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岁月丨那年到汉正街打货
那年到汉正街打货
□ 付鹤鸣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贩过一次木头到武汉。
记得第一次走上武汉长江大桥，看到桥下那么多船，我赶紧揉了揉眼睛，总想一一算清楚，正好一艘巨轮鸣笛通过大桥，好像在向我们问好，我一激动，眼睛就花了；那时桥上游人也多，还有黑不溜秋的外国佬，挽着金发女郎。可惜武汉那么大，没有我一寸地，没有我一块砖和一片瓦，而我，只是一匆匆过客……
为我送货的司机老吴，其爱人在船滩街开了家服装店，临行前再三叮嘱，一定要在汉正街打些货回去。
汉正街坐落在汉口最繁华的地段，闻名湘鄂赣三省。汉口有货船直达我们船滩，现陆路通达，水路早年停了。虽有些远，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船滩人不畏翻越武宁南皋山、过大冶，坐班车去汉正街打货。你只要稍微留意，早年船滩街上大大小小的店铺，那些吃的、穿的、用的，多是武汉来的，难怪船滩在民国时期便拥有“小汉口”的美称。
老吴把货车停在街边一处小停车场，要我帮忙看车，然后便自个儿去打货，我就在离车不远的街上溜达。
我是第一次到汉正街，有些陌生，只见街上人来人往，那些夹着蛇皮袋、拿着扁担、掇着纸箱、扛着大包小包，匆匆忙忙从身边经过的男男女女，多是打货人。他们操着各种方言，穿梭在横街纵巷里，匆匆的脚步声轻磕着地面，淬出生活的甜酸苦辣，那一声声浓烈的土语，像汉正街人捧出的一杯杯醇厚的酒香，向人们展示着各自方言和地域文化的魅力，让我眼花缭乱。
后来才听说，那些卖针织制品的人多是温州人，卖塑料制品的人多是台州人，卖服装辅料的人多是义乌人，而卖鞋帽的人多是福建人，卖箱包的人又多是湖南人，卖布匹的人又多是河南人，且个个都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在这里，也许你一不小心，就能遇见家乡人，听到家乡话，让你备感亲切。
我转了一会后，又来到了停车的地方。只见停在前面有一辆江西牌照的小货车，旁边堆了一堆大包小包的货，司机打开车后门，几个打货的妇人要动手搬货，司机是个勤快人，忙说：“你们打货辛苦，透透气，歇一歇，我来！”说完便捋起袖子，把一堆货全装上了车，我听出他们的口音是修水的，与我们同饮修河水，武后长安四年，修水还是武宁管辖呢！
那司机跳下车对这些打货人说：“你们跑了大半天，都饿了，咱们吃了饭再走。”
有人看了看表，都一点多了，肚子早饿了，见司机这么善解人意，便都说“好”。
我四顾一望，见前面巷子里有个招牌很大的宾馆，忘了叫什么来着，旁边不远处，有几家炉灶摆在门外的小饭馆、早餐店，还有卖水果的挑子，卖凉粉的摊子，补鞋的大爷，有个妇人拿着房牌站在便民旅馆门口揽客。
我忘了自己与他们不是一伙，不由自主地跟在他们身后，小饭馆里进出的人不少，多是打货人，记得那时一份快餐是两元，也不是打货人喜欢吃快餐，而是打货人不舍得钱，只有这吃快餐的命。
我摸了摸袋里的几块零钱又缩回了手，这趟货，我也没有挣到钱。
是的，对那些打货人来说，他们做的多是小本生意，要赚个钱不容易，靠针尖上削铁，他们哪有闲工和钱进宾馆去消费？虽然宾馆和饭馆只有一字之差，可他们的生活就是因为这一字之差的无奈而必须得去考虑，必须得去面对。有人为了省下这两元，甚至连快餐店也不敢看一眼，哪怕饿一顿，也要省下钱多进一件货，哪怕是一些针头线脑，那他的包裹就要鼓一些，包裹再鼓囊，他们又不舍得在街上雇个挑夫，或者雇辆推车。
在有的人看来，一份快餐就两元，不值得这样省俭，可这两元也是他们必须得去计较的，大包小包，都得自己送、自己扛，自己上货、自己装车，再苦再累也无怨言。也有些打货的，把货进好了，累得不想走动了，就坐在街边石墩上歇息等车，这才发觉肚子已咕咕叫了，忙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玉芦粑，有的忘了带水，吃玉芦粑时就如电影《上甘岭战役》里的战士啃饼干一样，哽得眼睛翻不过个儿，但他必须得使劲把生活的艰辛吞下去，生活在底层的人就这样，当他们看到身边那一个个包裹已堆到了车旁，即将装上车了，所有的累都是值得的，还有一丝从未有过的快感飘过心头，他们只希望早一点上车，早一刻到家，把货摆上柜台，明天的日子就有了希望……
说来也惭愧，我有好些年没再去汉正街了，如今网购盛行，实体店都说生意淡，不知汉正街还是那般热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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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嘉琪
责编：肖文翔
审核：吴雪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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