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典籍的罗裕樟

■ 罗克岩

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这天，中华书局在上海创办，创办人陆费逵为了实现曾经立下的誓要编撰一部新字典的宏愿，向几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发出了邀请。不久，身在九江的罗裕樟收到一封邀请函，邀请他赴沪参加《中华大字典》编纂。

罗裕樟，字幼芗，号伯诚，榜名裕樟。清咸丰九年（1859年），出生在九江府白鹤中乡第一保（今九江市柴桑区狮子街道仲山村罗家中门村）。他自小聪明好学，在家乡发蒙读书，稍长辗转于南昌、九江求学，先后就读于经训书院、友教书院、豫章书院、濂溪书院、白鹿书院等地。他勤奋刻苦，曾把《康熙字典》工工整整地抄写过三遍，也因此练就了字词上的“童子功”。可见任何高深的专门学问，都要从看来是最拙笨的基础工作上下功夫。

光绪五年（1879年），在县试中考取秀才，光绪十一年（1885年）考取拔贡，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举，次年赴京会试，没想到名落孙山。罗裕樟羁留京城十余年，屡次参加会试，一直无缘进士及第。为了维持在京生计，他在供清朝宗室子弟入学的宗室官学中任教习，后来又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任教。

晚清时期，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废科举、兴新学、办学堂，向西方进步文明学习，以求国家富强的思潮得到广泛传播。耳濡目染之下，罗裕樟接受了新思想，加上京城从教经历，改变了他前半生一心一意为科举奋斗的人生目标。

在时代的大潮中，九江的新式教育应运而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3月，九江道台瑞澂、九江知府罗纲乾等地方官筹划经费，聘请名师，将九江府属官办的濂溪书院，改为官办“九江中学堂”（今九江一中与九江职大前身）。罗裕樟曾接到聘请，邀他担任教员。

他被聘为分科教习，回到家乡，甘愿做个教书先生。也是这一年，任山西学政的进士刘廷琛告假还乡，回到九江潜心治学，得知罗裕樟已回乡就任教职，立即邀请他到刘家私塾执教，罗裕樟也欣然应邀。

民国元年，罗裕樟接到中华书局邀请函时，正逢其夫人不幸去世，他撰写了一副挽妻长联寄托哀思：“劳劳三十年，君独贤，百事乖，百事哀，清夜只余呼负负；茫茫九万里，吾安适，一身病，一身老，仰天谁与和乌乌。”沉浸在哀伤、孤独中的罗裕樟接受了中华书局的邀请，再度离乡远行。这次上海之行，也成就了他这一生最辉煌的事业。

加入《中华大字典》编纂团队后，罗裕樟承担分辑工作。四年后，《中华大字典》杀青，罗裕樟又参与《辞海》编纂。陆费逵在《〈辞海〉编印缘起》中称：“刘范猷，罗伯诚……诸先生分任其事”，“罗伯诚”就是罗裕樟的号。其间，他还参加了《清史稿》编纂，为协修人员。《清史稿》编纂者大多有功名，博学多闻，国学底蕴深厚。罗裕樟位列其中，说明其学问能为学界信服。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发生“一·二八”事变，罗裕樟从上海回到九江。1938年7月，日军进攻九江，79岁的罗裕樟老人孤身一人开始逃难，7月25日不幸病逝于南昌火车站，由在南昌的一位族人及两位门生，将他厝葬于老福山，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迁回九江归葬故里。

笔者搜集的罗裕樟资料中，还有两条存疑的记载，均载于台湾《文讯》杂志（2011年10月）和《罗氏宗谱》。一是，称蔡公时、魏道明等人均为罗裕樟授业门生，查阅相关史料，有诸多不合逻辑的疑点。二是，称罗裕樟还参与了《辞源》的编纂。遗憾的是，第一版《辞源》50位编校者名单中没有他，一些相关回忆文章也没有提到他。罗裕樟是否参与了《辞源》的编纂，具体承担了什么工作，暂时没有确切的答案。

《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清史稿》都是中华文化瑰宝，参与其中任何一部的编纂，都足以为家乡增光。九江人罗裕樟至少参与了其中三部编纂，仅凭其一己之力，已让九江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星空里，闪耀出永远不会消散的光彩。

编辑：吴晨

责编：肖文翔

审核：许钦

继续阅读

夜读九江｜（画说九江）画中的九江能仁寺（中）

2025-12-29 19:18

夜读九江｜（风土）解码“黎山”之谜

2025-12-27 19:27

夜读九江｜（画说九江）画中的九江能仁寺（上）

2025-12-23 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