种意思”。其一,党的经费“要同志来供给”;第二,交纳党费,“表示同志不忘记党”。每个党员同志都要“按时缴”,标准是“三枚铜元至两角钱”,区别在于“按同志的经济状况来决定”。随着党员教育的深入,加之其他措施,党员的党费交纳工作也有了很大进步。
党的建设包含思想、政治、组织、制度及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彼此之间相互联系,都是党建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冯任重点阐述了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方面的思想。
思想建设是党建工作的核心,冯任指出了当时党员思想观念6种“不合宜”的错误观念。一是“革命与家庭”关系中,党员要打破家庭观念,摒弃“革命当然是要努力的,但是我的家庭又无法丢掉”的观念。大革命失败后,白区党组织在政策理念层面与工作实践层面形成了处理党员家庭关系的不同取向。政策更强调党员家庭关系的消极影响,试图限制党员与家庭的联系,“前面不是说过革命要牺牲一切吗?”既然牺牲一切,“当然家庭亦在牺牲之列”,以此确保党组织的凝聚力。同时,家庭自身的运作规律,也使得党员个体需要权衡家庭生活压力与家庭互惠关系,从而对家庭关系的处理形成了多种调适形式。于是,“有许多同志,总舍不得一个家庭”。但是,实际工作中党组织注意到党员家庭关系在秘密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试图将其纳入革命工作中,“我们并不是绝对不管家事”,为党组织提供各类社会资源。追溯其源,在革命过程中,革命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受到党员个体、党组织、家庭本身,以及敌对阵营的共同影响,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互动模式,革命对家庭的关系并非只是单向改造。严重的白色恐怖,党更需要党员个人对革命的贡献与牺牲,“但到了顾家庭就不能顾革命的时候,那么,我们只有牺牲家庭来革命。”
其二是打破地方观念。地方文化作为扎根于区域历史与群众生活的文化形态,“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精神价值,能够在情感上激发认同,在实践中引导行动”。但是,一旦陷入地域文化狭隘心理而急功近利,若不能打破地方观念,“分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各不相熟”,就不是一个好同志。由于“共产党是要搞世界革命的”,因此,“一切乡界、县界、省界、国界都要打破”。
三是打破亲族观念。“贴心服务”“一对一帮扶”是新时代推进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涌现出众多的先进典型,如贫困党员结下“好亲戚”、党员结“穷亲”、党员干部与贫困户“攀亲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员要有亲族观念,以革命斗争的需要为首位,“共产党员只认识阶级,不认识其他亲族关系”。亲族中,愿意“帮助无产阶级穷人谋利益的”,“就是革命,就是同志”;反之,假使“我们的”朋友、亲戚,甚至父、子、兄、弟“摧残无产阶级及穷人的”,就是“反革命,就是敌人”,“就应该杀死他”,这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反映。
四是打破雇用观念。党员中存在的雇用思想,源于把党组织当作“剥削”的错误认识;既然是剥削,自然“有钱就做,无钱就不做”。事实上,党组织收缴党费,已经阐明,不是“党来剥削同志”;不存在剥削,党员就必须克服党“拿钱来雇”,做革命工作“党雇我来做”等不正确观念,树立党的工作“乃是我自己应该努力做的”思想,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观念。
五是打破领袖观念。所谓的领袖,或是“许多同志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的错误观念;他们不是“服从整个的党”,而是“盲从某个领袖”。或是“有些同志,天天想做领袖”,这是不对的。因为,所谓的“某个领袖”,一旦“不革命或反革命了”,若跟着他跑,“岂不是很危险吗?”与其说他们是领袖,毋宁说是旧思想封建君主的影子,必须纠正错误观念,树立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观念。关于政党领袖,列宁指出,“政党一般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六是打破迷信观念。“迷信就是没有的事”,党员参与封建迷信活动,是党性不强、正确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的一个重要信号。要在党员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相信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努力革命,杀尽一切敌人才能得到解放”;树立“只有共产党不相信这些鬼话”的无神论思想,扫除“什么上帝菩萨都是资产阶级欺骗我们的东西”,“其余日子风水等鬼话亦不可信”等封建遗毒。打破迷信观念,还包括中共党员不准信仰宗教,这是由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决定的;允许党员信教、教徒入党,实际上是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相隔离,将党员发展对象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相混淆,是错误的。
打破旧观念,党员干部要加强学习。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党员加强对革命理论观点的学习,特别是加强面向基层和群众的宣传、组织,及时解疑释惑,凝聚革命意志,形成党领导人民推进新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冯任强调,要成为一名“好党员”,就要“勤习革命理论”。学习革命理论,这是共产党员“要宣传组织群众”做工作的现实需要;每个党员学习的内容,“自己非明白一切革命理论不可”,“不明白的就要问别人”。如果不懂装懂向人胡说八道,“那就更谈不上做个好党员了”。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和政治优势,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总要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不讲政治,就等于没有灵魂。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作为一名党员,政治就是立场,就是核心。讲政治是合格党员的首要前提。讲政治必须做到绝对忠诚,“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党员面对鲜红党旗立下的铮铮誓言,也是对党员的最基本要求。
讲政治是党的一贯做法和优良传统。冯任说,“每个同志都要注意政治,都要懂得政治”。特别是要懂得,“反动政治发生原因是什么”,“反动政府所做什么重大的事情及反动政治将来的结局,到底怎样”,“哪里能打倒反动派及推翻反革命的政府”,等。“明了政治”,这是党的任务决定的,因为“共产党是一个政党”,“是要把反动派的政权推翻”,进而“建筑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兵利益革命政权”的党。只有“懂得政治的人”,才能“做一个很好的同志”。
党员讲政治,必须首先讲学习。冯任写道,“我们共产党员,都要尽力学习知道,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工作了”;学习的方式,“不但要注意听,并且要注意去讨论和研究”;学习的内容,学习“政治报告”,学习基本理论,多一点“唯物辩证法”。共产党员要通过加强政治学习,树立牢固的政治意识,旗帜鲜明讲政治。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政治建设首先强调“勇敢参加阶级斗争”。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孕育、形成与发展的宝贵品质,也是我们党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伟大斗争新胜利的精神力量。高度重视涵养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党百年来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党员干部有无斗争精神的“五个敢不敢”重要标准。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共产党是阶级斗争的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劣绅、地主”,领导工人“打资产阶级、资本家”,这些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中,共产党员“应该站在前线领导群众”去战斗,“万不可躲在群众的屁股后去偷懒”;共产党员都是“勇敢的战斗员”,而贪生怕死的分子“不配做共产党的同志”。
讲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强调对党忠诚,如冯任所讲“对党忠实”。《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中央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胸怀‘国之大者’,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为党尽责。”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党忠诚,必须一心一意、一以贯之,必须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一百多年来,党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之所以没有被困难压垮、没有被敌人打倒,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在冯任看来,“忠实就是忠实可靠的意思”,包括“对敌人我们要用欺诈的手段”和“对党则应真诚无伪”两个方面;对于“做错了事”的同志,“党来责问”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同志“不肯承认,并说谎话”,他“就是欺骗党了”,那么“这个同志就靠不住了”。
“永不背党”是“对党忠实”的庄严承诺,也是讲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曾经战斗在鄂豫皖苏区的王树声,是1926年2月13日入党的老党员,他入党誓词为:“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守秘密,誓不叛党。”1927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酃县水口村叶家祠堂主持了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他带领大家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1928年3月,冯任起草的22条最后一条,就是“永不背党”。既然入了党,就应该始终如一地做个好党员,“任凭怎样艰难困苦威逼利诱”,都不能改变我们对党的信仰;入了党,就要“下个决心”,生死都要做个共产党员,“永远不肯背党”。大革命失败后,党员数量从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生死存亡之际,意志不坚定分子背叛革命,给党造成巨大损失。极端困难的斗争环境教育了党,党组织尤其重视党员的忠诚问题,“永不背党”成为党员入党之始的基本承诺,也是一条铁的纪律,它自拟定之日起被各个时期沿用,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之始终。新时代,共产党员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并落实到个人的全部生活和活动中。
党员作风建设是党各项工作开展的根基,也是确保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1926年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中,针对少数党员中“贪官污吏化”的倾向,向全党发出了第一份——坚决肃清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冯任强调,“贪污行为是共产党员最应严禁的事”;一个党员,“除了努力赚得的工资及生活费外”,党内不仅小贪“一枚铜元”不能贪污,而且大贪“几千万”更不允许;在外“私自贪赃受贿,吃铜(元)打夹账”,“只有请他滚出党外去!”
新时代,建设一支有着良好作风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是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端正从政观念,特别是公仆观念、为政清廉观念、公平正义观念、正确的政绩观,这是树立良好作风的前提;另一方面,完善制度机制,通过完善党规党法,强化监督,简政放权,阳光行政等措施,这是树立良好作风的保障。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妥善地解决了不同时期党内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团结。批评包括党内批评和群众批评。土地革命时期,针对红四军党内出现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问题,毛泽东提出,“从教育上提高党的政治水平”,“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冯任重点强调了党内批评,“我们自己错误了,别个同志来批评”。开展批评的原因,首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非常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对右倾错误思想进行批评,并进一步探索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冯任在革命实践中,从认识论出发,正确指出,“一个人不可能没有错误,有错误就要纠正”。对于共产党员的错误,“更要赶快改正”。关于如何开展批评,一是要诚恳接受他人的批评。对于批评,党员“就应该乐意接受,不得气愤”;不仅要具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而且要树立“言者有功,闻过则喜”的理念。二是要敢于、善于开展相互批评。正如冯任所说,“我们发现那个同志错误了,就应该批评他,一点不要客气”。只要是坚持党性原则,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展开说理或澄明,就能起到团结同志,增强党性,促进革命事业发展壮大的作用。反之,凡是不能接受批评的党员,“终究必定走反革命路上去!”
由于时代局限,22条具有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时代烙印,其对党员牺牲一切的要求也有着革命战争的时代背景,在新时代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已消失。但22条所具有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增强纪律观念,加强党的建设,历久弥新,是共产党员须臾不可忘怀的。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强化党的纪律规矩意识,增强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始终坚持“四个服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新的伟大征程中把自身锻炼成一名“好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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