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仪上的数字在跳动，那冰冷的滴答声像一把钝刀，一下下剐着我的心。我握着母亲的手，那曾经为我纳过千层底、缝补过无数衣衫的手，此刻却布满暗红色的针眼，像一串被命运强行穿上的血色佛珠。三天了，医生已经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每一次签字，钢笔都在我颤抖的指间打滑，泪水模糊了“同意”那几个沉重的字迹。

　　“带她回老家吧。”主治医师摘下口罩，疲惫的皱纹里藏着不忍，“让老人……叶落归根。”这句话像一根刺，狠狠扎进我心里。我知道，这是医生最后的仁慈。

　　三年前的八月，母亲从安徽枞阳老家来到彭泽我家小住。八十二岁的她腰板还算硬朗，总抢着洗衣服、做饭，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闲不住。我劝她歇着，她就笑着说：“做惯啦，歇着反而不自在。”本想让母亲在我这里享享清福，感受一下县城的生活，避免在老家乡下的孤单，谁能想到一场看似普通的感冒，差点夺走我生命中最温暖的阳光。

　　那是一个寻常的清晨，母亲起床后就说有些头晕，我并未太过在意，只当是她夜里没睡好。可到下午，母亲开始上吐下泻，到傍晚整个人虚脱得都站不稳，我才惊觉大事不妙。120的警笛声穿透黄昏，在救护车蓝光的闪烁中，我看见母亲苍白的脸贴在担架上，像一片即将飘落的枯叶。

　　在普通病房住了一天一晚，打针吃药，病情不见好转。经过检查，肾脏器官开始出现衰竭现象。随即，母亲被转入了重症监护室。ICU的玻璃门成了世界上最残酷的屏障。我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看着母亲身上插满管子，呼吸面罩下的胸膛微弱起伏。每天十五分钟的探视时间，我都要把攒了一整天的话说完，却总在开口时哽咽。第三天夜里，主治医师把我叫到走廊，白大褂在荧光灯下格外刺眼：“肾脏衰竭……做好心理准备……”后面的话都化作了耳鸣。

　　此后，听到医生每一次病危通知的冰冷话语，我的双腿都忍不住发软。药物、仪器全力运转，却依旧阻挡不了母亲病情的恶化。医生遗憾地宣告救助无望，建议将母亲送回老家，或许熟悉的环境能让她最后的时光更安宁些。我死死攥着病历本，纸张在掌心皱成一团。联系救护车送老家的过程也较艰难，疫情期间，彭泽县人民医院所有救护车辆都在超负荷运转。最终还是老家那边医院答应派来救护车，我反复叮嘱要带医生、带氧气，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

　　启程那天晨雾浓重，亲友们红着眼眶站在路边，像在举行一场沉默的告别仪式。救护车里，母亲的气息轻得几乎察觉不到，我握着她的手，生怕一松开就会消散。车窗外，熟悉的街景飞速后退，就像我的童年、我的青春，都在这一刻被疾驰的车轮碾成碎片。

　　老家门前的老槐树依旧郁郁葱葱，可树下再没有那个踮脚张望的身影。看到母亲奄奄一息的样子，邻里们叹息着摇头，几个长辈都建议我们兄弟为母亲准备后事。不多久。丧葬用品就堆满了屋子，刺眼的白色裱纸犹如提前降下的雪。停药的母亲安静得像一尊雕像，只有偶尔的呼吸证明时间仍在流动。我和兄弟们轮流为母亲擦身、换尿布，在每一次触碰中都祈祷能感受到体温的回暖。

　　第五天黎明，一缕阳光穿过窗棂时，母亲的手指突然动了动。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封的河面裂开第一道缝隙。她缓缓睁开的眼睛里，映着我们泪流满面的脸。“妈……”我唤得小心翼翼，生怕惊醒了这个易碎的梦。当她艰难地咽下第一口米汤时，滚烫的泪滴在碗沿，溅起微小的希望。

　　康复的过程像一场温柔的奇迹。母亲先是能靠着床头坐一会儿，后来竟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

　　今年清明，她非要去给父亲上坟，在坟前说了好久的话。风吹起她花白的头发，我忽然想起她四十多岁守寡时的样子——那个瘦小的身影，硬是用单薄的肩膀扛起了四个儿子的天空。

　　这几年每次回老家，刚下车就能听见她中气十足的呼唤。她依旧爱操心，尤其惦记长孙的婚事。“别太挑了，”她总这么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担忧，“我啊，就想活着看见重孙子……”这话让我鼻酸，三年前那场病后，她的每分每秒都是上天额外的恩赐。

　　前些日子陪她晒太阳，她突然说起我小时候发烧的事：“你烧得说胡话，我就整夜抱着你在堂屋转圈……”阳光在她银发上跳跃，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奇迹，不过是母亲用爱创造的日常。就像现在，她粗糙的手掌抚过我额头的感觉，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轻轻摩挲着手机里母亲的照片，她笑得那么满足，仿佛历经的苦难都化作了皱纹里的阳光。这个用一生诠释坚韧的女人，教会我最重要的事：爱，就是在绝望里依然紧握的手，是在医生都放弃时，仍然不肯放下的期待。

（王朋宾）

编辑：王嘉琪

责编：肖文翔

审核：吴雪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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