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篱把酒见南山

■ 梅曙平

东晋义熙元年秋日，彭泽县衙的公廨里，陶渊明脱下那身青绶铜印的官服。织物摩擦的窸窣声，尽管细微，在午后滞重的气氛里却异常地清晰。案头那枚小小的县令印信，被窗棂斜插进来的晃荡光线映照，泛着裹满包浆的油滑。八十三天了，为了不足掂量的五斗米，腰身不知向权贵弯曲了多少回。此刻，那就要成为习惯的姿态，所引起的一阵阵酸涩，似乎还盘踞在脊背中隐隐作痛。内心深处，某种僵硬的东西似乎正在悄然崩裂，碎片如同光柱里胡乱飞舞的尘埃，无着无依，无根无据。这年，陶渊明才四十二岁，一万五千多个日夜，不也是上下乱窜的碎片？

走出衙署的朱漆大门，陶渊明没有回头。身后隐约还传来噼啪算盘与胥吏低低的交谈声，有些含混不清。起初，脚下迈出的尚且是习惯性的官步，平稳而克制，过了衙门前的下马石，步子渐次加快，最后几乎是一种攒步逃离。只是在经过自个修筑的望月台与疏浚的洗墨池边时，稍稍作了片刻的停留。当陶渊明终于踩上城外那条覆着干枯草叶的田埂，泥土松松软软的触感，使得紧绷的身心瞬忽松弛了下来。

陶渊明停住，深深地吸了一口凉风，里头混合着晚稻残茬、野菊的清苦，尚有泥土的湿腥气。这位士子蹲下身捡起路边一束遗落的稻穗，掂了掂，颗粒饱满。随即缓慢地直起腰身，竟产生一阵莫名的眩晕。抬头望望顶上的青天，几朵漫漶的云朵，正闲暇地游荡。霎那间，渊明眼里不觉涌起两泡热泪。云卷云舒，何去何从？忽地变作了往高处立、向宽处行的选择，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在旷野眺望，云就是庐山的模样。那形态，竟奇异地与山峦的走势呼应着，学着山脊的陡峭，又模拟着山谷的绵延。云是山的影子，还是山是云的囚徒？这一思忖，陶渊明竟然有些痴了。就在这凝望的片刻，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消融感自体内冉冉升起。尽管那腰间曾经悬挂官印处，还留存着些许的记忆性沉重，那执笔批阅文书的指尖，还残留着权力的薄茧。那言辞必须迂回谨慎所形成的精神褶皱，却被云彩擦拭得稍稍平复。

自均桥柳德昭村到粟里，乘驿舟，约莫大半日光景。及至薄暮时分，已然回到暌违的家。映入眼帘的是：桑树，柳树，菊花，柴门。倏忽间，正在倚门张望的稚子，扑了上来，牵住阿爹满是尘土的衣角又蹦又跳，嘴里嚷嚷唤着娘亲。故宅很熟悉，也很疏离。

夜深人静，家人俱都安睡。陶渊明灯下独坐，忖度自己今日所作的决定。此刻，内心迫切需要确认，需要锚定，需要给这场割裂与回归一个辩白，或者说一个理由。

渊明沉思良久，方始起身研墨。墨锭在砚台里一圈又一圈打着旋儿，竟像画阴阳太极图。旋即提笔，在灯火与月光双重辉映下，因事顺心，写下五个字：归去来兮辞。

稍稍停顿，转而奋笔疾书，开篇便是诘问：“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接着自问自答：“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一问一答，恰当头棒喝。似问似答，荡涤不尽。凝眼回望，想那功名千里，云台高筑，世事浑如花上露，人生一似风前烛。问一年一岁，几见月当头？想那人生百年，东临碣石。叱咤风雷神气壮，鞭挞山岳威名肃，到头来，都付东流水，空劳碌。

渊明笔底相继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其笔下的草木泉石，不再是《诗经》里比兴的模糊背景，也不再是楚辞中瑰丽奇诡的象征符号，它们就是它们自身，以鲜活的、当下的、触手可及的生命力，直接呈现。

这一夜，渊明领会到：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只是不曾想到，这一篇《归去来兮辞》，日后会成为田园诗派的开山之作，乃至后世王维、苏轼等均受其影响。苏轼评价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笔尖在纸上振刷得沙沙作响，如春蚕食叶。写罢，渊明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官场的压抑、扭曲、伪饰全都化作一声叹息。对自然节候的敏感，对人情冷暖的体悟，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渴慕，此刻毫无窒碍地奔涌而出。

当渊明以“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为文章作结时，东方已微白。遂搁下笔，手指因长久紧握而有些僵硬，但心头却格外朗澈空明，仿佛冉冉升起的曙日。

接下来的日子，日复一日被躬耕的艰辛填满。渊明虽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之苦，但亲身入局又是另一回事。手掌日渐磨出了厚茧，腰背更加酸痛不已，但与低眉折腰的酸涩是两个维度。稼穑虽辛劳，却有着脚踏实地的坚实自在，由此萌生的诗句，也像田间的作物一样，开始在这片厚实的土壤里生长。自此，渊明不再写什么游仙、玄理，只将眼前的农事、远方的南山，一一道来。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何其恬淡冲和，可亲可近；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如数家常，愿景共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写得那么真，那么诚实。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陶渊明喜欢写风，立意格调都有风的特征；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陶渊明喜欢写酒，字里行间飘逸着酒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似闲适，实则是在日复一日地劳作与观望中，与南山形成天人合一的默契。山的气象，日夕不同，飞鸟来去，竟与内心的节奏合拍。这是一幅亦工亦写的画：一位农人在篱边俯身采菊，偶然抬首，南山悠然映入眼帘。写得既朴素又精致，不懂其精致，就难以感知其朴素；不懂其朴素，就难以感知其精致。

陶诗真个淡，淡得有些奢侈：“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一句句殆无长语、笃意朴真，不经意间便能入心入骨。后世纷纷仿效陶诗。唐宋以降，王维得其冲淡，却多了几分禅意的精致与疏离；孟浩然得其清新，却不时地发发牢骚，流露出求仕不遇的迷惘与惆怅；韦应物与柳宗元得其峻洁，却往往裹着一层贬谪的冷峭。苏轼于颠沛中一遍遍唱和陶诗，读出了“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至高境界，却难以在极致的朴素与宁静下，焕发无限的丰饶与弹性。

陶渊明的行迹动念是对故乡的深情告白，是魏晋风度最接地气的行为艺术。回归田园，为大地折下了时间的腰。第一次在田间直起腰身之时，陶渊明见到云在模仿南山的模样，那是大山隐居的方式。在栗里，在陶村，在桃花源，农事让第一流艺术分作了两类：一类艺术品高度完美，艺术家退隐不见；一类艺术品同样完美，艺术家凌驾其上。二三流艺术人是不自觉的，第一流艺术人会自我观照，自我脱离，用神驰的眼光对待自己。陶渊明身为一流中的高峰人物，恍若南山的写照：在亘古洪荒中大象无形。陶元亮原本是一个双重隐士：实际人生蛰伏在田园里，隐掉了，一点也不元亮。其人诗文风格又格外地云淡风轻，隐在种种高大言论之外，同样不那么元亮。所以在生前很长一段时间，只与南山遥遥对望，相看两不厌。常常是这样，一个人，身披蓑衣、手把锄头，蛰伏在庄稼丛中，默默无闻地握住春秋冬夏，被时光轻轻地捧着，在动乱而浮躁的时代里融化，销声匿迹。这是一幅赣鄱大画的留白，这是南山天籁的大音希声。

永远是这样：诗与人各得其所，时而平行，时而交织。惟有陶渊明走出象牙之塔，握一把诗的种子，带着草木的气息，面朝南山脚下亘古如斯的田园。天高野阔，才是大的境界。因为慢，所以惟见日月静好，山川回环。正如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派，确立了一种新的诗人姿态与诗歌精神：将个人的日常生活、真实的生命体验，尤其是与自然田园的深度融合，作为诗歌最本源的出发点和最崇高的表现对象。在其之前，自然在诗中多是陪衬、象征或背景。自陶渊明开始，自然成为诗中的角儿，成为与人的精神世界平等对话、互相映照的另一个主体。只因回归田园，诗歌的载道重负与缘情绮靡，在陶渊明这里，被一种更根本的即事与见性所化解。

又是一个黄昏，陶渊明身着葛衫，从皋垄缓慢走下来，对着空旷的山谷，发出一声长啸。这一啸，与阮籍隔着时空呼应；这一啸，与慧远隔着虎溪对话；这一啸，似呼如唤，招呼后代酷爱田园的诗人认祖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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