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父亲（中）

■ 荣秋平

在“蛮子”部队

 当时，父亲根本找不到抓壮丁走过的来时路，但他知道向北的大方向没有错。野地里、林子中，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被战火燎烤过后的赣北大地，十室九空，连狗叫都难得听见几声。跑了一夜，实在跑不动了，父亲靠着一棵大石楠树，竟然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父亲猛然感到有人在拍打自己的肩膀。他睁眼一看，一群士兵把自己团团围住。

“是逃兵唦？”

“还是个娃子哟！”

当时，父亲的心里凉了大半截，张着惊恐的眼睛望向苍天。他哪里知道，这群士兵将是他今后同甘共苦五年，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袍泽。

原来，父亲跑了一夜，从上高县跑到了奉新县西部，脱离了74军防区，跑到了滇军新三军的驻地。

这是一支滇军部队。当时，这些士兵叽叽喳喳地说着家乡话，父亲听不懂，但他从这帮士兵的肢体语言中，看到了善意。

一个三十来岁、系着炊事围裙的老兵，径直把父亲拉到伙房，给了他一块热腾腾的红薯。接过红薯，父亲眼泪横流，号啕大哭。多年后，父亲对我说：“打霜过后的红薯，真是甜哪。”

“娃子，兵荒马乱的，你怕是难找到家哟！”“娃子，逃兵是死罪，回去家里也难得安生啰！”“娃子，从云南到江西，我们走了几千里路，不比你想家？”“娃子，莫跑了，留下来帮我烧火吧！”

这几句朴实无华的话中，含着满满的道理。语言不通的父亲竟然全听懂了。自此日起，父亲毅然决定加入这支部队。

1938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云南当局迅速派出第60军、第58军约8万云南子弟出滇抗日。1938年9月，又从这两军中各调一师，组成新三军。滇军先后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历次长沙会战、赣北作战、奉高反“扫荡”战、湘鄂赣边区作战、赣东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赣江追击战等重大战役，屡建战功。其中，60军转战台儿庄，为台儿庄大捷立下汗马功劳。滇军虽然牺牲巨大，却愈挫愈勇、百折不挠。滇军长时间配属第九战区，并在江西上高县翰堂乡设立第一集团军指挥部，统一指挥分布在湘鄂赣作战的滇军。滇军在江西境内苦战七年，作战无数，为保卫红土地的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滇军新三军抗战期间长期驻扎在高安、奉新地区，与南昌以西及安义、靖安的日军对峙。此时，军部驻在高安西南的卢家圩。所属新编第12师在锦江口、淞湖等地一线布防，师部驻珠湖；第183师主力在奉新西北大城、赤田、草坪、肖坊一线布防，师部驻肖坊。

父亲先是在新三军183师549团三营一连炊事班当列兵。

父亲灵活勤快。也许是童心未泯，在战事稍息、部队休整期间，他还拿出自己儿时擅长捉鱼摸虾的本事，为连队改善伙食，很受战友们喜爱。那时候，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很多时候，给战士们发点盐巴就饭，也算一餐。能吃一次鱼，算得上是难得的加餐。

不久，该连杨连长把父亲调到连部做勤务兵。尔后，父亲一直跟随在杨连长身边。

父亲晚年告诉我，这支云南部队的军官从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多，黄埔军官少。高级军官调整，由留在云南的“云南王”龙云说了算。抗战前期，这支部队排以上军官绝大多数都是云南人。兵员战损后，便回到云南整补。补充的云南子弟，甚至超过了两军出滇时的规模。

到了抗战后期，滇军也大量就近补充湘鄂赣兵源。这些兵员补进后，熏陶日久，也多少都会说一点云南官话。多年后，父亲离开部队返乡，受其影响，说话还带着云南腔，过了好几年，才慢慢找回家乡话的调调。

滇军使用法式装备，包括枪  械、钢盔、军装，脚穿双绊鞋。不少中、下级官兵还随身带着一杆长长粗粗的水烟筒，闲暇时吞云吐雾。他们当中，有不少彝族兵，有的彝族兵，连云南官话都说不好。他们来到江西后，与外界沟通困难，便有人把他们称作“蛮子兵”。

抗战的历史事实证明，“蛮子兵”是勇士，是好兵。

血战高安村前

 江西高安，是当时全省87个县中被日寇蹂躏最为严重的一个县。抗战期间，日军曾先后七次侵入高安，大肆屠杀人民、奸淫妇女、抢夺物资，还使用了毒气攻击、活埋等恶劣手段，造成3.6万余人无辜死亡。城镇废弃，田园被毁，民众流离失所。

村前是位于高安县西北部、锦江北岸的一个小集市，又叫村前街，现设为村前镇。它是东西沟通南昌与湘东、南北连接赣北赣中的十字要冲，也是抗战时期敌我双方在历次拉锯战中反复争夺的焦点。

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日军主力自湘北大举向南进攻，兵锋直指长沙。

新三军驻军高安，作为遏制敌人西进的守卫部队，按预定作战方案，以183师在村前街一线负责阻击北向来敌；以新12师在锦江北岸龙潭一线负责阻击东向来敌。命令下达后，各部队迅速行动，迎击日军。

父亲所在的549团，正是183师防守截击的主力团。其三营一连作为加强连，上阵齐装满员140人，在村前街东南高地上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正面迎敌。

1942年元月2日清晨，东方刚吐鱼肚色，一连早已全部悄悄进入阵地。不多久，但听前方尘烟滚滚，车马声动。紧接着，日军的钢炮、掷弹筒发出的炮火啸叫而至。随即，日军的铁甲车出动，机关枪射出的弹雨不断泼来。一连的武器射程、数量、威力均不如日军，但全连战士同仇敌忾，待日军步兵接近阵地前沿后，中国军队的机枪、步枪、手榴弹砸向敌阵。日军数次冲锋，均被击退。

战至傍晚，敌方因畏惧夜战，选择逃离战场，一场恶战方偃旗息鼓。在这场战斗中，父亲紧随杨连长，不断穿梭在战壕里。战斗接近尾声时，杨连长突然被一颗子弹自前腹贯穿后背，当即倒地昏迷，被弟兄们急速抬出战场，紧急送往后方医院抢救。

这场战斗，一连阵亡50余人，伤60余人。全连基本丧失战力，阵地由兄弟连队接防。新三军在高安锦江河畔经历的这场鏖战，前后长达十多天，最终达成了阻敌歼敌目标，但全军伤亡高达2000多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至1942年元月结束，挫败了日寇攻取长沙的战略目的，战区歼敌数万，取得重大战果。父亲说，经历如此大战、恶战，自己却毫毛未损，算是“瞎眼鸡崽天照应”。但长官负伤，那么多战友同一天永别，他的心情无比沉痛。撤出阵地时，正值夕阳西下，因长时间睁眼察敌，加上阵地硝烟弥漫，他满眼皆是血丝。当天，他看到的周围场景，皆浸染血色。

搏命醴陵

 第三次长沙会战，新三军元气大伤。杨连长住院一个多月后，终于转危为安。后来，杨连长又回了一趟云南老家，前后离开连队半年多时间。一连尽管伤亡惨重，但基本架子还在，经过补充，战力逐步恢复。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赣北方面的战事相对平静。1943年，新三军参与了赣东战役，父亲所在的一连因为新兵多，主要担任警戒任务，没有过赣江。

这两年，杨连长因战功卓著，多次获奖、擢升，在1943年担任了三营少校营长。父亲跟着他到营部，成为一名二等兵，每月有几块钱薪金。父亲舍不得花，把这些钱换成银元，前前后后共攒了几十块。父亲分三次共给家里寄了二十块“袁大头”。可几年后，当父亲回到家中问起此事，家里人却连一块钱都没收到。二伯父说：“你出门几年，音信全无，我们以为你人早没了。”

进入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阵营捷报频传，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战争正走向穷途末路。但他们困兽犹斗，在这一年发动了所谓“一号”作战计划，企图打通南亚至中国东北的“大陆通道”。著名的长衡会战，也叫第四次长沙会战，就在当年的5月打响。

这是一场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苦斗。

1944年6月，第一集团军滇军所辖58军，奉第九战区长官部命令加入此次战役，接受的任务是死守醴陵，截击自湘北东路南下的日军主力。日军七个师团兵分三路，由湘北、湘西、鄂南发起进攻，直指长沙、衡阳地区。中国军队奋起迎击，重创日军。这次战役，是敌我双方最后一次在华中会战。为确保此役战略目标的实现，九战区长官部向各参战部队均派出督战官。

183师接受命令，配属滇军58军指挥，由赣北奉调参战。6月3日，全师星夜赶达战场，部署于萍乡上栗、醴陵，突出部前出到浏阳文家市。

6日清晨，日军十三师团主力乘大雾弥漫之际，偷渡浏阳河，潜窜上栗县趋萍乡，对中国军队183师呈包围态势。新三军183师奋起抗击，在激战中，前出部队549团被日军分割成三段，陷入苦战，敌我伤亡巨大。9日，183师师长余建勋率部突围，向醴陵方向转进，与敌人短兵相接，不幸负伤，督战官张天举上校在战斗中阵亡。面对如此极端凶险之境，全师官兵临危不惧，团级、营级军官皆拿枪投战，战士们在与敌短兵相接中，奋不顾身地用刀、枪、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父亲跟随杨营长，参加了这场大战。此时，父亲已是有着四年战场经验的老兵，可以短  枪打鸟、长枪中环。在战斗中，父亲用长、短  枪交替杀敌，杀死了不少日本兵，也保护了杨营长的安全。在此战中，两人均未挂彩，但走下战场时，全身军装千疮百孔，像一块破布。

奉命撤出战场后，经过清点人数，183师全师伤亡过半，已没有一支完整的连队。战损情况，超过第三次长沙会战，仅次于该师参与过的台儿庄大战。

此时，离抗战胜利还有一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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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方旬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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