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 鲁

1986年的“庐山之夏”

在1986年的九江庐山，由江西省文化厅和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举办了“庐山之夏”江西省文化艺术博览会。在本次博览会上，江西省集中展出了包括小说、戏剧、电影、地方戏曲、歌舞、文物、书画、陶瓷、江西历代文人著作、地方志和古籍善本等在内的所有能够代表江西古今文化文艺发展杰出成就的艺术形式与艺术作品，一时尽显物华天宝的风流气象。同时，力邀文艺界领导同志以及国内知名学者、作家、电影艺术家、戏剧家、美术家、摄影家等莅临庐山，一道研讨争鸣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艺创作的现象、成就与经验，进行关于电影和戏剧创新的对话，留下了20世纪80年代江西文艺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幕。

在这次博览会上，主办方在电影展映的单元里，集中推介展映了一批由江西籍电影剧作家创作的电影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大放异彩的赣籍电影编剧编导毕必成、王一民、张刚、杨佩瑾、肖增健、李蔚华、方兰、周毅如、孙勃、毛秉权、蒋迅、吴则谦、徐海秋、陈家铨、王贤才、胡春潮等人几乎构成了一个呼之欲出的“电影剧作家群落”，他们带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创作热忱，在当年的中国电影银幕上写就了他们的感悟、思考、见识、抱负与探索，他们的电影创作汇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洪流之中，讲述了赣鄱大地的历史风云、人生传奇与情感故事。

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江西电影剧作家群落”的崛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怀念的80年代江西文艺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剧作家的创作势头相当迅猛，大有狂飙突进之势。推动这股创作势头前进的力量，既有红色故事、爱情传奇，又有乡土情怀，还有改革潮。尽管重新回眸这段电影创作时光，部分作品也的确存在艺术手法陈旧，主题单一的明显不足，但是更多作品呈现了剧作家们在赣地风情画卷里，对历史文化的深情回望，对红色文化的深情言说，对人性伤痕的情感控诉，对人之常情的热忱张扬。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后期，“赣籍电影剧作家群落”自身就是时代风云的亲历者，他们的生活体验和苦难经历需要在电影作品中得到反映。剧作家思考的深入，剧作家的创作心态使得这些电影作品承载了丰富的生活感受和社会内容。

九江剧作家毕必成在《庐山恋》里讲述的爱情故事是一面镜子，照射出人们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这部作品告诉人们：不要忘记伤痕，赶快放下包袱，勇敢相信未来。《庐山恋》的爱情是有着复杂的现实依据的爱情，是一个已然发生在春天里，却依旧有着冬天阴霾的故事。这是《庐山恋》最大的价值，也就是时代价值，它极好地抚慰了一代人心中的“伤痕”，尽最大可能回答了时代之问，并以最大热忱拥抱了改革开放。毕必成用《庐山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普通中国青年在经历了种种冤屈和人生打击后，依然忠诚于改革开放事业，也忠诚于自己的爱情。耿华与周筠的青年形象让我们从新的高度认识了走进改革开放时代的当代中国人更为阔大的精神世界和更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

江西作家杨佩瑾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写过中篇小说《雁红岭下》，1970年后，又出版了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剑》。《雁红岭下》很快就被改编成电影。198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的由杨佩瑾编剧的故事片《仇侣》全国公映。1983年，改编自杨佩瑾文学创作“天意三部曲”之一小说《霹雳》的电影《非常岁月》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江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故事片。《非常岁月》这部电影实际上也是对当时电影评论界所说的“丢开戏剧拐杖”的创作主张的一次回应。杨佩瑾以自身丰厚的文学素养，以一种文学的精神孕育并讲述了这个传统的红色电影故事。在对剧作的理解上虽然依然有着当时挥之不去的政治印痕，但还是成功演出了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英雄救美的故事。

九江剧作家王一民用《乡情》《乡音》《乡思》连缀起他的“乡土三部曲”，汇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当代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的浪潮中，让全国电影观众从银幕上感受到一位将生命的根深扎在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剧作者对乡土的爱，对乡人的恋，对乡情的痴。时有评论认为“《乡音》用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静观默察式的审美态度，透过陶春与木生日常生活的原生形态，衔接起我们民族久远的文化传统，层层铺垫出浓郁的乡土生活底蕴，渲染出民族生活的文化氛围，传导出当今普通农民的心理动律。”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当代中国电影向民族文化深处追寻现代化答案的，来自江西鄱湖人文时空的一次艺术探索。

有“江西电影之父”美誉的张刚在1984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阿满”系列喜剧电影《愁眉笑脸》。影片直接切入了改革开放之初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即老百姓要吃饱肚子。影片中的国营粮食仓库里终于堆满了农民上交的粮食，以至于我们的“阿满”作为粮管所所长为了装粮食而愁眉不展，却又是笑脸盈盈，这真是“甜蜜的烦恼”，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而“愁眉笑脸”似乎也成为整个“阿满”系列喜剧创作的一个形象又深刻的隐喻，因为电影故事里的这个“阿满”总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变迁里，充满了小人物的“愁眉”与“笑脸”。这个来自社会生活与张刚本人生活经验的银幕艺术形象“万变不离其宗”，始终聚焦着喧嚣热烈的社会生活中，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沉浮起落。

仅以20世纪80年代为例，《愁眉笑脸》之后的《丈夫的秘密》《多情的帽子》《风流局长》《温柔的眼镜》《笑出来的眼泪》《想入非非》等作品里，工人、农民、商人、个体户、干部、知识分子一众人物皆粉墨登场，“阿满”身份多变，却始终保持着这个人物的真诚善良憨厚的品性。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个体与集体等等纷至沓来的矛盾碰撞交织起一幅幅改革开放热潮中的社会风俗画卷。在十年时间里，“阿满”系列喜剧的主题内涵逐步深化，人物形象逐步丰满，艺术手法逐步多样。张刚导演的轻喜剧创作带着对“阿满”人物的悲喜交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电影创作历程里留下了与时代、与大众最热忱、最生动的精神对话。

还有很多在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的赣籍电影编剧及其作品都在1986年“庐山之夏”文艺博览会上大放异彩。浔阳江边，一山飞峙，在这个“庐山之夏”，我们得以集中领略赣籍电影编导群落在他们的电影作品中所描绘的“匡庐奇秀”“赣水汤汤”“鄱湖晚照”“逶迤井冈”“客家风情”“赣西小城”。电影编导们既彰显了赣鄱文化的勃勃生机，也不拒绝从反思精神入手，思考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走向。影片中那一系列社会现实矛盾的出现，其原因绝不仅仅只是在社会政治层面，文化上的局限性和弱点也是原因之一，对赣地文化做自觉深入的反思是必要而有价值的。回望整个20世纪80年代，江西电影创作的“在地性”和“当代性”都成为一道保持着理想初心的文化风景。 

让历史照进现实

1927年的盛夏，九江甘棠湖畔的孤溪埂湖滨广场建起了一座游艺公园，在这里出现了第一个季节性的露天电影放映场，每逢夏季会用芦席在公园的空地上随意围成一个圆圈来放映电影。在这块围起来的场地中，打下排列整齐的木桩，再将木板钉入木桩中，形成最简易的观影座位，当时全场可以容纳千余名观众。露天电影场中的放映环境较为简陋，放映机房是由木板随意搭成的棚屋，电影银幕只是一块普通的白市布，横挂在两根木桩中间。所有放映的影片均为黑白无声片，采用单机形式进行放映。“首映阮玲玉主演的《洛阳桥》。继后，放映过‘影后’胡蝶的《白蛇传》《珍珠塔》等古装片。武侠片有张慧冲的《水上英雄》等，还有我国最早的女明星宣景琳和著名‘银幕坏蛋’王献斋合演的《梅花落》等新潮时装片。进步片有黎莉莉的《天明》《奋斗》等等。”（摘自《九江县文史资料选辑》）

1933年，在九江市湓浦路西侧，一座旧货栈被改建成九江大戏院，放映影片《十三妹大破能仁寺》《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等。同年夏季，以孤溪埂湖滨广场，靠湖筑围搭棚，名为九江游艺乐园，露天放映电影（摘自《九江市志》）。由于夏季温度高，天气炎热，靠近湖边的公园自然成为人们消暑纳凉的绝佳去处。露天电影场虽然放映设备简陋，但位于市中心的公园里，且“市民花上一两角钱，自携蒲扇，到此大饱眼福，又浑身凉爽，胜似吃西瓜、刨冰，不失为一件消夏祛暑的美事！所以开张后，除了大雨天，卖座十分红火，长盛不衰。”（摘自《九江县文史资料选辑》）这家露天电影放映场存在的时间较长，一直沿用至日寇攻陷九江。

以上两段文字，可以说是目前关于浔阳江边城市观影记忆的最早文字记录了。历史与记忆是无法分开的，历史可以书写记忆，记忆可以追寻历史。如今在九江市区，大型商贸综合体内，多厅影城比比皆是，新的城市观影体验与记忆依旧在继续。只不过，电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大大降低了。纷纭喧闹的短视频，多姿多彩的影像呈现，流媒体上的迅捷便利似乎已经使得即时性的观看变得更加唾手可得，也变得更加个性化与私密化。但我至今不认为走进影院（影厅）仪式化地观看一场电影是落伍与过时的。且不说对电影产业的票房经济支持，仅就人性的交往与对话而言，此种当众孤独的观影方式依旧是释放情感与想象的最佳方式，具有使人成为“人”的社会文化与心理价值。

在演唱会、脱口秀、剧场艺术纷至沓来的今天，浔阳江边的电影时空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这不仅指的是“春节档”或“暑期档”期间，大众围绕热门大片进行的集中消费与社交式观影，还包括电影沙龙、新片点映（路演）、旧片新看、电影节（展）等在内的各种电影文化分享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被津津乐道的“电影+文旅”等项目。当前在江西省内，南昌、上饶、赣州等地都有着常态化、不定期的，以青年人为主要参与人群的电影分享活动。九江目前还缺乏这些活动，这与历史上“电影入赣第一城”的地位不相匹配。

近年来，九江市特别是浔阳区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对庾亮南路与大中路这两条路实施文化记忆活化工程，使之成为历史文化街区。这两条路，可以说是九江市城市建设与城市记忆的最早的年轮，见证了一座浔阳江边的小城饱经沧桑的发展变迁。这两处历史文化街区也构成了几代九江市民共同的记忆原点，我们浔阳人的情感与心灵正是以这个原点为中心，像涟漪一样由此荡漾开去。庾亮南路上的昊格矩、康成、石美玉、裴敬思、但福德医院、生命活水医院、儒励女中、同文书院……大中路上的张谋知家族……庐山牯岭的近现代历史风云等等。历史上的九江是四通八达的，是开放的，是实干的，是洋派的，是见过世面的，是有故事的。90年前的1935年，在一份名为《中国出版月刊》的杂志第4卷上，一个以“无名氏”做笔名的作者，写了一首《过九江》的小诗。诗曰：

一帆风月冷，薄暮过浔阳。

此去柴桑近，微闻松菊香。

大江流不歇，终古为谁忙。

容易光阴逝，天涯两鬓霜。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着新时代的九江继续完成更加别样的，包括电影在内的、新的历史文化记忆的书写，让曾经的浔阳烟火气悄然泛出记忆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