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报”思想在小说中的演化及兴盛

■ 邱益莲

“果报”思想，作为文艺创作心理，几乎贯穿古今中外。像《基督山伯爵》《促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无不打着明显的果报印记。

《基督山伯爵》中，老板莫雷尔一直心地仁慈，对唐泰斯（基督山伯爵）有恩，后来公司要破产，莫雷尔要自杀时，基督山伯爵为他解困，并且让他的儿子一生衣食无忧。而费尔南多、维尔福等坏事干绝的人都遭到应有的惩罚。《促织》的主人公成名为人忠厚老实，因完成不了官府分派的上交蟋蟀给宫廷的任务，而被逼得差点家破人亡，后来儿子的魂化为促织，勇猛善斗，成名将此促织献给官府后，善人得到善报，从此裘马扬扬，过着世家生活。

明清古典小说大都含有“果报”思想，《促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果报，即因果报应，它是佛教理论的核心。果报的理论基础是“业感缘起”论，认为生死轮回、善恶报应都是自己的业力感召，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与他的“前业”有关，“业果善不善，所作受决定；自作自缠缚，如茧等无异”（《妙法圣念处经》）。我们的先民虽然很早就对鬼神极力崇拜，也拥有原始的报应思想，但对长期以来恶人得福、善人受欺的现象感到极度的困惑，对人生的变故感到极为恐慌，对生命的凋零感到万分无助。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它第一次从理论上将这些长期困惑人类的问题解释为“果报”，使得迷惘的心灵顿时豁然开朗。作为反映先民这一心路历程的文学作品——小说，从诞生之初就将“果报”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将“果报”的内涵演绎得越来越丰富，使其生命力越来越旺盛，大有长盛不衰之势，“果报”意识很快根植于人们心中，“果报”观念几乎成了历代小说的基本母题。

“果报”思想是如何在小说中演化的？又是什么原因使“果报”观念能在历代小说中畅行无阻？

“果报”观念在小说中的演化

前小说时期，社会上就流行着“天道福善祸淫”“善自命长，恶自命短”的意识，这就是“果报”观的早期形式。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说：“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已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情？必不然矣。”从师旷的这番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天道鬼神、祸福报应观念对人们思想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古代小说在佛教的催生下以一种独立的文体形式诞生了，并且它一出世就与宗教思想纠葛在一起，“果报”思想在作品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果报”观念也成了当时作品的基本主题。如《宣验记》中周氏三子皆哑，是因为周氏幼年时毒死三只燕子遭到的报应；王导兄弟因杀鹊而得恶疾。人物的命运与他们自己的业缘紧密联系在一起。

隋唐以后，随着“果报”思想深入人心，表现“果报”思想的作品也越来越丰富，“神道施报”成为小说的主调。如裴度当初是一副“便当饿死”的相，只因“偶拾贵器”还给了失主，便有神相士来告诉他说其相有大变，“此必有阴德及物，前途万里”，后裴度果然位极人臣。

宋以后，果报的内容更宽泛了，小说的主题不再局限于阴阳相报，神道施报，而是掺入了许多人道回报的成分。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贪欢报》第一回《花二娘巧智认情郎》的故事。《红楼梦》中王熙凤因接济刘姥姥后，后来坏事做绝的王熙凤遭报应时，是刘姥姥救了她唯一的女儿巧姐。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许多类似《促织》的故事，均显示“果报”理念。尽管其中不乏天道报应的观念，但更主要的是展现了善举善报、知恩图报的主旨。

一言以蔽之，中国小说的基本框架和主旨是建立在“果报”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尽管果报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从古至今，中国的小说里总是忽隐忽现地闪烁着“果报”的影子。

“果报”思想在小说中长盛不衰的原因

“果报”观选择小说作为载体，来承载它的教义，使之代代传扬，长盛不衰，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是巫、僧、道等神职人员宣扬教义的需要。在古代社会，百姓普遍没有文化，很难读懂各种宗教经文，加之各种经文、咒文深奥枯燥，神职人员要推广教义，宣传思想只能寻求一种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于是，他们就有意识地把晦涩难懂的经文编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并讲唱出来。这些故事正是我国小说的前身。

其次，先民意识中对鬼神观念的极度崇拜。先民生活时期，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对自身生老病死的无可奈何，只好把一切归为神力，因此，对鬼神产生了极度敬畏和崇拜的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积善积德成了先民的道德基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自命长，恶自命短”的思想深入人心，先民自觉不自觉成了“果报”思想的奉行者和宣传者。这样一来，关于果报的故事也就得以广泛流传，以致代代相承。

“果报”思想的盛行还因为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果报”宣扬生死轮回、善恶报应都是自己的业力感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个人的当官发财、生老病死、姻缘匹配等都是前生已定的。既是轮回，命中注定的东西，人力自然是无法改变的。历代统治者发现这种“果报”思想对控制百姓的思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大有裨益，于是大力宣扬，教百姓安于现状，接受命运的摆布，不要有任何越轨的想法。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高枕无忧，做着子孙万世为王的美梦。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就被统治者大肆利用甚至歪曲，为了提倡宗教，在全国大肆修建庙宇道观，“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一个典型的明证。隋唐时代佛教在中原极为兴盛，从唐僧曾代表国家远涉西天取经，就可见唐统治者对宗教的重视程度。宋元明清时期，统治者不仅广建庙宇道观，而且史无前例地大肆赐封宗教人士。

由于统治者的刻意倡导、渲染，“果报”思想深入人心。这些理论被文人领悟、吸收并融入自己的思想意识中，文学创作中渗透着宗教意识、“果报”思想也就成了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行为。

“果报”思想也是国民心灵的慰藉。面对现实的黑暗，统治者的腐败，生活在苦难中的百姓，根本无力反抗现实，也不敢反抗，但又特希望有超越人力的力量来惩治恶人，于是，“果报”就成了国民最好的心灵慰藉。人们寄希望于神，希望“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有了这种信念，尽管现实极端黑暗，百姓仍能找到生存下去的信念。像《促织》中社会环境已是极端腐败黑暗，竟因“宫中尚促织戏”，就使得百姓家破人亡，无以生存。被逼到绝路的主人公成名，只因为人善良老实，竟然在苦难中得到神助，儿子的魂化为勇猛善斗的促织，最终成名得到善报，不仅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生活。之后，久操童子业的他在科举路上也如愿以偿。当他富裕后，儿子也恢复了健康。其实，这都是作者一种美好的愿望，也是当时百姓希望善良老实的人会有老天爷照顾的一种美好期待。

“果报”思想，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在中国百姓的思想意识中已扎下深深的根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小说中总能找到“果报”影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