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望 九江建党

■ 柳秋荣 杨若谷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受中央党团组织派遣，赵醒侬多次深入长江中游重要港口城市九江，宣传马克思主义，具体指导并帮助建立九江地方党团组织，为九江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25年7月，中共九江小组成立。从此，九江这块土地上有了党的领导。为纪念九江党组织成立100周年，特发此文，以飨读者。

赵醒侬

赵醒侬，是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建者和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也是江西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在中共党史上，他与方志敏、袁玉冰并称为“江西革命三杰”。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赵醒侬对九江地方党团组织创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具体指导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江支部和中共九江小组，为九江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九江第一批团员

赵醒侬（1892年～1926年），别号性和，江西南丰人。1918年，前往上海谋生。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逐渐觉醒，毅然改名为“醒侬”，表明自己救国救民的决心。1920年，以小店店员身份加入上海工商友谊会，这是工商界伙友们的组织。其间，他阅读《新青年》《星期评论》等进步杂志，结识了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等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始人，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1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转为中共党员。

1922年11月，受团中央委派，他回到江西进行革命活动，开始创建地方团的工作。从上海坐船回南昌途中，赵醒侬身着青布长衫，提着一个装着衣物和书籍的藤箱，在九江码头下了船，准备在这里物色几个进步青年加入团的组织。他的第一站来到九江太古洋行，找到洋行职员周一尘。周一尘，广东香山人，高小文化，负责采买（搞杂务），能做英文簿记。他与周一尘的缘分源于一封书信。赵醒侬在上海工商友谊会担任文牍委员时，曾看过九江寄来的一封信件：“九江工商友谊会，现尚在筹备，加入发起者二十余人，主持者为太古洋行周一尘”。于是，此次赵醒侬先以上海工商友谊会委员的身份与周一尘见面。

交谈中，赵醒侬发现周一尘向往革命，要求进步，于是便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与共青团机关报《先驱》给他看，并向他详细介绍青年团的任务和全国青年运动的形势。赵醒侬平易近人的外表和沉着稳重的气质感染了周一尘。经过慎重考虑，周一尘同意加入团组织。通过周一尘的介绍，赵醒侬又认识了易虚。易虚，九江人，原为料器工人，已经失业。经过谈话和考察，赵醒侬又介绍易虚入团。几天后，赵醒侬赶往南昌。离开九江之前，赵醒侬找来周一尘和易虚，请他们掌握九江全面情况，适当发展团员，并在太古洋行设立秘密通讯联络点。

在赵醒侬的亲自指导和关心下，九江产生了第一批团员。根据1924年《九江地方团员调查表》统计显示：周一尘、易虚入团时间为1922年，其他同志都是1923年以后。1923年1月20日，赵醒侬在南昌文化书社召集会议，宣布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成立。当时共有团员7人，分别是赵醒侬、方志敏、刘拜农、刘五郎、刘修竹、陈之琦、赵履和。除赵醒侬和方志敏在上海加入团组织外，其余5人为南昌新发展的第一批团员。

这之前，江西籍的青年团都是在外地加入的，曾留学苏联的徐褐夫（修水籍）回忆道：1922年“在南昌这地方不过有几个零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已，至于组织是没有的。我加入团体是一个在上海的朋友替我直接向中央介绍的”。可以说，周一尘和易虚是赵醒侬在九江乃至江西本土发展的第一批团员，这就为九江党团组织的发展和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

赵醒侬之所以如此重视九江党团组织的建设，这是与九江当时的地理位置和开放风气有关。1924年，赵醒侬曾致信主持团中央工作的邓中夏，其中写道：“九江地方重要”。九江为赣北门户，长江中游的咽喉之地，江西工商业集中的地点。“此地各种思潮和学术，很容易输入”。早在1917年～1919年间，湖北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曾三次来九江讲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江西进步青年方志敏于1921年～1922年间就读九江南伟烈学校时，就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积极宣传新思想。

九江思想活跃，领江西风气之先。五四运动爆发后，九江是省内最早响应，也最为出色的地区。5月6日，由九江教育会领衔，各校联络统一行动，罢课游行。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除学生罢课外，九江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形成了江西仅有的一处“三罢”斗争局面，九江实际成为江西爱国运动的中心。罢工期间，尽管工人们要面对“饿肚不开工”的生活困难，但还是坚持斗争。有美国人往庐山避暑，愿出高价请工人搬运20余件行李，罢工工人回答说：“我们并不是说先生钱少了不搬，是因为日本人欺我中国太甚，是以我们罢工。”最后，美国人不但自己搬运行李，而且大赞中国工人爱国行为，“中国人热心甚好，不久即可强国”！五四运动中，九江人民不仅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而且呈现出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作为主力军已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地位。这为九江建立党团组织准备了思想条件。

庐山调研

从史料记载来看，赵醒侬第二次来九江开展革命工作是在1923年10月。10月18日，赵醒侬在致团中央的汇报信中写道：“我离沪后因在九江耽搁了好久，迟至本星期才抵南昌。”此次，他在九江期间深入贫苦群众，开展调研工作。

10月初，为贯彻中共三大的会议精神，中央指示赵醒侬回江西继续开展革命活动，适时建立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赵醒侬在回南昌的途中，又在九江码头下了船，第一时间与周一尘和易虚见面，通过周一尘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叫许若兰的女子。许若兰，广东番禺人，没有职业，是周一尘的未婚妻。后由赵醒侬和易虚介绍，许若兰加入了团组织。赵醒侬向三人传达了中央精神，询问了九江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的情况，并听取了九江方面的工作计划。

易虚在汇报中谈到，他准备去庐山莲花洞做脚夫工会工作。易虚介绍说，每年夏天，很多洋人与达官贵人都会来庐山避暑，基本上都是从莲花洞至好汉坡一线上庐山的。这里聚集了两千余人的轿夫、挑夫队伍，成立了“脚夫工会”。所以，准备在脚夫中发展团员。赵醒侬听后，决定请易虚陪同上庐山，在脚夫中进行一次调研。正是这次调研，赵醒侬在九江停留了一段时间。

庐山轿夫

10月初的庐山，尽管暑期已过，但还是有很多的游客，山道上的轿夫和挑夫络绎不绝。赵醒侬在易虚的陪同下，一边徒步登山，一边和他们攀谈，询问他们的收入、生活、家庭情况。一趟庐山下来，赵醒侬了解到，这些轿夫大多是来自庐山附近的莲花、赛阳以及长江以北的黄梅等地的农民。他们夏天在一起抬轿，其他季节回家种田。轿夫们抬客人上庐山，一次可以收入一元钱，一天可以抬两趟，还有小费。所以，他得出结论，庐山脚夫大多是分散的农民，经济条件较好，团结基础较差。

回到南昌后，赵醒侬以“邵兴隆”为笔名写信给团中央委员长刘仁静，汇报庐山脚夫工会情况和自己对九江工作的建议。“因庐山脚夫大半是附近农夫，夏天抬轿和挑担，其余的时间都是回家种田去了，并且生活费甚低，每日进款夏秋间很丰，他们并不想团结，勉强去组织他是徒劳无益”。所以，他建议易虚暂缓在脚夫中发展团员，要求九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铁路工人——铁路工厂工人——码头挑夫——学校学生”等群体。

赵醒侬还提到，九江团员只有三人，又分在三处地方生活，没有成立组织，形成不了合力。所以催促周一尘立即选举书记员，负责推进工作。回到南昌的赵醒侬积极恢复南昌地方团的活动，并于10月中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分别在南昌一师、南昌二中、南昌一中建立了团支部，还在九江单独建立了支部。在赵醒侬的直接指导下，1923年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江支部正式成立，团员3人，周一尘担任支部干事，通讯处设在太古洋行。

赵醒侬深入庐山脚夫工会，做实际的调研，了解九江工人的现状并及时撰写研究报告，把掌握的情况向上级组织报告，为上级组织指导江西革命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他还对九江团组织的发展提出具体要求，有很强的指导性，为九江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按照赵醒侬的要求，周一尘和易虚在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革命思想，积极发展对象。11月至12月间，九江支部就发展团员9人：饶漱石（南伟烈学校学生）、何一挥（缝纫工人）、卢成宝（第六师范学生）、王子平（小学教员）、李二魔（太古洋行职员）、商子俊（学生）、周逸樵（小学教员）、陈涛、孙志强等。1924年春季各学校开学后，九江支部的团员数量又有增加。至4月27日，团员人数增至21人。按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规定，一个地方20人以上，经区或中央许可，可以组织地方执行委员会。于是，九江支部召开第五次全体团员大会，选举产生了卢成宝、周一尘、易虚3人组成团九江地委，卢成宝任委员长。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江地委正式成立，直属团中央领导。

九江党组织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中，青年团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也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九江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九江党组织的建立培养了干部，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党中央认为，九江建党的条件已经具备。

中共四大的议决案，将九江确定为近期要开始建立党组织的地方，这与赵醒侬在九江开展的一系列工作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他一直关注九江工人运动的发展，指导九江的革命斗争实践。

早在1923年，在制订《南昌地方团工作计划》时，他就指出：“码头上搬运工人——这种工人，在南昌、九江（九江搬运工人）、景德镇、丰城四个地方最多，他们团结和奋斗精神也很强烈。而九江地方尤其是多，人数约计一万左右，他们因生活压迫，常常做经济奋斗”。根据有关资料，九江城市人口，1921年前为5.34万余人。而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九江工人阶级已达到1万余人，约占同期九江城市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为建党奠定了阶级基础。

1924年初，中共中央指示赵醒侬回江西建立中共地方组织。到南昌后，赵醒侬首先在青年团员中，吸收方志敏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中共南昌支部建立，赵醒侬任书记兼组织干事，邓鹤鸣任宣传干事。南昌支部成立后，就决定在九江、吉安和永修建立党的小组。

为更好地指导九江革命工作，5月17日，赵醒侬来到九江，将团组织关系转到团九江地委第二支部。当晚写信给邓中夏说：“现在江西民校之权完全操诸我们之手，南昌省部执委七个占了五个，常委全是。九江市部也占了两个。”当晚，制作南昌和九江地方团每月津贴预算表，为南昌、九江负责主要活动的同志申请津贴。第二天下午，参加九江地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赵醒侬为训练团员的宣讲能力，他带头宣讲，告知每一位团员，“我们的团体不是无主义无工作的社会，是政治的革命的。我们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人人应明了马克思主义”。他的讲话，增强了九江团员的信心，给九江团地委极大鼓舞。

随后，赵醒侬亲临九江参与和指导工人罢工斗争。1924年5月，九江日清码头工人罢工坚持了4天，工人提出的条件部分得到实现；1925年5月，在声援上海五卅运动中，九江地方团组织社会各界成立“后援会”，举行了一万余人的示威游行，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开展罢工、罢课和罢市的斗争，给帝国主义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些罢工斗争，充分展示了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和团结精神，也锻炼了团地委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能力。这也为九江党组织建立准备了干部条件。

1925年7月，赵醒侬亲赴九江，将九江共青团员温眷血、帅鼓侬、严燕僧发展为共产党员，再加上从武汉回九江任商科中学校长的共产党员许鸿，一共4人组成中共九江小组。组长为温眷血，隶属中共南昌支部。温眷血是《江声日报》编辑，帅鼓侬是九江吴楚建筑公司职员，严燕僧是九江铁路工人，他们三人在领导九江工潮和声援上海工运的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九江第一批共产党员和九江党组织的创始人。

中共九江小组的成立，标志九江地方党组织正式形成。九江是江西全省继安源、南昌之后第三个成立党组织的地方。

1926年8月，正当赵醒侬组织江西人民迎接北伐军之际，却遭到北洋军阀邓如琢的逮捕。9月16日，邓如琢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罪名枪杀了赵醒侬。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载文《悼赵醒侬同志》，称他为“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称赵醒侬是江西“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百年前，革命先辈以热血和生命铸就了民族解放事业；百年后，我们要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踔厉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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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晨

责编：肖文翔

审核：杨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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