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益莲

未庄到边城，地理坐标不过千余里，时间跨度也不过十三年，鲁迅和沈从文带给我们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说未庄是绝望堕落的疯人院，那么，边城则是和乐优美的伊甸园。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此后十年，历史的车轮却并没有顺着人们期望的幸福前进，百姓生活反而更加困顿，底层更加混乱，闭塞的未庄，浓缩了当时整个农村的风貌：丑陋，绝望，互害，腐朽。未庄的天空永远是灰暗低垂的，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笼罩着这个山村的上空，土地、山川、风物都透着腐朽霉烂的气息。于是，1921年《阿Q正传》诞生了。

在这个村庄里，有钱人赵太爷、钱太爷统管着未庄的一切，他们就是法律和规矩，生杀予夺，就连阿Q姓赵的权利都被剥夺。未庄人对赵太爷充满敬畏，因为赵太爷是有钱有势的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古老的格言在未庄是失效的，破落户们从来就不会因群分而团结在一起，阿Q、王胡、小D们，居无定所，衣食无安，同为赵太爷家的短工，他们见面就是彼此嘲笑，互相轻视，有空就互殴，唯独对权势一致地充满艳羡和敬畏。

阿Q因为宣扬自己和赵太爷是本家而被打，竟从此似乎在别人的眼里受到了尊敬。一向对赵太爷腹诽的阿Q竟在被打后觉得赵太爷了不起。卑微到尘埃的未庄农民，只要发现谁与权贵扯上关系，即使此人是遭受凌辱都觉得他要高人一等。

阿Q在未庄，不仅赵太爷、假洋鬼子可以任意殴打他，未庄的农民也是见面就要嘲笑他。就因为阿Q地位极卑微，无亲无故，打他是毫无风险的。长期遭受欺凌的阿Q却专门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他把自己受到的伤害转嫁给更卑微的小尼姑头上。光天化日之下，阿Q公然调戏小尼姑。一个妇女被猥亵被摧残，酒店里一大堆闲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主持公道，哪怕是对阿Q一声劝告都没有。大家只会大笑，起哄，为阿Q的行径助兴。

未庄的人，不只是赵太爷之流面目可憎，连那些底层沦落为短工的佃农们也一样丑陋可恶。这是一个典型的互害群体。

同样是闭塞的村子，同样是底层的农业社会，可沈从文的边城，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故事，都让人觉得清纯澄澈，一尘不染，仿如上帝创造的伊甸园，亦如远离世俗的桃花源。

白塔、黄狗、独船、清江、吊脚楼、青山倒影，金辉映照，茶峒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一幅诗意古朴的水墨画，目之所及，每一寸土地都呈现勃勃生机，散发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隔着油墨的幽香，都能闻到空气里散发的淡淡清香，这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世界，干净得像雨后的天空纤尘不染。

闭塞偏远的边城茶峒又是一个烟火气息浓郁的地方，一年三大节的热闹喜庆，无不打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烙印。这些风俗在茶峒就天然有着烟火气的温情和浪漫，映射着美的光色，让人流连忘返欲罢不能。每年的端午节摆渡的祖父都要带翠翠到河街去看划龙舟比赛，图的不只是热闹有趣，而是彰显那份刻在茶峒人骨子里的积极、阳光、友爱、善良。年年岁岁风俗相似，却能百看不厌，关键是边城人的可爱。

茶峒的人有多美好呢？边城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本应是个民族矛盾极为复杂的是非之地，可因为远离都市物质文化的影响，依然保留着人之初性本善的原始风貌，加之管理边城事务的旧军队长官以民为本，管理得法，边城因为边远而能将人与人之间一切美好的关系保留下来。长官会在端午拿出大量的鸭子，让百姓参与下水抓鸭子的娱乐游戏。官兵拼命丢鸭子到河里，青年后生在水里嬉闹捉鸭子，游戏的快乐，收获的喜悦，把官民相处融洽和乐的情感和端午节日的气氛推上高潮。

边城人与人之间没有等级，没有势利，有的是纯净友爱的赤子之心，阳光明媚的善良之心。靠摆渡为生的祖父会到军营喝酒，喝醉就睡在军营里，官兵们竟然能和如此卑微的老人为伍。船总顺顺，不仅是当地富有的人，也是有话语权的，他有着未庄赵太爷般的富足，却不会像赵太爷之流那样作威作福面目可憎。顺顺古道热肠，有利益的事，比如作为游水高手，擒鸭能手，他却在儿子们能下水抓鸭子时主动退出，把舞台让给年轻人，把利益让给乡邻们。而要是需要他出力做好事或救人时，他在危险和责任面前却争着往前冲，即使八十岁都不退缩。看着老船夫过得艰苦，顺顺立即叫大佬将抓的大肥鸭送给老家伙，而且送了许多尖角粽子。边城的人不会嫌穷爱富，顺顺还希望贫寒的老船夫将外孙女翠翠嫁给大佬。

无商不奸，是东方人凝固的商人印象。偏在茶峒这个偏僻闭塞的地方，商人都是重义轻利温情脉脉可敬可爱的。祖父在端午节到肉铺买肉，卖肉的人一刀下去，切一块极好的条子称都不称，直接送给老祖父。可是，面对友情馈赠，祖父抓一把钱也是数也不数扔到对方的钱罐就跑。卖皮纸的老板过渡时，抓一大把铜钱硬塞给爷爷，就跳上岸逃跑。爷爷为此和他起了“争执”，还喊翠翠带着黄狗将此人拦住。为了人情，爷爷留了一个铜板，将剩下的硬是交给了商人的同伴，还给了商人一捆好烟叶。有权的不耍横，做官的不耍威，有钱的不耍阔，经商的不耍奸，贫穷的不耍赖。在边城，没有欺诈，没有计较，没有互害。这里有的是军民鱼水之欢，官民融洽和乐，乡邻友好和善，亲人和睦相爱。边城里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少，个个都是养眼养心的。女孩儿像翠翠清纯如水，美丽动人；男孩儿如天宝、傩送兄弟，英俊勇猛，善良正直；中年人顺顺豪气仗义；老年人如祖父，古道热肠，自尊敬业。边城的人事，就是一个美！

1921年到1934年，中国的社会背景大同小异：社会混乱，战火连天，人民挣扎，农民更是苦难不堪，两位作家笔下的农村风貌却截然不同，到底他们各自怀有怎样的目的呢？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说其创作《阿Q正传》的初衷“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沈从文则是有感于现代文明对湘西的入侵，带来的农民不再淳朴，他想用过去的美好世界来唤醒人性的回归。如此看来，两位作家表现的方式虽然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想改变社会。

既然都是为了改变现实的残缺，为何作家的心境差异如此之大？恐怕和作家的人生经历有关。鲁迅出生在小康之家，自从祖父因科考作弊案进监狱，家道开始中落，父亲又染上结核病，幼年的鲁迅先生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饱受底层人的白眼，他对底层之恶深恶痛绝，深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情，暴露其病根，以寻求疗救之药。沈从文出生在湘西农村，熟悉乡村曾经的淳朴民风，成年后在城市，因为他是从旧军队出来的，没有上过大学，靠自学成才，经常遭遇城里人的白眼，甚至遭受同事的轻慢与碾压，他构建这个纯净的社会，不过是希望表现“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走进未庄，目睹满头疮疤，上下老少丑陋的嘴脸，活脱脱的一座疯人院，让人顿感生无可恋；流连边城，浸染在纤尘不染的清净世界，心里油然而生这人间我来过——值得！也许，边城之美，就是呼唤人性回归，拯救绝望未庄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