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指向的城市

■ 王 芳

两年前我到北京办事，想着有时间可以去拜谒袁崇焕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袁督师，督辽战绩与凌迟处死的结局形成一种相反的张力，映照出明朝必然的结局。那时，我刚读完东莞作家詹谷丰的《半元社稷半明臣》。袁崇焕是詹谷丰的乡贤，詹谷丰不惜笔墨，为其作注。读完后，悲怆之情难抑，于是我寻访袁崇焕墓的念头便愈发强烈。

在袁崇焕纪念馆，两元钱门票加两百米步行就可以抵达袁崇焕墓。没想到的是，墓园前忽至大雨。罢罢，既已湿透，我也不必返回，还是在墓园毕恭毕敬叩拜。小小的墓穴藏身在北京闹市之中，旁边是把袁崇焕尸骨抢出的佘姓义士之墓，墓更小，心底有繁华映衬出来的苍凉。

同样的情形，我还遇到过一次。四年前，我为写作《戏中山河》，到山西宁武华盖山上寻找周遇吉墓。周遇吉是明朝最后一任山西总兵官，在宁武关之战中，被李自成大军乱箭射死，死后全家被焚，史称一门忠烈。那天我去的时候，也是晴天，到墓园后，大雨倾盆而至，我只来得及三叩首，便已被阻隔在山上，大风大雨差点要了命。

周遇吉比袁崇焕晚死了14年。袁崇焕死后，山海关防线崩溃，周遇吉之死是明朝与李自成最后一场大战，李自成再没遇到抵抗，长驱直入紫禁城。都是改变历史的细节，同样的悲壮，同样的惨烈，他们也给了我同样的“待遇”。

而我始料不及的是，两种场景，对两个人的不同怀念，最后会纠缠于同一本书中，还是东莞作家詹谷丰，书是《一座城池的一百张面孔》。城是东莞。纠缠之处在于三个字“佛郎机”。

詹谷丰写道，袁崇焕曾用佛郎机巨炮，把一代雄主努尔哈赤击伤于马下，不久后身亡。继而，詹谷丰提到了佛郎机本身，明朝所用这种火炮出自东莞。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元年，明军与葡萄牙人在东莞屯门交战，缴获了佛郎机炮，时任东莞白沙巡检何儒，拆卸了佛郎机进行研究，竟然仿制成功，何儒还借此升迁。中国式佛郎机仿制成功后，便投入明朝的对敌战争，屡有斩获。

到周遇吉对敌时，佛郎机已经仿制成功一百多年了。宁武关当时配备佛郎机，只是周遇吉一个战将已经拉不住一个垮掉的王朝。佛郎机哑火后，只能巷战，终至以身殉国。周遇吉是袁崇焕之后，明朝朝廷拆掉的最后一道防线，孤立在关城，无人援救。不过，袁崇焕比周遇吉更悲壮，因为他是被崇祯下令杀掉的，一刀一刀血肉横飞，自己效忠的皇帝举起的屠刀，更锋利血腥。

一个佛郎机，轰开了东莞这座城市，一百张面孔须眉张扬，怒目抿唇，似有许多言语要诉说。

一介书生李用，“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劝女婿熊飞起兵抗元，自己却用气节叩响东渡日本的船板，幻想可以说服日本派兵勤王，他的书生意气，终究只能是意气书生。乱世枭雄何真起兵于元末，原本只是想保境安民的书生，纵马驰骋在岭南的土地上，归顺了明朝，却挡不住死后的血雨腥风。清末书生伦明，誓要续修《四库全书》，为书奔走，穷困一生，宏愿却因日军的炮火彻底搁置。唐琴绿绮在岭南辗转，一代代琴人用琴音接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声。陈益把番薯藏于铜鼓中逃离安南，番薯苗蓬勃时，带出他颠簸的命运。虽然陈益逝去了，但他带回来的番薯却养活了一朝朝蓬勃的人口。忠于国家的、廉洁为官的、续写文脉的，排列在东莞，那是我不熟悉的城市，那是一个文明并不会比山西更久远的城市，却因有这样一些人，同样奏出黄钟大吕之声，让我肃然起敬。

詹谷丰用这样的满纸锦言金句，向乡贤们致敬。他撕开天穹下的布帛，探知历史真相，一声声血泪吟唱，吟出的是民族的根骨，中国的筋骨。

我更欣喜的是，詹谷丰在史书之外的延伸，伸向历史缺失的触角，为我们固有的认知，多画了几条辅助线。我们知道陆秀夫背负赵昺崖门跳海，宋朝终结，但我们不知道在这样的结局里，李用为此尽了最大努力，东行日本求助未果，只能在日本传道。等侵华战争爆发时，因日军认出李用画像，一个村子这才幸免于难。我们知道明初胡惟庸案、蓝玉案，极少人知道，受蓝玉案株连，对岭南稳定厥功至伟的何真，惨遭灭族。我们哪能知道一个书生，竟然能忍饥缩食，发愿续修国家工程《四库全书》？我们知道白鹿书院的存在，又哪知道，是东莞人翟溥福于明初重修。我们以番薯延续的各种薯类果腹，又有多少人探究过当初它是如何从外域进入中国的？

这样延伸的辅助线，震撼亦动人，如同天地琴音，与伏羲唱和，“弹奏琴就会通神明的大德，与合天地的至和”。

不仅袁崇焕与周遇吉需要大雨的祭奠，每一个深隐历史深处的为中华文明滴尽心血的人，都需要一场大雨，但大雨不会惠赐每一个人。

我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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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方旬瑜

责编：肖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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