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九江一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0月初，我怀着对前途的迷茫，告别了九江，回到了家乡湖口县。县革委安置办公室把我和劳动、王冬炎三位九江一中毕业的同学，安排到高桥公社兰新大队徐若时村插队落户。

10月22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在县城江边码头登上了一艘很大的机帆船，船上坐了五六十个人，有下放的学生、干部，还有下放的居民。船上的人与岸上的人，有的掩面而泣，有的默然伫立。在欢送的锣鼓声中，两艘船缓缓离开了码头，向高桥屏峰方向驶去。

　　十月的鄱阳湖，天高云淡，水天一色，沿途鞋山的美景，庐山的峰影，我无心欣赏，心情是五味杂陈，思绪万千。因为是溯水而上，船速很慢，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到达高桥公社小桂港大坝。在当地干部群众的迎接下，我们步行七八里路，来到了兰新大队徐若时村。

　　高桥公社地处湖口县南部，北濒鄱阳湖，东临皂湖，屏峰山脉纵横全境，是一个丘陵山区。

　　徐若时村是一个比较大的自然村，我们三位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几天后就出工生产。生产队长叫徐良敬，五十多岁，为人厚道，和蔼可亲，对我们知青在生活上很关心，送来了大米、食油和柴火。在生产上，尽量安排一些简易的农活给我们去做。记得第一次出工生产，是安排我和劳动同学各拿一把锄头，跟在用牛耙板田的农民后面，把没有耙细的大土块敲细。这项生产不需要技术，只花力气，但时间久了有点腰酸背痛。我感叹地说，看来我真的是到农村来“扒土巴的”了。在我们县农村里，农民称自己是“种田的”，或是“扒土巴的。”

　　这年冬天，县委组织全县劳力，到南北港兴修水利，挑土筑坝。我们知青和生产队社员一起，挑着行李，步行五十多里路，上南北港去挑坝。工地上红旗招展，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我们公社挑土的地段在坝址的南头，我同社员们一起挑土上坝。一担土至少有六七十斤，从取土区到坝面有一百多米远。我过去没有挑过担子，挑了两天后，我的肩膀都红肿了，我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一个多星期，直到下了一场大雪，我才和村民们踏着积雪，返回到村里。当时另外两位知青回县城家中去了，我回到徐若时村时，那间陈旧的老屋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冬去春来，1969年3月，大批上海知青下放至湖口县，兰新大队也分来了十几名上海知青。大队把我和劳动、王冬炎三人调整到徐梅垄村，与丁秀英、吴爱华、李秋萍、臧世琴、邬惠英等五位上海女知青安排在一个村。大队干部的想法是，几位上海女知青年龄小，都只有十六七岁，从上海大城市来到农村，各方面都不适应。我们三位男知青是本地人，又是高中毕业生，让我们帮带一下她们。我们八名知青住在农村一栋“老三间”的屋子里，我们男知青住西边房，女知青住东边房，同吃、同住、同劳动。知青下放使我们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大家萍水相逢，相互帮助，相处得很好。生活上的事大家主动去做。如挑水，炸米一些重事，我们男知青去做。做饭、搞卫生等，女知青做得多一些。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五里路以外的屏峰岒上去割柴，几位女知青在山上忙着观景采花，我和劳动、冬炎把柴割好后，又帮她们去割，并把柴捆好。在回村的路上，她们走走歇歇，走得很慢。我们三位男知青把柴挑回住地以后，又返回去接她们，她们非常感激。那时物质缺乏，几位上海知青每次从上海探亲回来，都要带一些糖果、肥皂等物品送给我们。共同的知青生活，我们结下了友谊，知青回城以后，几十年来，我与她们一直保持联系和往来，成了要好的朋友。

　　在生产队，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也不论是酷暑还是寒冬，只要生产队社员出工，我都坚持出工。我不怕苦和累，虚心向老农请教，学会了插秧、耕田、耙地等多种农活。那年皂湖发生了内涝，我和社员们一起，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捞谷子，大腿上的皮肤被水浸得又红又痒，连续几天我也没退缩。

　　我的表现得到了村民的夸奖，同时受到了公社连部的表扬，给了我一定的荣誉。“五、七”大军连部召开知青大会，号召大家向上海知青蔡文娟，九江知青王春腾，湖口知青陶泉学习。1969年6月，公社安排我和蔡文娟作为知青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全县“五、七”大军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2月下旬，县知青领导小组从全县选调了八名下放知青和干部，组成了湖口县“五、七”大军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到全县各公社给下放知青和干部作先进事迹报告，我也被选进了讲用团去各地讲用。

　　1969年12月底，公社从各大队抽调了24位下放知青，十几位下放干部和农民，到屏峰塆去创办知青场，同时组建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公社抽调屏峰大队党支部书记余祖贤任场党支部书记，湖口中学下放教师罗德恩担任排长，我任副排长兼宣传队队长。

　　屏峰塆耸立在鄱阳湖下游南岸，像一座天然的屏障挡住湖上的风浪，山下有一条凹进来的港塆，叫屏峰塆。

　　在这里办场，远离村舍，白手起家，遇到了不少困难。刚来时，我们三十多人挤住在古庙里。没有房子住，知青们只好自己动手，到高涧去砍树，山高路陡，砍下来的松树又粗又重，从几里外扛到场里来，知青们一个个累得腰酸背痛。我们还要往返十几里路，到徐万涧窑厂去挑砖瓦，用自己的辛苦劳动，建起了一栋很长的平房。

　　住房问题解决以后，因场里耕地很少，我们就到光斗塆去开垦荒地。那里荆棘丛生，地上布满了竹鞭，锄头挖下去又弹了回来，许多人的手都震出了血泡。经过大家十多天的劳动，终于开垦出了一大片耕地。

　　场里只有几个农民，我们知青成了主要劳力，重事，苦事都要去做。夏季“双抢”最难熬，又要抢收早稻，又要抢插晚稻，加上天气炎热，睡不好觉，人累得精疲力尽。知青场分三个班，我兼任一个班的班长，另外两个班的班长是夏宗禄和江华。三个班有时还搞劳动竞赛，谁都不甘落后。有一年我得了疟疾，身体时冷时烧，难受得很，我还没有等到痊愈，就拖着虚弱的身体出工劳动，那时就有一股革命加拼命的精神。

　　除了白天参加繁重的劳动外，有时我们还利用夜晚和雨天，排练文艺节目 。节目排练好了后，跋山涉水到公社和村子里去宣传演出。宣传队队员是从各大队选调上来的，人才济济，下放干部解放是个文人，负责文艺创作，还有姚炳生，夏宗禄都很有文艺专长。我们还创作演出了大型歌剧《杨振泉之歌》，杨振泉是青竹大队党支部书记，在防洪抢险时，为救一名落水知青而光荣牺牲。该剧就是为了宣传他的英雄事迹，我也参与了演出。此剧在县人民大礼堂成功演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们在屏峰场，开始生活过得很苦，没有菜吃，且没有什么油水。后来场里安排知青陶泉种菜，陶泉的母亲是县城蔬菜队的，他也懂得一些种菜的技术，又能吃苦耐劳，菜种得很好。加上后来我们种了油菜，收获了油菜籽，卖了一部分，换了一部分菜油留给自己吃，这样生活才有所改善。场里还安排知青彭凤君、胡道伟二人养猪，安排吉利、小仂二位农民捕鱼，这样一来，过年过节也可以吃到鱼肉了。

　　1971年，场里又来了一批上海知青，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屏峰场有四五对男女知青，在这里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后来结为夫妻。我和夫人陶云枝的爱情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屏峰场两年多时间里，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离开屏峰场五年后我俩结为夫妻。

　　1972年3月，突然接到公社通知，安排我到公社当林业员，还协助公社办公室写写材料。我到公社以后，虽然在县林业局拿一份工资，但当时还是临时工，仍然是农村户口，吃的是“社办粮”，知青的身份没有改变。

　　我努力工作，赢得了组织和领导的信任，1975年10月底，我被调离高桥公社，到县林业局工作。这次上调工作，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次重要拐点，从1968年10月下乡插队劳动，到1975年10月上调回城，我在农村度过了整整七年的知青生活。这是历经坎坷的七年，也是刻骨铭心，永远难忘的七年。高桥公社的干部和村民群众，给了我太多的关爱和温暖，我永远难以忘怀。

　　离开高桥公社以后，几十年来，我辗转不少的地方和工作部门，最后又重返了九江。回望过去，我想，这要得益于组织的培养，得益于在高桥公社七年的锤炼，我永远怀念我的知青岁月！

（王春腾）

编辑：魏菲

责编：肖文翔

审核：熊焕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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