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6日，我们军大五分校四大队的年轻学员们背着行囊，随十六军的旗帜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途。那时，我和刘汝恒、邹慧等同志是提前毕业的，尚未来得及感受拿到新军装的喜悦，我们便匆匆赶往十六军随校文工队报到。进军大西南途中，部队曾在湖南醴陵市短暂休整，可现在回想起来，秋雨初霁的醴陵城头已然模糊不清了，只记得转眼间又随着部队行进在湘黔的蜿蜒古道上。

　　行军路上，歌唱声、快板声总是此起彼伏。我们这些文工队员在队伍前后穿梭，用快板驱散老乡们的疑虑，用歌声鼓舞战士们的热血。日复一日地负重行军让衣服和绑腿带都浸透了雨水与汗碱，脚底板的水泡磨破了又长出新茧子，但我们在精神上还是很乐观的。为了不走“哑巴路”，刘之等同志总会领着我们拉歌子活跃气氛，并且带头玩起“碰球”的游戏，在阵阵疲惫的笑声中，抵达下一个宿营地。

　　而行军路上真正的考验，在乌江畔的夜幕下悄然来临。那是个连声音都透着漆黑的夜晚，苍穹如墨，不见星月。乌江的江水在百丈绝壁间嘶吼，崎岖的羊肠小道，随时都有滑落的危险，遥想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惊险，更是令人胆寒。进入险区前，队伍作了简要动员，指导员压低的声音穿过夜色：“轻步快速、不许打火、不许出声”，毕竟那时，盘踞在前面的敌人刚刚被歼灭，深山野岭随时会有被打散的敌特。作为一个刚从军大分配来的新兵，我虽然没有怕到毛骨悚然的程度，心跳声还是难免急促起来。

　　峭壁上的羊肠小道，俨然成了悬在生死之间的丝线，黑茫茫的山野，只听到哗哗的流水和“跟紧了！不许掉队！”的轻声命令。一路行军，别说唱歌、做游戏，连呼吸都要慢上半拍。眼前没有一点火光，背包就成了唯一的路标，后面的同志看着前面的背包，一步跟一步，前面走得快，后面就跟得紧，一个跟着一个，滑倒了，便互相拉一把。

　　在这复杂的黑夜里，没人敢掉队；可没有火光行军，谈何容易！青苔在细雨中愈发湿滑，走到一个很狭窄的地段，突然一块石头松塌——幸或不幸，那正是我踩的那一脚，只听得“哗啦”一声，我瞬间失去平衡，连人带背包往下滚。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听见耳边风声呼啸，背囊里的东西哐当作响，直到一阵剧痛把我惊醒，是一株崖柏的枝桠穿透军装，正好把我拦下。我死死攥住这棵救命树，哪顾得皮开肉绽，也不敢吭声，两手紧紧抓住草根树藤。这时，上方传来窸窣响动——是一根用背包带连结起来的绳子。只听见一个轻轻的声音：“抓紧！”黑暗中虽看不清谁人的面容，但感受着这股暖意，我顿时增强了全身力量，用双脚蹬住岸坡的石头，双手交换拼命往上爬。我一步一步总算登上了陡坡，掌心已被勒出道道血痕，却不敢停留，赶紧迈着大步，追赶前面的队伍，总算是到了渡口，乘着前方站找好的木船，渡到对岸。渡船没有颠簸片刻，对岸的竹林中骤然“噼啪”作响，好似敌人的机枪声，又让我紧绷神经，好在一路平安无事，之后想来，也许是老乡在烧竹子吧。

　　东方既白，部队在沾满晨露的草坪坡地休整，每个人身上都满是泥浆和汗水，但大家终于是重新恢复乐观的心情，行进在山间的小路上。只是后来才得知，那夜摔死了一匹马，还有个小同志因摔伤致残。

　　十一月下旬，部队终于到达遵义，我们文工队也驻扎罗庄大院。这是那段数千里艰苦行军的一个剪影，却成了我永远难忘的行军夜。1951年2月，我由文工队调到军文工团后，我的战友刘之同志也对那夜我“险坠乌江”的险情心有余悸。如今，尽管当年抛下救命绳索的无名战友，终究消逝在记忆长河中，但我始终对此深深感激，不能忘记那夜的一棵小树与那根背包绳子。是这段经历让我铭记：那夜系住我生命的不仅是一根背包带，是战友的情、兄弟的手，是老一辈文艺兵对我们新兵的关怀，是那片穿越战火永不褪色的革命赤诚。

（ 彭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