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不去的云烟》（九）颐和园的山洞

袁德芳

1966年秋，那个山里的柿子刚挂上第一层薄霜的时节，我平生第一次出了远门，脚踩着的不再是故乡那被雨水泡得发软的黄泥路，而是北京城坚硬、宽阔得让人心慌的水泥地。街道是那样的阔，两旁的楼房是那样雄伟。我和同来的师生们，像一群突然被抛入汪洋的溪鱼，眼睛不够用，手脚也不晓得该往哪里放。带队的向校长、程老师、吕老师，把我们拢在一处，上街时，必得手牵着手，一串儿，生怕哪一个被这茫茫的人海卷了去。城里人打量我们的眼神，是温吞而疏离的，带着一种我们当时尚不能完全理解的怜悯或好奇。我知道，我们这一身清一色的黑布衣裳，一脸被山风吹出的酡红，还有眼睛里压不住的、对一切陌生事物的惊怯，早已将“乡巴佬”三个字，明明白白地写在了额头上。

去颐和园那天，是个响晴的日头。园子大得没边，廊是曲折无尽的，湖是望不到对岸的，连石头都雕琢得与我们山间那些粗砺的顽石全然不同。看过了些叫不上名被贴上封条的殿阁，老师便领着我们，钻进了一座假山的石洞里。洞口黑黢黢的，像巨兽懒洋洋张开的嘴，一股挟着苔藓味的凉气，迎面扑来。

洞里果然是另一番天地。昏昏的，只有石缝里漏下几缕可怜的天光，照着湿漉漉的石壁。路是天然的，又经人工斧凿，岔道极多，左一弯，右一拐，仿佛人身体里盘曲的肠子。同学们的谈笑和脚步声，在前面空洞地回响着，又被石壁碰碎，变成嗡嗡的、含混的一片。我起初紧跟着队伍，可走着走着，心思却飘开了。我忽然想起老家后山那些更野、更自在的洞窟，夏天午后就常与玩伴钻进去，捉蟋蟀，寻“石燕”的化石。那里的黑暗是亲切的，带着草木根须的气息。

就在这时，脚边一条更窄、更幽深的岔道吸引了我。它不像主路那样被踩得光滑，石棱角还分明着，幽幽地伸向不可知的黑暗里。心里那点属于山野孩子的、被北京规矩压抑了许久的顽劣和好奇，蓦地苏醒了。几乎没有犹豫，我像条滑溜的泥鳅，身子一矮，便脱离了那一片嗡嗡的人声，独自钻了进去。

这独自的探险，起初是快意的。我用手指触摸着冰凉嶙峋的石壁，听自己孤独的脚步声在狭小的空间里发出清亮的回响。我猜想着前面或许有更奇的景致，或许能通到某个意想不到的出口。可这快意并未持续多久。洞越来越深，岔路越来越多，像一张渐渐收拢的、无声的网。我转了几个弯，再回头，来路已湮没在相同的黑暗里。呼喊几声，只有自己的回声仓皇地扑回来，撞在脸上。那含混的、代表集体的嗡嗡声，不知何时，已彻底消失，被一种绝对的、沉重的寂静所取代。这寂静与山间的不同，山间的静里有风声、虫鸣，是活的；而这里的静，是石头一样的，沉甸甸地压下来，带着地底深处的阴冷。

恐慌便在这时，像洞顶滑落的水滴，起初是一滴，两滴，接着便连成了冰冷的一片，从头顶径直浇到脚底。我胡乱地选择，奔跑，气喘吁吁，可每一次从昏暗里浮现的，都是另一条别无二致的、沉默的岔道。我成了这石头迷宫深处一只彻底迷失的蚂蚁，来时那点可怜的胆气，早已被无边的寂静和未知吞噬得一干二净。十五岁的心，被一种巨大的、被遗弃的恐惧紧紧攫住。我想起了老师焦急的脸，同学们四下张望的眼，更想起了千里之外，那在油灯下为我缝补行装的母亲。若真走不出去，困死在这华丽的皇家园林深处，怕是许久都不会有人知道。

就在力气与心气都将要耗尽的时候，前方陡然一亮。我连滚带爬地扑出去，炽热的阳光瞬间刺得我睁不开眼。待视线清晰，我茫然四顾，湖光山色依旧，亭台楼阁宛然，可一切的方向感都已丧失。颐和园还是那个颐和园，但我已全然不知自己站在它的哪一个角落。老师和同学们，更是踪影全无。

巨大的无助感淹没了我。站在陌生的人流里，我捏着衣角，汗水将后背的粗布浸得冰凉。那时节，没有什么电话、广播可寻人。正当我像没头苍蝇似的乱转，几乎要哭出来时，瞥见路边有个老人，守着一个小摊，摊上摆着一叠叠印满细密线条的纸。我凑过去，是卖“北京公交路线图”的。那张图，在我眼里不啻为一张救命的符咒。我用身上仅有的几分钱买了一份，就着阳光，手指颤抖着在上面比画。昆明湖……西直门……西单……那些陌生的地名，此刻成了我唯一的浮木。我努力回忆住处的名字——“西单手帕胡同实验小学”。

接下来的大半个下午，我像一个初次执行秘密任务的生涩探子，紧紧攥着那张已被汗水渍软的地图，开始了在北京城迷宫般的公交线路里的跋涉。转车，问路，再转车。从颐和园门口那气派的场站，到西直门喧嚣的枢纽，再到一路上许许多多我已记不住名字的站点。我挤在气味复杂、人声鼎沸的车厢里，紧紧盯着窗外飞逝的、同样陌生的街景，生怕坐过一站。每一辆车的哐当声，都像是我的心跳。手中的地图，是我与这庞大世界仅有的、脆弱的联系。

当我终于在那条窄小的胡同口，望见“实验小学”那块斑驳的木牌时，天已擦黑。门口昏暗的灯下，黑压压地站着一群人。向校长的眉头锁成了疙瘩，程老师正踮脚向胡同口张望，吕老师则在轻声安抚着其他同学。我那一串的同伴，都呆呆地站着。

不知谁先喊了一声：“回来了！他回来了！”所有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我身上。我挪着灌了铅似的腿走过去，头几乎要垂到胸口。没有预想中的疾风暴雨。向校长长长地吁了口气，重重地拍了拍我沾满尘土的肩。程老师一把拉过我，上下打量，连声问：“没事吧？磕着没有？”吕老师则用她特有的、温和而严肃的语气说：“你可把大家急坏了！以后再不可这样擅自行动，集体的纪律，比什么都重要。”

我点着头，喉咙里堵着酸热的气，一句话也说不出。那晚的批评里，裹着显而易见的安慰，还有失而复得的庆幸。我躺在实验小学教室临时铺就的地铺上，浑身像散了架，但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总算落了地。黑暗里，我睁着眼，白日里颐和园山洞那冰冷的黑暗，与公交车窗外的万家灯火，交错地在我脑海里浮现。

那一场惊吓，像一枚生涩的苦果，硬生生硌在我十五岁的人生里。但不知怎的，待那惊慌的余味慢慢散尽，我竟从那苦涩的核里，嚼出了一丝极淡的、回甘的勇气。从那以后，当我再面对陌生的路途、陌生的世面时，心底那份属于“山里乡巴佬”的怯意，似乎便褪去了一层。我知道，再错综的“山洞”，也不过是路途的一段；再庞大的城市，也总有一张“地图”可以循迹。那日黄昏胡同口温暖的灯光与焦急的面容，给了我一种奇异的底气。

人生的路，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或明或暗的“山洞”连接起来的。有的山洞，是地理的；更多的，是命运的，是心事的。六六年秋，颐和园里那个迷路的15岁少年，在惊慌失措地寻找归途时，或许并未料到，他磕磕绊绊走出的，不仅是那座精巧的石头迷宫，更是自己往后敢于独自面对苍茫人世的最初的、胆怯而又坚定的一步。那一步，迈在一个最深、最静、最无助的黑暗里，而后，才得以走向外面那片广阔得令人心悸，却也充满了可能的、天光云影共徘徊的世界。

作者简介

袁德芳，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昌县苏山乡鹤舍村人，1951年生，字兰生，号元辰山人。曾从事教师、乡镇群众文化、乡镇政务等工作，退休后涉猎格律诗词，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江西省诗词学会会员、九江市诗词联学会会员、都昌县诗词学会会员、苏山诗词分会会长兼《三山吟墨》诗刊主编。诗作散见于《中华诗词》《江西诗词》《匡庐诗词》《都昌诗词》等刊物。偶尔也写些散文，散文笔触细腻，在朴素真切的叙述中透出对人性的洞察、对苦难的包容和对美好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