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澄

柴桑隐逸宗  田园开山祖

早在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柴桑已正式立县，隶属豫章郡。近年来，考古人员在荞麦岭、玉兔山两处遗址先后发现34座汉墓，出土大量文物，印证两汉时期柴桑一带已有较为发达的地域文明。不过在两汉四百余年中，除地理志存其县名外，史籍几乎不见柴桑相关史事记载。直到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柴桑成了孙吴北拒曹魏、西防蜀汉的战略要冲。特别是建安十三年（208），孙权驻跸柴桑，与鲁肃、周瑜等制订联刘抗曹的战略，最终以“火烧赤壁”一战初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东晋偏安江南，大量中原士族南迁，为江南带来文化输血，是中国文化版图的一次重要重构。咸康六年（340），江州州治由豫章移驻寻阳郡（治所在柴桑县）。当时的江州辖寻阳、晋安、武昌等十一郡，其范围涵盖今江西、福建绝大部分地区及湖北、湖南部分地区。寻阳郡则辖寻阳、柴桑、彭泽三县，其范围涵盖今九江市三区及瑞昌、庐山、湖口、彭泽、都昌等县市及湖北武穴、黄梅、安徽宿松、东至部分地区。作为州、郡、县三级官府的驻地，柴桑成为东晋王朝政治、军事、文化重镇之一，先后在此担任江州刺史的有王允之、褚裒、桓冲、桓伊、王凝之、何无忌、王弘、檀道济等著名人物，这些人多是持节而来，督镇一方。

《高僧传》称：“（慧远）欲往罗浮山，及届寻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其实，当时的佛教主要是依托于上层社会，与其说是庐山的“清净”留住了南下的慧远，不如说是柴桑繁荣的上层社会留住了慧远，后来也确实是刺史桓伊为其建立了著名的东林寺。在慧远周围不仅聚集了一大批从各地赶来的高僧，也聚集了刘程之、雷次宗、周续之、宗炳、张野、张诠等著名文士。以翟汤为首的“翟家四世”则是本地著名文化世家。那个时代，是柴桑历史上的高光时期。

陶渊明（约365~427）就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中，其诗文的独特性和人格的丰富性为后世留下多重阐释空间，既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又被称为田园诗开山之祖，还被尊为政治忠节的道德典范。一千六百余年来，陶渊明对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学、哲学、绘画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陶渊明曾自言“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但在一个教育资源极度稀缺的时代，一个幼年丧父的少年专门钻研学问并学有所成，家里如果只有几亩田，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图为陶靖节祠大门

陶渊明的高祖父陶丹在孙吴时期封柴桑侯，曾祖父陶侃（259~334）在晋元帝时封柴桑侯。在陶渊明出生之前，陶氏家族早已在柴桑经营多年。当时的江州管理十一个郡的民政、军事，江州刺史是有实权的一方诸侯，祭酒是江州刺史手下的重要职位，位居众僚之上，由刺史自行征辟，非士族名士难以充任。陶渊明不到三十岁时被王凝之招为江州祭酒，本身就说明他和他的家族在本地具有极高的声望。虽然他也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哪个青壮年还没有点梦想呢，但放逸不羁的天性难以让他忍受职场的繁难，陶渊明很快就辞职了。那是个门阀观念盛行的时代，大概还是很在乎陶渊明的声望，又召其为主簿，但他仍不应征。陶渊明后来陆续短暂做过著名权臣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僚。最后，以八十余日的彭泽县令而赋归去来。

从留存的诗文来看，陶渊明的一生，除了短暂仕宦经历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柴桑。陶渊明虽被后世归为“隐逸”之流，实际上他是归而不隐，“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耕读之余，经常与一些名士交游，留下了《和郭主簿》《与殷晋安别》《赠羊长史》《酬丁柴桑》《答庞参军》等大量酬赠诗。归田后，陶渊明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刺史王弘在造访被拒绝后，就委托陶渊明的朋友半道送酒，待其喝到兴头上再出来相见，得以“欢宴穷日”。而另一位刺史檀道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亲自送来的“粱肉”，竟然被“挥而去之”。

元嘉四年（427），陶渊明去世，友人私谥为“靖节”。天监六年（507），萧秀来任江州刺史，听说前刺史曾征调陶渊明的曾孙为里司，立即辟其为西曹，掌管江州衙署的人事。说明陶渊明去世八十年后，其家族在本地还有一定的声望。

唐宋祠傍驿  柴桑松菊香

隋开皇九年（589），废柴桑、汝南，设立寻阳县，县治也迁至今九江市老城位置，开皇十八年（598）寻阳县又改彭蠡县。（其间有多次更名）南唐升元三年（939）再改为德化县，民国三年（1914）又改为九江县。旧柴桑县城则荒废，后世称为楚城驿，其位置在今柴桑区马回岭镇荆林街一带。楚城有靖节祠，相传由谢灵运始建。

唐代，颜真卿于永泰二年（766）过江州，游览庐山和陶渊明故里，写下了《栗里》诗吟咏陶渊明。白居易元和十年（815）贬江州，有《访陶公旧宅》诗，其诗序说：“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颜真卿和白居易等经过栗里时距离陶渊明去世已有三四百年。柴桑作为地理名词已经消失，而作为文化地理名词，却在诗文中永久流传，所以白居易说：“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晚唐崔涂《过陶征君隐居》也说：“陶令昔居此，弄琴遗世荣。”

北宋治平年间，杨杰过庐山，有《陶靖节祠》诗。李亨伯有《靖节祠堂》诗：“道出古柴桑，渊明祠有堂。……清名百世下，庐岳共存亡。”谢薖也有《栗里渊明祠》诗：“渊明归去浔阳曲，杖藜蒲鞋巾一幅。阴阴老树啭黄鹂，艳艳东篱粲霜菊。”

元丰六年（1083），柴桑乡绅潘希杰因仰慕家乡先贤，捐资重修靖节祠，粉白板以录前后人的留题，并自撰了《修祠记》。

宣和（1119~1125）初，德化县尉罗长康主持了重修靖节祠。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江州德化县楚城乡，乃陶渊明所居之地，诗中所谓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渊明祠，洪刍驹甫为之记。祠前横小溪，溪中盘屹一石，人谓渊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携酒撷菊酹奠祠下，岁以为常。”这可能是地方官员第一次出面重修靖节祠，并请黄庭坚的外甥洪刍撰写碑记。

南宋第一次重修是在乾道六年（1170），据周燔《靖节先生祠堂记》记载，在“安抚吴公给事、漕使任公宝文、曹公敷文、府判潘公”等多位官员的积极运作之下，由德化县令赵侃之主持，对靖节祠进行了大规模扩建，由“湖南提举陶公”塑像供奉，并给予公田以供祭祀。

南宋第二次重修是在开禧三年（1207），由王必成撰《修祠记》。第三次重修约在宝庆、绍定年间，德化县令葛崇节主持并自撰《赡田刻》。由于原有公田已被水毁民占，所剩无几，葛崇节再赠给公田五十余亩，比较特别的是，这次重修工作是委托庐山圆通寺僧人经营的，公田也是委托其代管。

南宋士大夫留下拜谒靖节祠的记录较多，淳熙七年（1180），王阮拜谒靖节祠，作《题靖节先生祠》诗，借咏陶渊明以自况。嘉定十一年（1218），留元刚曾来柴桑“酹陶靖节祠”。另外，洪咨夔有《楚城靖节祠》诗，毛达有《题靖节祠堂》诗，萧泰来《题渊明祠》诗曰：“地号古柴桑，荒祠驿道傍。松含义熙节，菊带晋时香。”到了南宋，士大夫群体把陶渊明塑造为耻事二姓的忠节典范。

明清祠面阳  风流新柴桑

嘉靖《九江府志》记载，九江府署、府学、德化县署、县学以及能仁寺、太平宫等一批官署与寺观多遭兵燹损毁，后世统计德化境内共有三十七处寺观毁于这一时期。元延祐三年（1316），德化县民有29750户，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仅有2686户，十不存一。查《九江县地名志》，马回岭乡（旧楚城乡）187个村庄中，仅有一个村庄居民始迁于元末，其余均为明代或之后从外地迁来。元末战乱几乎摧毁了德化县，靖节祠也荒废。

正德六年（1511）八月，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巡视九江，得教谕罗允中报告，德化县楚城乡鹿子畈（今作六祖畈，当地方言六、鹿均读lòu）大水冲出一块刻有“晋陶靖节先生故里”的石碑，便命官府前往勘验。次年六月李梦阳再来，又令九江府经历齐璋、千户赵中勘带领里长钟允康等再次勘验，查得鹿子畈有靖节祠与洗墨池等遗址，祠基前为水冲沙洲，位置应在今马头村杨柳河畔某处，与“荒祠驿道傍”、“祠前横小溪”等宋人记录颇合。还查得：原公田大小六十二块，共计二十七亩多；面阳山北有陶渊明墓；墓下有塘，塘前有长二丈五尺，宽四尺的地基，瓦砾堆积，很像牌坊的遗址；另有屋基在墓山下，阔二十四丈。这些墓山、田地、屋基、池、洲等已被九江卫军户张祥与南昌左卫军户田仲仁、方志达、张福善、甘真一以及德化县民户张玉顺等分别占据。九江知府李从正命同知邵继宗进行核实、清退，一一画图、造册登记。由于本地周边已经没有陶氏居住，便找来邻县星子陶琼代领其物业，李梦阳亲自撰《靖节公墓田屋祠基池洲记》为据。后九江青年陶亨来信也自称陶渊明后裔，李梦阳见其略有文化，便令增其为德化县生员以承祀。

嘉靖十二年（1533），九江知府马纪拨库银一百两，改在面阳山陶渊明墓西南新建靖节祠和牌坊，亦称渊明书院或靖节书院，并列入官方祀典，春祭祠，秋祭墓。2023年5月18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荞麦岭项目组考古队在此采集到“渊明书院”铭文青砖三块。2025年4月10日，笔者与柴桑区档案馆领导一行人再次采集到“渊明书院”铭文青砖三块，其中一块砖完整，长约27厘米，宽约12厘米，厚约5.5厘米。其中一块断损砖刻有“十六年造”铭文，年号部分残损，只留下右下角“月”字部首，比对历代年号，只可能是“嘉靖”，这也印证了史籍的记载。

嘉靖二十二年（1543），陶亨去世。“生不获侍靖节公左右，死当从游于泉下。”遗命葬于陶渊明墓东，薛应旂为之撰写碑文。

著名学者罗洪先拜于墓前，慨然作《拜靖节墓》：“久憎折腰事，再拜向高坟。东晋非前日，南山还暮云。将持斗酒酹，更以挽歌闻。不饮缘何事，低回心已醺。”

崇祯十四年（1641），学者李清拜谒靖节祠，书“隐忠纯孝”四大字及跋文镌于石。

康熙三十一年（1692），著名诗人查慎行拜谒靖节祠，题诗曰：“陶公家柴桑，地本接栗里。高贤栖隐处，土物觉清美。”

乾隆元年（1736），居住在星子的陶氏后裔近两百人，合力对陶渊明墓进行了整修，立四柱三门牌坊式墓碑，碑额横刻“清风高节”，中碑中间竖刻“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左碑刻《五柳先生传》及三首赞诗；右碑刻立碑人名及立碑时间。

嘉庆十五年（1810），德化县祀生陶朝生与彭泽陶启煜联合族众对祠、墓进行了修缮，请九江知府方体撰写碑记。

民国十年（1921），陶氏后裔于旧址前数十步再次新建了靖节祠，塑像以祀，九江刘廷琛书“羲皇上人”“望古遥集”二匾并撰写碑记。次年秋，星子李锦焕为之书六十四字长联：“令彭泽，耻折腰，入莲社，欲眉攒，寄奴何罪，慧远何功，名教慨论胥，晋宋总非公世界；将抚琴，若无弦，或摊书，不求解，松菊吾朋，羲皇吾侣，馨香昭奕祀，子孙常恋旧柴桑。”

1959年，江西省政府将陶渊明墓、祠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人鑫先生是新中国首部《九江县志》主编，曾主导陶靖节祠迁建、陶渊明纪念馆筹建开馆等工作。据其记述，陶靖节祠是一座明清时期江南民居风格的建筑，面阔约10.8米，进深约22.9米，脊高6.6米，砖木结构，抬梁式列架，骆驼式山墙，内分前后两进。直至20世纪50年代，祠内尚保存神龛、塑像、刘廷琛书匾额及李锦焕书长联等。堂内还嵌有陶亨《陶靖节祠祝文》（残）和刘廷琛《陶靖节先生祠堂记》等碑刻。十年浩劫之后，祠内的陈设荡然无存，房屋年久失修，墙裂柱腐，随时可能倒塌。

1979年，江西省文化厅拨款拟就地修复靖节祠，但由于国家有建设项目，已不适合在原址修复。1981年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化厅增拨迁建款，九江县政府将靖节祠原物原样迁建于沙河街蔡家洼，于1982年冬竣工。

迁建后，正门上方嵌复原的薛应旂书“陶靖节祠”石额，两侧悬挂陶博吾撰写的对联：“弃彭泽微官，松翠菊黄，琴书而外醉三斗；开田园诗派，韵真辞朴，千百年来第一人”。正厅中央立陶渊明塑像，头戴漉酒巾，神态洒脱。枋上依次高悬“清风高洁”“望古遥集”“羲皇上人”匾额。中厅柱联：“无丝竹之乱耳；乐琴书以消忧。”后厅柱联：“运甓立真言气接永新垂后裔；辞官归故里风靡高爵仰前贤。”皆为名家所书，东西山墙则是由姚公骞重书的李锦焕长联。

1983年，江西省文化厅再次拨款，在靖节祠的左边增建陶渊明纪念馆。馆内展示陶渊明生平，收藏各种版本的陶渊明诗文集及陶学研究专著，是研究、传播陶渊明文化的基地。

1985年，为纪念陶渊明诞辰1620年，由省文化厅、九江市政府联合举办了陶渊明纪念馆剪彩仪式及全国首届陶渊明学术研讨会。

2017年，九江县更名为柴桑区，柴桑这一古老地名从史册中苏醒。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致敬，不仅于稻香垄亩间复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更让桃花源从纸页间坠入烟火人间，柴桑篱角一株秋菊、案头一杯薄酒都是一种精神的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