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女校放足记

■ 殷英  江书福

在江西九江这座长江口岸城市，同文中学与双峰小学都承续着九江近代教育的深厚血脉。1873年，昊格矩创办九江女校（Kiukiang Girl’s Boarding School），该校于1907年更名为儒励女中。1951年，儒励女中拆分，小学部为今双峰小学，中学部后与同文中学合并，共同构成九江近代教育史上一条重要脉络。

在九江市档案馆，珍藏着一本《儒励女中六十周年纪念刊》。纪念刊保存完整，道林纸历经岁月略显泛黄，竖排繁体文字典雅精练，仍能看出这所江西早期女子学校的不凡气象。其中一处细节，尤其引人注意：1899年，学校推行全校放足，此后新生入学，须以未缠足为条件。这寥寥数语看似平常，记录的却是当年的惊世骇俗之举，更关乎近代中国女性身体解放与女子教育的深层变革。

中国女子教育先行者

要理解这份档案背后的历史分量，需先追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艰难起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子教育长期以家庭教育和礼教训诫为主，并未被纳入国家正式学制。从乡学、县学到书院，主要面向男性读书人，女子多在闺门之内，通过《女诫》《女儿经》等读物接受伦理规范。直到清末，随着维新思想的传播和“新政”的推行，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教育才正式进入国家学制。

儒励女校的创办，恰逢近代中国社会变局的关键时期。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九江作为长江沿岸通商口岸正式开埠，西方近代教育、医疗和宗教活动随之进入这座内陆口岸城市。1873年元旦，美国传教士昊格矩在九江城外土桥一带租赁民房，创办女子小学堂，后迁至城南桑林。在更名为儒励女中之前，该校英文名称一直为“Kiukiang Girl’s Boarding School”，在九江本地，人们则先后称之为“半日女校”和“桑林书院”。该校不仅是江西近代第一所女子新式学校，也是有明确记载的长江流域第一所女子教育机构。相较之下，南昌较早的女子学校葆灵女书院，1902年方由美国传教士郭恺悌创办，晚于儒励女校近三十年。

在江西乃至长江流域，儒励女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据1914年4月8日《申报》记载，儒励女中附设初等小学分布于江西、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处，多达五十四所。学校招生范围遍及全国十四个省，许多家庭不惜远道送女求学。至1925年，儒励高中毕业生升学者七十四人，其中赴日本、美国留学二十七人，获博士学位者四人。由此可见，儒励女中不仅是江西女子教育的重要源头，也成为近代内陆女子新式教育的重要辐射中心。

妇女解放运动的受益者与传播者

儒励女中的历史地位，与其创办者昊格矩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妇女教育和妇女权利运动逐渐兴起。昊格矩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她自幼便受到平等观念的影响。1872年，二十六岁的昊格矩接到赴中国办学的邀请，遂远渡重洋，成为美以美会妇女海外传教会派往中国最早的女传教士之一，也是该会来华妇女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1872年11月，她抵达九江。她所面对的，是一个对女子教育极为陌生的社会：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女婴常被视为累赘；缠足之风依然盛行，幼女从小裹足，终身行走艰难；“女子无才便是德”仍是许多人奉行的准则，普通人家不愿让女孩走出家门、进入学堂。加之1870年的“天津教案”影响，民间对外国人多有疑惧，女子教育的推行尤其艰难。

昊格矩意识到，要真正改变中国女子的命运，不能只让她们识字读书，还要使她们从缠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缠足作为延续已久的陋俗，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也限制了女性的行动与生活空间，成为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障碍。一个连站立、行走都困难的女子，何谈教书育人、行医救人、服务社会？此乃对中国女性身体与精神自由的双重剥夺。对于近代女子教育而言，放足并不是附带问题，而是女子能否真正走向社会的前提之一。

因此，昊格矩从办校之初便反对缠足，并尽量招收未缠足女童。学校开办之初，采取“学费不收，衣食均仰于学校”的办法，也就是由学校供给衣食，并发给少量零用钱。为了稳定生源，昊格矩还与学生家长立约，“各以三五载为期，弗得中辍，背约者偿所费”。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兴办女学已属不易，要求学生不缠足，更是难上加难。

由于社会习俗积重难返，许多家庭仍以缠足为女子应有之态，学校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接纳部分已经缠足的女生。但昊格矩反对缠足的立场并未改变。1899年，儒励女中正式推行全校放足规定，此后新生入学，须以未缠足为条件。

这一规定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有学生因家庭反对而被迫退学。这些细节说明，儒励女中的放足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发生在学生身体、家庭观念和学校制度之间的真实冲突。它改变的不只是女学生的一双脚，更是她们能不能走出闺门、进入课堂、面向社会的可能。

从放足到远行

阻力并未使昊格矩退缩。她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出一批不缠足、受新学的女性。她们后来走出闺门，进入课堂、医院和社会，成为近代中国女性职业化道路上的早期实践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石美玉与康成。

石美玉出生于九江附近的黄梅县，父亲受昊格矩影响，坚决不让女儿缠足。石美玉进入儒励女学后，昊格矩见其聪慧勤学，便留在身边亲自教导。康成则为昊格矩自幼抚养成人，同样未曾缠足，并在儒励接受系统教育。

1892年，昊格矩携石美玉与康成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求学。两人后来考入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并于1896年毕业，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赴美接受正规医学教育的女性。她们的经历说明，放足并非单纯的身体改变，而是女性接受教育、远行求学、进入职业社会的重要前提。

康成与石美玉学成归国后，在九江开办诊所，服务妇女儿童，并逐渐发展出近代女子医疗事业。她们以医生身份立足社会，又培养护士、救治病患，让更多女性看到另一种人生可能。

此时，晚清天足运动也正在各地兴起。1895年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倡设不缠足会，主张入会者所生女子不得缠足，男子不得娶缠足女子；1897年，上海不缠足会成立，梁启超又撰《戒缠足会叙》，为放足之举张目。不缠足会随后影响到多地，成为晚清移风易俗的重要社会运动。

康成、石美玉回到九江后，很快成为天足运动的鲜活例证。据英国学者伯顿所著《近代中国名女性》记载，有两名准备赴南京开会的青年，听说两位女医生刚从美国归来，途经九江时专程来访，并将其中一人的密歇根大学毕业证带往南京会场陈列。该毕业证在会上引起很大兴趣，湖北巡抚谭钧培之子还就女子教育与禁缠足问题发表长篇演说。会后，与会者即组织团体，约定所生男子只娶天足女子，所生女子也只嫁入允许女子天足的家庭。

这一细节颇有意味。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康成、石美玉并不是抽象的“女学成果”，而是具体可见的例证：不缠足的女子，可以远渡重洋，可以进入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可以回国行医济世。

正是在一批社会有识之士的倡导下，各地女子学校的实践推动下，晚清以来的天足运动逐渐展开。进入二十世纪后，越来越多女校把不缠足作为入学条件。1907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女子缠足最为残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力矫弊习。”1912年，孙中山发布《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再次从国家层面推动禁缠足。

由此回看儒励女中1899年的放足规定，便更能看出其意义。它不是孤立的校规，而是晚清女学兴起与天足运动发展的一次早期实践。正是通过一所所女校、一批批学生和一个个家庭观念的改变，放足才逐渐从少数人的主张，成为近代中国移风易俗的重要潮流。康成、石美玉等学生走出国门、学成归来，儒励女中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和放足运动中留下了清晰的足迹。它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创办了一所女校，更在于通过学校制度和日常教育，使一批中国女性真正获得走出闺门、接受新知、服务社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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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方旬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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