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九江｜百年前城门山矿权风波

9月6日 07时阅读 28857

百年前城门山矿权风波

■ 罗克岩

城门山铜矿坐落在九江市柴桑区城门街道联盟村，是全国18个大型铜矿山和9大稀散矿床之一。百年前，一场牵涉土地权、矿权、开采权，且暗藏矿产质押日本贷款的重大风波，将城门山铁矿推向全国舆论中心。这场风波震动朝野：江西省议会多次召开特别会议，江西省省长亲临接受议员质询，省实业厅厅长最终引咎辞职。1919年3月至4月间，《民国日报》连发五十余篇追踪报道，《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等各地主流大报持续跟进，城门山铁矿举国皆知。段祺瑞安福系集团深度操盘，王揖唐、李盛铎、孙宝琦、徐树铮、曾毓隽等北洋核心权贵悉数卷入，成为民国初年一场标志性的地方矿权护国运动。

千年积淀的赣北富矿

城门山地名源自民间神话，相传铁拐李奉旨筑皇城、造城门以待天子，因扁担压断、土石散落，皇城未成，仅留两处山口形似城门，城门山、城门湖由此得名。

民国时期，矿区隶属德化县仙居乡，风波核心的“仙居铁矿股份有限公司”便以此为名。辖区历经麒麟乡、城门乡、城门街道更迭，“城门”地名沿用至今。城门山矿区距九江市区不足二十公里，地块呈不规则长方形，三面半环水、湖汊密布，水陆交通得天独厚。据《九江县志》记载，宋代已设官方采矿点，明代百姓常年利用农闲，露天采掘矿石、土法炼铁。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县令施谦将金鸡岭、大城门、小城门三处核心矿点划定为县属资产。城门山铁矿的近代科学勘探始于清末。1899年，清末路矿重臣盛宣怀派遣外籍技师斐礼氏赴九江城门埠实地勘矿，筹备机械化办矿。民国年间多次勘探数据证实，矿区储量丰厚、品相优良。1919年《东京时事新报》刊登小川节《中国富源谈》，在主要矿山里提到江西城门山铁矿，储量600万吨。国内多方勘测数据区间为600万至1880万吨，矿石含铁量高达30%至63%。以民国年产十万吨的开采标准测算，可稳定开采六十年以上。《现代中国实业志》中介绍：“江西铁矿分布区域甚广……今日最著者，为上述九江之城门山及萍乡之上株岭，其次为瑞昌、永新之铁矿。”高品位、大储量、优交通的优势，使其成为中外资本觊觎的目标。

官商博弈埋下矿权隐患

光绪三十三年（1907），盛宣怀委派汪承裕为浔阳铁厂总办，以名下慈善机构广仁堂的名义，斥银4737两6钱，购入城门山核心矿区土地498.5亩，独占优质矿脉，却未购置外围通路土地，这为后续江西省政府布局留下空间。第二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盛宣怀被推举为公司总经理，城门山铁矿归属为汉冶萍公司。5月，盛宣怀即将此地块质押给日本正金银行，借款150万日元，约定十年还本付息，借款合同于1918年农历五月到期。民国元年（1912），江西都督李烈钧洞悉外资侵矿风险，全力支持赣军、九江通商局、南浔铁路官员的收矿提议，主张将城门山铁矿收回官办。省实业司认定该矿为江西财税命脉，绝不可外流，随即派员赴上海与盛宣怀交涉赎地收矿事宜。但盛宣怀以矿权归属汉冶萍公司、已质押日资为由，断然拒绝交涉，官方赎矿计划首次落空。

1913年2月，李烈钧支持江西省政府决议，将盛氏所买地块周边土地532余亩悉数买下，土地权归江西省所有，让盛氏没有出路，以此逼其就范。李烈钧这一招，被《民国日报》赞为：“取围棋包抄之法。”

此次购地耗资白银3193两，所有契约均明确标注土地归江西省实业司公有，专供铁矿开采，永为省产。购地工作于当年四五月全部完成，省实业司随即提交省议会审议，拟定采掘、冶炼、运输、矿区建设等全套方案，核定预算近八万元，省办铁矿计划正式落地。正当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李烈钧为响应孙中山革命发动湖口起义，兵败后撤离江西、避祸日本，城门山铁矿开发计划被迫搁置。虽工程停滞，但历届江西省政府都将该矿开发列入财政预决算，从未放弃收归自营的初衷。

袁世凯的亲家、连任多届众议院议员的杨士骢，查知盛宣怀、李烈钧买地但没有办理执照，甚至根本就没有申领过，“权照均未曾请”。1915年，他随即以“仙居铁矿公司”名义向农商部申办矿照，因手续不符《矿章》被驳回，公司虽注册成立，却始终未获合法开采资质。1918年，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记录，高层持续与赣籍官绅磋商矿权，但未取得实质进展。至此，城门山铁矿长期有名无实，无规模化开采、无合法执照，矿权归属悬而未决，为后续风波埋下巨大隐患。

江西各界誓死捍卫矿权

1919年1月22日，时任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以仙居铁矿公司代表人身份，向农商部正式申领城门山铁矿矿照。该公司正是杨士骢早年创办、未获资质的企业，彼时已转入王揖唐名下。其合伙阵容堪称北洋权贵天团：参议院议长李盛铎（化名李木盦）、税务督办孙宝琦、陆军次长徐树铮、交通次长曾毓隽等悉数入局，全员为段祺瑞安福系核心成员，众人刻意隐匿本名、规避舆论，其中化名“夏谨生”的上海赣商，实为江西实业厅厅长夏同龢，是事件关键人物。

民初政局混乱、纲纪废弛，一众手握军政财权的权贵联手谋夺公产，自认无人可阻。农商部迅速审议通过其申请，派员赴城门山实地勘测，出具“矿图与实地相符”的合格结论，仅待江西省实业厅盖章备案，即可核发正式矿照。正当手续即将落地，民间爆出重磅丑闻：李盛铎暗引外资、私售省有矿权，企图抵押矿产借贷巨款。1919年3月3日《新闻报》专电证实，李盛铎唯恐乡里反对，遣子回赣疏通关节，以每月五十元津贴拉拢收买省议员，扶植安福系势力。消息一出，江西舆论彻底沸腾。安福系是段祺瑞皖系军阀操控的政治集团，靠贿选把持国会、祸乱朝政，早已声名狼藉。此次盗矿事件核心全员出自安福系，坐实了权贵勾结卖国的阴谋。当日省议会散会后，议员陈祖怡、黄为柏即刻提议介入维权，草拟两封电文，分别驳斥农商部违规批矿、联络旅京赣籍同乡助力争权，议长当即拍板发文，并定于次日召开特别谈话会。3月4日，省议会特别会议全员达成共识，坚决抵制仙居公司盗采公矿。议员们细化维权方案，提交质问书，要求省长戚扬五日内答复矿权争议。省长随即责令实业厅核查，实业厅却刻意回避核心人物，以孙宝琦为申办主体，辩称审批流程、人员资本全部合规，应予核准发证。这份包庇式回复迅速被日资《顺天时报》转载，进一步激化民怨。彼时江西省议会派系林立、常年内斗不休，唯独在守护城门山矿权一事上空前团结、立场一致。3月18日起，《民国日报》连续发文痛斥弊案，直指省长戚扬包庇卖国权贵、实业厅串通权要攫取省有资产，曝光李盛铎不仅抵押铁矿，还计划质押南韶铁路路权向日方借款，将其比作卖国贼曹汝霖，彻底坐实其卖国行径。3月19日，省议会连发五封通电，遍告南北和谈代表、北京政府、广东军政府及各地赣籍同乡，痛陈李盛铎等人“朦准立案、密押外款、贻祸赣民”，恳请各方介入撤销违规矿案。会议期间，两名日本记者携摄影机企图入场窥探，被当场拒绝，外资介入的传闻彻底坐实。

3月20日，议会特邀实业厅厅长夏同龢到场质询，众议员轮番追问矿照流向、外资勾结、利益输送等核心问题。夏同龢全程含糊其辞、沉默回避，面对勾结权贵谋私的质问时更是无言以对。次日，议会决议联合各界组建矿业维持会，同时致信李盛铎，以桑梓情义规劝其撤销申请。混迹官场多年，深谙为官之道的李盛铎，对来自家乡的劝告置之不理。

矿权争议升级为国权之战

1919年3月末，《民国日报》深度揭秘事件真相：段祺瑞政府军费枯竭，为维系北洋独裁统治，默许王揖唐、李盛铎等人以城门山铁矿为抵押，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1000万元，充当内战军费。1919年3月13日，农商部已核准矿照、加盖官印，18日送达江西，存放于夏同龢办公桌。媒体同步曝光了农商部训令、公司申办文书、勘查报告等文件，夏同龢化名谋私的真相也随之败露。

3月29日，江西旅沪同乡会通电南北和会，将城门山矿案从地方利益纠纷，升级为南北停战、家国安危的核心议题，直指卖矿行为是断送国权的亡国之举。此番发声彻底拔高事件格局，让此案从“江西家事”变为全国关注的爱国护国大事。南北和谈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孙中山全权代表孙洪伊、粤军李烈钧、外交先驱林森等民国要人纷纷发声声讨，呼吁严惩卖国权贵、撤销违规矿照。旅沪、旅京、旅粤的赣籍同乡及学界、报界联动发声，形成全国性舆论声势。

面对滔天舆论，安福系派员驻南昌，暗中拉拢议员、疏通官场；夏同龢公然藐视议会，扬言无力阻止公司开矿；安福系权贵自持有钱有权、根基稳固，执意强行推进盗矿计划。李盛铎、王揖唐还分别宴请赣籍乡贤、中外记者，假意辩解、矢口否认勾结日资，《顺天时报》更是发文颠倒黑白，将维权舆论污蔑为派系私斗、民众盲从。4月1日，江西督军陈光远、省长戚扬联名转呈议会诉求，恳请农商部撤销矿案、保护矿区，却遭到农商部驳回，反而被勒令即刻核发矿照。省议会当即邀请省长到场当面质询，戚扬表态同情民众、支持维权，称愿与议会同心协力争取权益，但以权责所限为由，拒绝硬性干预实业厅事务。4月2日，省议会全员表决通过三项提案，坚决查办夏同龢违法溺职、串通权贵、私卖矿产的罪状，并通电全国公示其恶行。5日至6日，《民国日报》连发社论，28名旅沪国会议员联名发声，将盗矿权贵比作秦桧、吴三桂，号召全国民众共讨卖国贼。即便舆论声势滔天，农商部仍一意孤行，密电夏同龢火速发照，交给北京派来的人带走，妄图强行结案。而深知利害的夏同龢，害怕沦为替罪羊，始终不敢贸然执行命令。

五四潮涌终结盗矿阴谋

在议会持续施压下，省长戚扬启动对夏同龢的查办程序，委任豫章道尹何刚德主持核查工作。此时夏同龢假意递交辞呈，实则试探北京态度，权衡利弊、观望局势，始终拖延不肯发放矿照。4月8日是公职人员休假日，省议会十余位议员放弃休假，集体赴省公署请愿，恳请省长即刻扣留矿照、杜绝后患。戚扬承诺统筹军民两署力量扣存矿照，同时展示农商部催发执照的电文，表明自身维权立场。

次日，议会代表再赴省府督办进度，同时通电中央，恳请罢免徐树铮、李盛铎、王揖唐等祸国权贵。在各界施压下，省公署正式将第六百三十三号矿照从实业厅收缴封存，同时公开农商部多道催发电文。旅京、旅沪的赣籍同乡持续奔走，一边游说中央部委，一边当面规劝李盛铎，却只得到对方推诿敷衍。农商部态度反复，先是扬言不再干预，后又勒令江西缴回矿照。省议会紧急通电省长，坚决恳请持续扣压执照、拒不交部。至4月末，农商部迫于舆论压力，表态暂缓发证、静待风波平息。此间曝出造势闹剧：两名乡绅为攀附、报恩李盛铎，伪造九江民众联名通电，谎称地方民众支持仙居公司开矿。媒体随即揭穿造假真相，江西司法部门迅速介入查办，主犯潜逃、从犯落网，彻底粉碎了涉事方的舆论伪装。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全国爱国救亡运动燎原兴起，反帝反卖国成为时代主流。5月6日、7日，九江、南昌学生相继响应运动，江西全境爱国声势高涨。5月6日，戚扬趁局势动荡，秘密将矿照送往北京，议会得知后紧急召开特别会议质询，已然无力回天。但时代大势彻底终结了盗矿阴谋。在全国反帝爱国浪潮下，卖国行径人人唾弃，王揖唐、李盛铎一众权贵纵使拿回矿照，也绝不敢再行质押借款、盗卖矿权之事。这群权贵自始至终无心采矿兴业，唯以倒卖国家资源牟利，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最终为城门山矿权风波画上了正义的句号。

风波尾声与矿山百年沿革

风波过后，核心责任人纷纷落幕。夏同龢身为贵州状元、近代法政先驱，依仗督军亲信身份盘踞江西官场，因盗矿弊案声名扫地，1919年底正式去职，次年由邹日煃接任实业厅长。其晚年归隐北京，置业礼佛，1925年病逝。省长戚扬饱受舆论争议，多次传出调任传闻，最终于1921年离任返乡。1919年5月16日，江西各界联合成立矿业维持会，推举李烈钧、张勋为名誉会长，正式通电中央，恳请永久注销仙居公司矿案，百年矿权风波彻底平息。但中外势力对城门山矿产的觊觎从未停止。1926年，江西省政府规划开采城门山铁矿；1928年，日本借南浔铁路债务，再度图谋矿产抵押权。3月，中华矿学社提议铁矿国有，建议设立铁矿石专卖局，长江一带铁矿石不卖日本，日本派兵舰示威并提出抗议。1930年，国民政府将城门山铁矿纳入国家矿业建设方案；抗战沦陷期间，日本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派技术员多次进行勘查。日本企业多次派员勘测矿产，妄图掠夺资源。1947年，江西省政府再度申请规模化开采。

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城门山铁矿迎来首次规模化开采，地方专门修筑公路、铁路专线保障运输，为九江多地钢铁厂提供原料。为此，从沙河至瑞昌的双瑞路狮子街道处，修筑了一条12公里长的公路通往城门山。从沙河街老火车站，修筑一条16.9公里的城门山铁路专线。1960年，城门山铁矿转由南昌钢铁厂投资经营。1961年5月，移交江西省冶金工业厅管理。1971年8月有露天采矿场4处，日产矿石250吨，直到1973年铁矿开采项目下马。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地质勘探中，勘探队发现城门山矿区“上铁下铜”的独特资源结构，下部铜矿储量巨大、价值更高。1978年，城门山铜矿被列为国家重点规划项目，1980年划归江西铜业公司运营。自此，千年城门山铁矿退出历史舞台，城门山正式迈入铜矿开发的全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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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涂画画

责编：肖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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