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枪声背后的九江故事（上）

■ 涂开荣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这首《纪念“八一”》是开国元勋、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朱德为南昌起义30周年而作，形象地说明了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是党史军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一天，成为人民军队诞生的日子而永载史册。

但鲜为人知的是，南昌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却与九江有着紧密的联系。起义前夕，九江城发生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它见证着南昌起义首次策划和提出的过程。九江人民为八一枪声的响起，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

——九江会议首次提出在南昌举行起义的主张，并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

1927年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汪精卫却先后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中华大地血雨腥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面对严峻形势，党领导人民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中央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中共中央立迁九江而转上海”；另一方面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党的负责人奔赴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图再行北伐。

九江位于江西省北部，北临长江，南枕庐山，西屏幕阜，东接鄱湖，襟江带湖。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便捷畅通的交通信息，以及受长江流域高涨革命形势的影响，1927年的九江，在党的领导下，九江人民一举收回英租界，血洗百年国耻，掀起革命高潮。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各种革命团体相继建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叶挺等五人在九江召开谈话会，被史学家称为“第一次九江会议”，会议由谭平山主持，会议在九江海关内一幢二层楼房内举行。与会者都是当时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面对严峻形势，他们忧心忡忡，为党的前途命运担忧。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他们在九江积极作好“依张回粤”的准备工作。但他们很快发现，在汪精卫拉拢下，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依张回粤”已不可靠，原来的计划无法实现；“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也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形势非常危急。经过一番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抛弃依赖张发奎一同回广东，建立根据地的想法，而是联合贺龙的军队，开展独立的军事行动。“作一个革命的许克祥，反对武汉政府。”会议最后决定：军事上，部队赶快集中南昌，联合贺龙二十军，举行南昌起义，解决国民革命军第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政治上，反对蒋介石、汪精卫政府，建立与南京和武汉对立的新政府，继续领导中国革命。

对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五位同志没有不同意见。对于何时行动，却发生了分歧。提出独立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时任临时中央常委的李立三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被党内誉为“坦克车”，革命热情非常高，是革命的急先锋。面对蒋汪的屠杀政策，李立三非常愤怒，主张立即动手，进行坚决而迅猛的回击。但时任前敌军委书记的聂荣臻则提出，他临来九江的时候，周恩来有明确交代，若有军事行动，必须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动。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立即把意见报告中共中央，等中央批准后再行动。

这次会议的首创意义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高度称赞。著名历史学家王年一指出：“在九江会议提出南昌起义前，没有人提出过发动南昌起义，中央也没有在南昌发动起义的计划……九江会议提出发动南昌起义的建议，这是发动南昌起义的最早提出。”可见，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独立地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此时的庐山，有几位重要人物正在山上避暑，一位是五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不久又补选为临时中央常委；一位是临时中央常委张太雷；还有一位是即将回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7月21日，李立三、邓中夏带着第一次九江会议的意见立即赶赴庐山， 在仙岩饭店与瞿秋白、张太雷和鲍罗廷等召开会议，商议第一次九江会议提出的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他们一致表示同意。正好此时中共中央即将召开紧急会议，随后瞿秋白立即下山，将与会同志的意见，带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任临时中央常委李维汉后来回忆：“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3日，又有两位著名人物到达九江。一位是被毛泽东誉为“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的恽代英。此前，他已数次来到九江。1918年他来到九江，与江西省立第三中学（今九江一中的前身）学生王子平、严运生等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学生中进行新文化思想的宣传活动。1919年夏秋间，恽代英又多次来到九江，向三中等校学生宣传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引导他们分析和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号召九江青年组织起来。在恽代英的引导下，九江进步青年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组织青年进步团体“九江人社”，吸收大批青年学生为社员，积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恽代英是马克思主义在九江的重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青年骨干，为九江党组织的建立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次他是奉中共中央命令，和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一道“负责主持我们的军队及党的指挥”的。恽代英抵达九江后，由于形势变化，他迅速投入到南昌起义的筹备工作之中，立即与邓中夏、谭平山两人电告仍在庐山的李立三回九江开会，进一步研究南昌起义。另一位到达九江的重要人物则是贺龙，当天，他率领国民革命军二十军集结九江。贺龙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深受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周逸群的影响，多次向周逸群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927年7月初，周恩来在周逸群陪同下，来到贺龙在武昌的驻地，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与贺龙进行了深入交谈。周恩来分析了当前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贺龙豁然开朗，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本质，表达了坚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的立场。这次见面开启了他们之间终生的友谊。贺龙一到九江，谭平山就将我党准备在南昌举行起义的计划告诉贺龙，贺龙感激党对他的信任，并表示积极参加。有了贺龙的加持，起义增加了胜利天平的砝码。

24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四人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九江会议，继续研究南昌起义的问题。鉴于形势更加危急，张发奎已经完全倒向汪精卫，同时，贺龙已明确表示拥护党的决定，参加南昌起义。与会人员对南昌起义态度更加坚决和统一。会上制定了南昌起义政治纲领，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立由共产党员占多数，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作为集中党权政权军权的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军事上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共中央批准。但在讨论经济上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时，关于“没收大地主土地”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李立三、恽代英主张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作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邓中夏和谭平山则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担心因此引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以及军队的内部分化。争论非常激烈，决定报请中央裁决。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暴动的政治纲领、发起时间、军事部署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把南昌起义推进到实施阶段。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认真听取瞿秋白带回的九江同志的意见，讨论李立三等人的报告，研究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意见。对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计划，“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同”。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会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九江，并赴南昌主持起义。这样原来“依张回粤”的计划变成了“南昌起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改变。

26日，周恩来到达九江，召集李立三等负责同志召开第三次九江会议。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对于第二次九江会议在没收大地主土地问题上未达成一致意见，周恩来明确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为政纲。并由邓中夏将起义的详细计划带回武汉报告中央。

“到南昌去”

——甘棠湖小划子会议决定，抵制张发奎要求叶挺贺龙部队开往德安的命令，立即开拔南昌举行起义

1927年7月，九江集结了数支革命军队。一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它是由共产党员、北伐名将叶挺领导，叶挺是1924年的老党员，信仰坚定，战功卓著，毛泽东后来赞誉他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叶挺所部有5500余人，战斗力强，有铁军之称，驻扎九江圣约翰中学。二是由贺龙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愿意服从共产党领导，该军有7500余人，有“钢军”之誉，军部驻扎在九江塔公祠；三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叶挺曾任该师副师长，该师第七十三团前身就是威名远扬的叶挺独立团，第七十五团是抽调叶挺独立团骨干为基础编成的，该师许多团营干部都是共产党员，驻扎在九江城郊马回岭黄老门一带，有兵力5000余人，但师长李汉魂不倾向革命；四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南下途中叛变），共有4500余人，其中第十师第三十团为共产党所掌握。这些部队共有两万余人，在“东征讨蒋”名义下，均已从武汉调到九江。革命军队云集九江，为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准备了军事力量。

随着一大批革命军队的到来，九江到处是革命的气象，市区人来车往，熙熙攘攘，街头巷尾不时传来套用打倒列强曲谱填写的新歌：“蒋逆介石，蒋逆介石，新军阀，新军阀，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团结起来，打倒他！打倒他！”此时的九江城，俨然成了革命的中心。参加南昌起义的老兵涂国林回忆：“九江满街满巷都是我们的部队，‘同志’‘同志’之声充满各个角落，已经几天接触不到这种空气，现在听起来格外亲切。”

除了上述几支驻扎九江的革命军队，此时，仍有几支革命军队朝九江奔来，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一支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称“警卫团”），有2000余人，团长是共产党员卢德铭，曾任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七十三团参谋长。他接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后，迅速带领全团由武汉开往九江，途中机智地从阳新下船，走陆路赶赴南昌参加起义。行至武宁县城时，听说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于是卢德铭指示部队到达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边界修水待命；一支是由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浏阳工农义勇队合编的贺龙二十军独立团，有近2000人，当部队到达永修涂家埠时，听说起义部队已离开南昌，于是分别转赴修水和铜鼓驻扎待命。不久，警卫团和二十军独立团在修水山口古镇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成为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力。还有一支部队是由武汉中央军校学生组成，有2000余人，这支部队到达九江码头时，被张发奎缴械。于是有的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部队，陈毅就在其中，他在武汉中央军校负责党的工作，他日夜追赶起义部队，终于在抚州追上部队，周恩来任命他担任七十三团党代表；有的则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如开国上将陈伯钧，著名烈士徐彦刚、游雪程等；大部分则编为第四军教导团，在叶剑英领导下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1927年驻扎九江的数支革命军队，成为我党初期三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骨干力量。

九江古城，秀在一湖。位于九江市中心城区的甘棠湖，原名景星湖。唐代江州刺史李渤在湖中筑堤，将湖一分为二，以利减少水灾，方便灌溉，畅通道路，惠及百姓。为纪念李渤的德政，九江人民将景星湖更名为甘棠湖。甘棠湖匡庐倒影，景色宜人，人文积淀，钟灵毓秀，是九江市最著名的景点之一。1927年发生的小划子会议，又为古老而美丽的甘棠湖增添了一抹靓丽的红色。

7月下旬，汪精卫、张发奎感到贺龙、叶挺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贺龙和叶挺召集到庐山，解除他们的兵权。形势严峻，起义面临夭折的危险。刚加入共产党不久的秘密党员、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不顾个人安危，秘密从庐山赶到九江，与贺龙、叶挺商量对策。

24日，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他们一起来到甘棠湖边，扮成游湖赏景的样子，登上小划子，将船划至湖心。叶剑英急切地说：“贺军长、叶师长，汪精卫通知你们上山开会，这是设的鸿门宴，是要把你们扣起来，解除你们的兵权。”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贺龙首先发话，对着叶挺说，“怪不得朱培德、黄琪翔昨天宴请我们时，神神秘秘的，说什么上庐山有事商量，原来是想骗老子上当，打老子的主意，想得倒美。”贺龙坚决地对大家说：“不去，不去！我只听共产党的。”叶挺也接话说：“我们独立团和共产党人为他们打冲锋，才有了北伐胜利的大好局面，现在却要过桥拆板，天理难容，我们绝不能上他们的当，决不去庐山开会。”

于是，五人在这不起眼的小划子里，紧急磋商应对之策。会议最后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贺龙、叶挺不去庐山开会；第二，不执行张发奎要求部队集中德安的命令，到南昌去；第三，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拔，贺龙的部队后天开拔。小划子会议上，贺龙的态度非常坚定，表明了他跟定共产党的信心和决心，对党无比忠诚。正如后来毛泽东评价贺龙：“一是对敌斗争坚决；二是对党忠诚；三是联系群众。”

“小划子会议”识破了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打破了试图剥夺贺龙、叶挺兵权的企图；确定了贺龙、叶挺部队开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军事行动，为顺利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如果你再动摇人心，我们就要打倒你！”

恽代英怒怼张国焘，坚决反对阻止南昌起义的行为

南昌起义的筹备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小划子会议”刚刚挫败汪精卫企图吃掉贺、叶部队，破坏南昌起义的阴谋，又迎来了假传“圣旨”的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对起义的阻挠。

7月27日早晨，张国焘赶到九江，召集恽代英、贺昌、廖乾吾、高语罕、夏曦等召开会议，继续讨论南昌起义。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到前线来，本是来鼓劲的，坚定前敌委员会的信心，更坚决地执行中央的政策，以支持南昌起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张国焘对于张发奎的妥协动摇并没有清醒认识，不相信张发奎已完全倒向汪精卫，对联合张发奎仍存在侥幸心理，始终抱着“依张回粤”的老计划不变的想法。所以，张国焘借传达7月26日共产国际给中央的电报，以及26日中央会议精神为名，企图阻止南昌起义。当时共产国际电报的意思是：“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言外之意是，“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但张国焘曲解共产国际的意思，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也极力反对干。此前在武汉的中央常委讨论这一问题时，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当时南昌的形势对我方有利，兵力对比属于敌弱我强，南昌驻军仅有6000余人，不及起义部队的三分之一，特别是起义部队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对国民党右派的屠杀政策愤怒至极，誓言为先烈复仇，部队士气可用，故有胜利的把握。但张国焘要到会人员讨论表态，贺昌、高语罕、廖乾吾都回怼说起义万事俱备，再无讨论的余地了。恽代英反应最为激烈，愤怒地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谁要阻止南昌暴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我们就要打倒你。”恽代英一向为人谦和，党内被称为“圣人”，但在南昌起义问题上表现得如此激烈，令张国焘惊诧不已。张国焘后来回忆说，恽代英“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

张国焘在九江碰壁后，并不甘心，于29日从九江接连发两封电报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说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须等他到后再决定。30日清晨，恽代英与张国焘同车到达南昌，随即召开前委会，恽代英继续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终于在前委书记周恩来和前委成员共同斗争下，张国焘同意按计划举行南昌起义，保证了南昌起义的顺利进行。但因张国焘的干扰等多种原因，南昌起义的时间却发生了多次迁延。（未完待续）

编辑：方旬瑜

责编：肖文翔

审核：吴雪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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