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震

庐山历史久远，拥有大量历史遗存，其中尤以明朝史迹最为丰富，保存也最为完好。这得益于庐山在明代曾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岳，与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等五岳并列，称为“庐岳”，使得明代成为庐山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时期。

庐山明代历史遗迹纵贯明朝早中晚各个历史时期，与明朝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反映了明王朝的兴衰变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中如御碑亭、记功碑、赐经亭等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物，赐经亭折射出持续时间长达30余年的“国本之争”。

赐经亭坐落于庐山黄龙寺右后侧的锦屏峰麓，为歇山顶式石构建筑，高六米，长宽丈余，宝顶瓶形，两端吻兽为镂空雕双龙造型。亭内双龙石雕藻井下，立有大理石碑一尊，碑正面刻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均《护藏敕》及《新刊续入藏经序》文，碑阴刻内阁首辅申时行《圣母印施佛藏经赞》文。

赐经亭与游人如织的“三宝树”近在咫尺，和著名的黄龙潭也仅隔着数分钟的路程，却没有游步道直接相连，人迹罕至，无人问津。然而，它却是明代晚期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国本之争”的见证。

所谓“国本之争”，是指明代万历朝神宗皇帝与朝臣们为了册立太子而发生的一场争斗。万历欲立皇第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而朝臣们则坚持按照“立嫡立长”的祖制，支持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储，因为古人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故而称为“国本之争”。

赐经亭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缘起于当朝太后与彻空和尚的一段佛缘。

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出身卑微，原本只是一名宫女，因为生育明穆宗隆庆皇帝第三子朱翊钧，被册封为贵妃。因为前二世子早夭，朱翊均成了事实上的唯一继承人，六岁就被册封为太子。隆庆六年穆宗驾崩，朱翊钧顺利登基，成为明朝第13位皇帝，改元万历，尊其生母为皇太后，尊号慈圣。信奉佛教的李太后认为，儿子得继大统是菩萨显灵，故而大肆张扬佛教，在“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并在全国大肆布施。在太后的影响下，万历竭力支持太后，“助施无算”。一时间各地的佛教寺院变得异常繁盛。这一时期庐山旧有的几座著名寺庙，如东林、西林、归宗、开先、栖贤等得以修复，还新建了黄龙、海会、千佛、云中、青莲等几座寺庙，最著名者当属黄龙寺。黄龙寺所处环境绝佳，邻近庐山胜景黄龙潭，寺前有著名的“三宝树”。三宝树一棵是银杏，两棵为柳杉，树龄逾千年，相传为晋代慧远大师弟子昙诜所植。黄龙寺的创建者彻空和尚通过归宗寺著名和尚达观引荐，奉旨进宫讲经说法。后得到了太后所赐旧刻藏经637函，续刻藏经41函，以及金佛像，西洋水墨罗汉画轴等。万历十四年（1586年）三月，万历为旌表其母的功德，专门颁发了“护藏敕”，并撰写了《新刊续入藏经序》文，大赞佛教经典可以“化导善类，觉悟迷辟”，有“觉人济物，胜残去杀之功”，命黄龙寺僧“务须庄严持诵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等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为此，他亲招彻空和尚进宫问答，赏赐紫衣，以示恩宠。同时又命江西提刑按察司分巡九江道兵备佥事顾云程立石建亭于锦屏峰麓，这便是赐经亭的来由。然而若是细究一下赐经亭立碑建亭的时间点，就会发现万历皇帝的这番操作，明面上是为了讨好生母，为慈圣皇太后树碑立传，私底下却藏着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为刚刚出生不久的皇三子，也就是后来的福王朱常洵捐功德祈福，以求庇佑。

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生母为郑贵妃。郑贵妃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史书记载她“性警敏，善迎帝意”，令年轻的皇帝十分受用，成为万历一生独宠的女人，直到临终前，万历仍惦记着她，留下遗诏要封她为皇后。郑贵妃万历十年（1582年）入宫，是为淑嫔，次年即因怀孕晋封德妃，同年生皇次女。万历十二年（1584年）德妃又晋封贵妃，生下皇次子朱常溆，可惜当天就夭折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贵妃于正月里又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万历难掩偏爱之情，命取太仓银15万两，用以庆贺，规格超过了皇长子出生时的标准。二月五日，在皇三子满月之际，万历又谕令晋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而此时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却仅为恭妃，位分低了两级。

王恭妃原本是慈宁宫太后身边的一名宫女，万历九年（1581年），万历照例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一时兴起，偷偷临幸了王氏。万历登基时年仅10岁，由太后与张居正执掌朝政。李太后对万历的管束之严格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史书记载万历小时候因犯错被罚跪诵《孝经》，需要痛哭认错方可起身。张居正更是出了名的能臣，在万历面前是亦师亦父般的存在，时刻以一代明君的标准要求万历。万历临幸太后身边的宫女，怎么说都不是件体面事，就想偷偷一走了之，没承想王氏因为一次偶然的临幸竟然怀上了龙种。尽管万历一百个不愿承认，怎奈太后也是宫女出身，深知王氏的不易，更何况宫中尚无子嗣，便迫使万历认下了王氏肚中的孩子，封王氏为恭妃。万历十年，王氏诞下一名男婴，是为万历长子，取名常洛。万历本就因为逆反心理不待见王氏，何况此时已有了宠妃郑氏，便将王恭妃安置于景阳宫软禁了起来，还不许王恭妃与儿子见面。

万历的正宫王皇后于万历十年（1582年）诞下长公主后，未再生育，且一直体弱多病。按照大明律应当“立嫡立长”，即有嫡子应由嫡子继承皇位，没有嫡子应由长子继承。郑贵妃生下皇三子，万历欲晋封郑氏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而皇长子生母王氏却得不到晋封，由不得让大臣们认定皇帝是动了违背祖训，废长立幼的想法。而这在朝臣们看来是动摇国本的危险行为，纷纷上书反对。

三月二日，万历不顾朝臣反对，正式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护藏敕》以及赐经亭也就是在三月里颁发和下令修建的。想必万历所祈求的不止于庇佑小皇子健康长大，他还有更深的考量，就是想借助宗教的神秘力量，化解朱常洵立储的阻碍，能够像自己当年那样以皇第三子身份继承大统。

首先产生忧虑的是内阁首辅申时行，他在二月三日和五日，也就是皇三子朱常洵满月前后，两次上书万历，请求尽快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遭到万历拒绝。此后，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等纷纷上奏疏，反对单独册封郑贵妃，主张同时晋封王恭妃和郑贵妃为皇贵妃，请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均遭到贬谪或降级处分，由此拉开了“国本之争”的序幕。这场争斗持续了15年，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万历以朱常洛是宫女所生为借口拒绝朝臣所请，激怒了慈圣皇太后，她斥责万历：你也是宫女的儿子。万历哑口无言，被迫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封皇第三子朱常洵为福王，“国本之争”终于告一段落。这场争斗共逼退四位内阁首辅（其中包括帝师申时行）、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万历亦心力交瘁，从此怠政，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起持续28年不上朝，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驾崩。这种状况对明朝统治产生了严重危害，使党争加剧，国家治理能力衰退，为后来的阉党专权埋下了祸根，因此后人有“明亡，实亡于万历”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