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特推出纪念文章《抗战中的九江记忆》，以飨读者。

抗战中的九江记忆

■ 柳秋荣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次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九江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历为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6月，日军发起武汉战役，九江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下。在中共全面抗战路线指引下，九江人民进行了顽强而殊死的斗争，惊天地，泣鬼神。如今，庐山抗战纪念馆、万家岭大捷纪念园和马当炮台遗址，业已成为国务院公布的九江三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它们是屹然矗立于赣北大地上的一座座丰碑。

吹响全民抗战号角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的转折点。1937年6至7月，国共两党在庐山举行了关于国共合作的两次谈判，既是1937年2月上旬到3月中旬西安谈判、1937年3月下旬杭州谈判的继续，也是1937年8月南京谈判的基础，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多次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年6月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偕秦邦宪（博古）、叶剑英上庐山，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多次举行会谈。会谈涉及内容很多，既达成了一些共识，也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尤其是在红军指挥机关的设立上互不相让。双方谈判暂告一段落。

7月13日，周恩来偕博古、林伯渠再抵庐山，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进行第二次庐山谈判。此时，蒋介石正在举行庐山谈话会，与各界人士共议时艰。据后来周恩来回忆：“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在谈判中，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提议以此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尽快发动全国抗战。

两次庐山谈判，虽充满曲折，但肯定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方向，确定了红军改编和释放政治犯等原则，无疑是国共和谈中的重大成果。对于国共两党的沟通、融合、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平津沦陷，面对日益危急的局势， 7月，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各界人士、民主党派在庐山商决“和战大计”。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民国图书馆发表了《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蒋介石对抗日最鲜明的表态，因而也受到积极响应。

毛泽东高度评价说：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在国内各大报纸上刊登。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同意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的《抗战宣言》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两次庐山谈判，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国共两党两军力量的联合，进一步促进了全国上下的团结，全国同胞都投入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洪流中。可以说，庐山是全民族抗日的起点，全民族抗日的总动员令是从庐山发出的。

万家岭大捷

日军发动武汉战役后，国民政府确定“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指导方针。九江是日军进入武汉的重要通道，赣北战役成为武汉保卫战中的重要外围战。

9月26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孤军深入德安万家岭地区。中国第九战区组织10余万兵力将其团团包围。10月7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与日军激战三天三夜，多次击败日军的反扑。万家岭附近的每个山头、村庄，都经过反复争夺，牺牲巨大。在这次惨烈的战斗中，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毒气的肆虐，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

在参加星子东牯岭战役中，林晋辉营长曾立下誓言：“不雪国耻，不纳妻室。”他奉命率两营官兵坚守西牯岭右侧杨五庙附近，冒敌炮火与日军激战数日，寸土不让，誓与阵地共存亡。9月11日，日军施放大量毒瓦斯，林晋辉与两营官兵一同殉难，时年29岁。

在麒麟峰激战中，一位未留下姓名的连长，肠子流到外面，自己塞了进去，用皮绑腿扎上，冲进日军阵地，提了两个日本兵的脑袋回来，向弟兄们说：“病死、被日本人杀死、为杀日本人而死，同样是死，但这三种死在秤上过一过的话，就知道为保家卫国在战场上杀敌而死是重如泰山！我杀死两个日本兵，已经赚了一个啦！”

武汉会战中，中共东南分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和中共江西省委派遣或指导中共地下党员支援作战。中国守军第九集团军中第四军、第六十六军、第七十军、第七十四军都有中共地下党员在其中任职，他们带头英勇作战，不少壮烈牺牲。李觉军长曾回忆说：“第七十军能坚持英勇抗战，全赖共产党员陈希周等一批骨干的支持。”

在德安城保卫战中，中共地下党员王启明，时任国民党第32军141师723团团长，指挥果断，鼓励士兵英勇杀敌。在德安城苦战六昼夜，全团官兵只剩五分之一。德安作战后，国民政府授予王启明一等“华胄勋章”一枚。10月28日的《民国日报》报道：“苦战五日，德安城屹然未动，实为抗战以来少有之守城战。”

经过殊死激战，中国军队取得万家岭战役的胜利。这次战役歼灭日军万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增强了中华民族坚持抗战的信心，鼓舞了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斗志。

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亲致贺电：“欣悉南浔大捷，尽歼丑类，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全国各地的祝捷电报纷至沓来。1938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南浔路的胜利》，盛赞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大捷粉碎了日军突破南浔线、占领南昌长沙，迂回包围武汉的战略计划，彰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生命力，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民众奋起抗日

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主张用爱国主义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赣北工委（后改为中共九江工委）领导赣北人民进行抗日战争。1938年3月，书记刘为泗在九江岷山、张家山召开工委扩大会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团结抗日的方针。6月，他先后与国民党吴奇伟部和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三纵队司令兼江西保安18团团长钟石磐谈判达成协议，共同抗日。7月，刘为泗将400余人的赣北红军游击大队改编为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开赴抗日战场。9月，在黄老门黑垅张村召开各界代表及地方进步人士共100人的会议，成立抗日民主联合办事处，以公开合法的身份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岷山地区流传着一首《赣北抗日游击队队歌》：“游击九德瑞星区，号角一声响，起来保家园。歼倭寇，钉汉奸，忠义谱云天。爱护老百姓，纪律要森严，行动听指挥，团结似铁坚，军队制度要健全。使用好地形，经常夜行军，要沉着，要机敏，以寡胜敌人。爬山似猛虎，行程似驾云。精忠保国土，誓死为人民，终叫倭寇全覆没，打倒大和魂。”刘为泗领导赣北抗日游击队，从1938年7月到1939年2月，与日军作战数十次，共击毙日军500余人，打伤数百人，活捉10余人，缴获长短  枪300多支，迫击炮4门、轻机枪15挺、子弹数万发。

在武山深处，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都湖鄱彭游击大队共160余人，在田英率领下开往瑶里编入新四军1支队2团3营7连，奔赴抗日前线。

在修水，由傅彪率领的平修铜游击队员和机关干部100多人，开往平江嘉义集结，转赴皖南抗日前线。

庐山山南有一支由胡茂赏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辗转抗战五年之久，使日军闻风丧胆。

新四军挺进赣北

马当失守后，彭泽青年商群在长江南岸辰字号一带以“抗日救国会”为基础，广泛发动群众，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武器弹药，发展抗日武装。1939年1月，“抗日救国会”改组为“抗日十人团”，即以自然村为单位，每10人为一团。“十人团”很快发展到长江两岸5个沦陷县共1000余人。

10月，“抗日十人团”被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第18中队，商群任队长。在彭泽、宿松、望江湖区扩充抗日队伍，多次击退日伪军的扫荡，彭泽也成为彭宿望湖区抗日斗争的中心。1943年2月，新四军5师挺进18团进驻彭泽，确立抗日斗争任务是统一思想，发展组织，充实革命力量，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其间，商群致力于完成疏通敌后通道，架设新四军5师和7师之间的跳板，打通交通线的任务。他率领江南挺进支队多次袭击日军汽艇、智取望夫山日军据点等，为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2年春，中共鄂皖地委组建新四军赣北挺进大队，以赤湖为据点，开辟瑞（瑞昌）阳（阳新）边抗日根据地。赣北挺进大队进驻瑞昌后，与挺进鄂东南地区的新四军第5师14旅并肩战斗，很快打开了瑞阳边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并积极主动组织武工队袭击日军的部队和据点。他们先后组织赤湖武工队、横立山武工队、马路南武工队、马路北武工队，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保证了新四军第5师在赣鄂边境的交通线。

从1942年春瑞阳边抗日根据地创建，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赣北挺进大队和鄂东南抗日挺进支队联合抗日，对敌作战100多次，消灭日伪军300余人，瓦解伪军100余人，烧毁日军汽艇一艘，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国际合作的典范

当日军侵占赣北时，仍有100多名外国侨民居住在庐山。为避免日机的轰炸，他们在自家的铁皮屋顶上用油漆刷上各自国家的国旗，表明中立态度。而实际上，外国侨民却给予了中国人民和军队道义上和医疗上的有力支持。其间，各国人民密切合作，堪称国际合作的典范。

根据时任牯岭美国学校校长罗伊·奥尔古德保存的一份《江西省牯岭战争救济工作》报告提到：1937年8月，由美国、英国、中国、德国、挪威五个国家的成员代表参加的“庐山战争救济委员会”成立，委员会接受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慷慨捐助，主要是救死扶伤和募捐。这份报告还列出了十分具体的捐助项目，如“绷带600打”“女童外衣112件”“药膏碗5个”等，都是当时中国军队和难民急需的。

还有一些实例让人们记忆深刻。

帮助难民。罗伊校长把美国学校校舍腾出来，作为难民临时安置点；仙岩饭店的老板都约翰，开办了一个难民所，为难民无偿提供膳宿；美国布朗夫人收养战时遗弃幼婴孤女20余人，向中外人士募资以济，成立“快乐家”，一直开办到了战后。最值得一提的是瑞士的夏定川牧师，建立避难所4处，收留难民698人，创造了外侨在庐山救护难民人数之最。

支援庐山守军。保安团上山时是夏天，将士都着单衣单裤，而庐山的冬天特别寒冷。外侨和庐山老百姓一起组成“卫庐社”，组织缝制组，将山上别墅中的棉被，缴获来的日军军毯改制成军衣提供给孤军；在孤军办的保安医院里，十分之九得力于外侨，他们或做医生，或做看护，自动拿出药品医治病人、医治伤兵。

保护植物标本。受庐山植物园秦仁昌主任的嘱托，罗伊校长帮助看护植物园，并将植物标本2万余号和仪器、图书等物品共160箱转移到牯岭美国学校保管，这里还包括李四光在庐山采集的岩石标本。

中国人民对外侨和外国飞行员也给予极大的帮助。

1939年2月，庐山被占领之前，守军与各国领事商量外侨撤离事宜。22日，牯岭外侨离山，我军与日军在莲花洞一线各让出岗哨，他们下山到九江后，搭乘各自国家派来的军舰转赴上海。蒋介石曾发电报赞许：“护送外侨下山，不失大国民之风度，极慰！”

1943年12月29日，一架美国飞机被日军击落于赛湖桥附近，飞行员韩枚司乘伞跳落湖心。在沙河乡附近工作的九江县（今柴桑区）第四区区员周济中与队员一起，冒死营救，后护送出境。

1944年8月17日，美国一架轰炸机途经九江上空时，不幸被日军击中，机组8人跳伞降落于庐山西麓赛阳乡一带。在庐山游击队与星子县（今庐山市）流亡政府的救助和护送下，经过28天艰难跋涉，终于返回桂林基地。

抗战中，中国军民和外国侨民始终坚定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尤其是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尚未形成之际，庐山就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值得大书特书。

日军暴行罄竹难书

日军在赣北每占一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叫嚣“烧杀以助军威，奸淫以供军乐，抢劫以助军食”，大肆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杀害百姓，奸淫民女，抢劫财产，给九江人民带来空前浩劫。

飞机轰炸。侵略者无视国际法，对九江实施无差别轰炸。1938年6月15日，日军飞机7批36架次，对九江市区实施骚扰性轰炸。6月23日至29日，日机2批11架次轰炸德安县城，全城851栋房屋，被烧毁821栋，躲避在火车站防空洞口的平民全被炸死。随后，还对姑塘镇、箬溪镇、吴城镇、三都镇等地，投掷大量炸弹，将这几个镇几乎夷为平地。九江地区其他较大的城镇，房屋被毁在50%以上；城镇变成废墟，乡村变成荒原。据资料统计，江西省抗战期间直接损失最大的10个县市，九江占到5个（瑞昌、九江、永修、彭泽、湖口）。

残杀民众。日军异常残忍，屠杀平民，无所不用其极：枪击、刀劈、刺捅、火烧、水溺、开膛、奸杀、活埋、毒杀等数十种，甚至屠城屠村，其暴行骇人听闻。日军攻陷马当后，随即在彭泽境内进行两次集体屠杀。马当附近，以柯、毕、高、詹四姓为主的村庄，死亡千余人。原有600多户的湖口县棠山镇，仅存50来户，500多平民死于非命。日军占领九江城后，日舰水兵到天主堂抓壮丁服苦役，遭到反抗后，便不分男女老少，将300多人一齐捆绑起来，投入南门外的甘棠湖活活淹死。

强暴妇女。日军在烧杀抢掠的同时，还大肆强暴妇女，靠“性奴役”支撑战斗力。城乡被害的妇女，难以计数。九江沦陷后，日军将躲藏在天主堂内的数十名妇女充作军妓，投入“慰安所”。九江西园有专供日军淫乐的东洋妓院，如属扬州帮的“介福里”和“崇道里”。日本兵所到之处，妇女都要惨遭蹂躏之灾，所掳妇女均被奸淫。

施放毒气。日军在中国战场公然违反国际公约，频繁使用化学毒剂弹。1938年6月下旬，日军波田支队进攻马当要塞，大量使用化学毒弹和毒剂；9月下旬，日军飞机在瑞昌县（今瑞昌市）南义乡张家铺东面的羊虎尖山、梅山等地，投放毒剂弹多枚；从1938年9月至1940年2月，“日军在江西省德安县就使用红筒（系窒息性毒剂）1.2万余枚，并发射毒气炮弹3000余发，造成染毒面积30万平方米”；1939年3月30日，在修河一带，发射2万多枚烟雾喷射毒气弹，给守军和当地人民造成极严重的伤害。

日军在九江的暴行，不胜枚举，罄竹难书。据统计，抗战期间九江地区死伤人数：死亡98461人，伤81183人。财产损失1509.82亿元（法币），折合1937年上半年法币1.72亿元。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黄土一抔魂。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要用实际行动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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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方旬瑜

责编：肖文翔

审核：吴雪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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