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力

那年，师大的梧桐叶刚落满校园主干道，我正在校报编辑部的木桌前翻看着新收的稿件，突然门口传来一个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老师，请问招学生记者是这里吗？”

我向门口看去，先入眼的是一双沾着泥点的白球鞋，再往上是洗得发白的确良衬衫，最后看向一张带着憨厚笑意的脸——嘴巴特别大，笑起来仿佛盛着整个秋日的阳光。他叫冷春晓，来自修水县的85级教育系。后来我们总打趣他“名字比人雅致”。

我高他三级，彼时已开始收拾行囊，准备离开校报，带一批新记者是我最后的任务。冷春晓的稿子虽显生涩，却有股野劲，就像修水山里的笋，带着泥土的腥甜直往纸里钻。晚自习后，我们常留在编辑部，他趴在桌上改稿，笔尖在稿纸上沙沙滑动，迟疑时就挠头，乡音混着普通话碎碎念：“这里是不是该写得像溪水一样？”我教他把方言里的鲜活劲揉进文字，他则教我辨识从修水带来的山茶，说那叶子在山雾里泡过，喝起来清甜味足。

到郊外采风，他总背个挎包，装着馒头和墨水，走累了就坐在田埂或石头上挥笔，风吹起他额前的碎发，笔尖在纸上不停歇，仿佛要把眼前的稻浪、远处的山影全收进字里行间。那一年，他写了很多文章，成了校报上稿最多的学生记者之一，我见识了他的勤奋。

离别前夜，他给我写了毕业赠言：今朝君欲乘风去，他日吾必拜师来；人间必有真谊在，何须挥泪别师归。字写得歪歪扭扭，却像早晨喝的第一口热汤，漾开了一圈圈的暖意。那晚，他拉我到校园湖边的青蓝亭，在草地上坐了许久，彼此无语，任时光静静流淌。

一个桂花飘香的秋天，我在外省的办公室读到了春晓的信，信有8页，邮资翻倍。信中讲述他做学生记者的充实，也透着对分配回县里教书的不甘，却又自我宽慰，说回到家乡有种亲切感，带出学生会有成就感，信中那句“我不会放弃写作”后面打了两个重重的感叹号。不久他就有了娇妻，有了女儿。我眼前时常掠过这么一幕，一位有才有志有家业的老师，在宽阔的田野里尽情奔跑。

再见面已近20年，我去修水讲课，县委的同志特意请来了我的师弟，还说是“县里的笔杆子”。推门进来的人西装笔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只是笑时嘴巴依旧张得很大，眼里的光一点没变。“师兄，”他握住我的手，掌心温热，“终于见到你了！”

饭桌上，他说起了在修水一中教书的那些年，怎么带学生在郊外读诗，怎么把方言里的谚语编成校本课程。县里的领导在一旁赞扬：“冷老师可是县里的宝贝，课教得好，文章写得更好！”看着他被酒精染红的脸颊，当年那个趴在编辑部桌上改稿的青年重浮眼前，岁月在他身上积淀了成熟，却丝毫没磨掉他骨子里那份执着。

几年后，他当了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我在电话这头恭喜他，他在那头嘿嘿笑，“还是教书好，校长就是多了些杂事。”有次，他携母带妻来南昌，特意约了我，还带来了修水的山茶，说知道我爱喝茶，这是老人亲手采制的。“我妈身体好着呢，每天还下田上山。”说这话时，他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约上好友，带上礼物，我满心期待地到修水去看他。他点了修水的哨子、杭猪和渣粉招待我，满桌都是诱人的美食。之后，他又带领我们逛遍了修水。在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他兴致勃勃地讲述第一面军旗的诞生。我们站在凤凰山上俯瞰县城，只见修河如一条灵动的丝带穿城而过，城与山相融相依，景色绝美。那天他讲了许多话，“哨子好吃吗？修水很美吧！修水有好多写作的素材……”还不时念叨学生有多么可爱，又送给我他的散文集《修河春晓》，话中满是对小城深深的爱。忽然，我悟出他能一生扎在这里的原因了。

入夜，在修河畔草地上，我们聊起了校报，“提起校报就情话绵绵哟。”好多人在那间小小编辑部开始写作。大家虽然在不同的专业，却建立起共同的友谊，那份感情无比珍贵。我们掰着手指头数着供职于宣传口的校友们，发现还有几位结为伉俪。“大学同学是不可交易的社交货币。”记得那晚的星星和月亮特别亮，我竟忘了何时回的酒店。

那以后，我们大多在微信上交流，为彼此的作品点赞、品评，有时也会争执。看到他在全国报刊发表的作品，我常为他高兴、为他欣喜，会忍不住捡起老师说的那句话：“他获得的天地不大，却在那片山水中活得很滋润很富足。”

近年接到他三个电话。第一次，他告诉我：“师兄，我退下来了。”他的声音平静，听不出情绪。我知道他对讲台的痴迷，也知道他骨子里的那点好强，一时语塞。“挺好，能多写点东西，”我只能这么说。

第二个电话来得突然，说他在去上海的高铁上。“查准了，癌！”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别人的事。“放心，我女儿在那儿工作哩。”握着话筒，我听见高铁报站的声音，忽然想起了那个被他挂在嘴边的姑娘，考上名牌大学，读了硕士，是他最大的骄傲。“别怕，”我安慰道：“现在医学发达。”他竟笑着回应：“还有好多稿子没写完哩！”

从此，他的微信号多了抗癌日记，今天说“上海的医生夸我心态好”，明天说“在大上海开了眼界，女儿一家陪着”，后天说“修水的花开了，比去年更艳”，还孜孜不倦地与人交流抗癌的体会。我常常拜读他病中滚烫的散文，字里行间全是对生活的热望，找不到一丝消极。

他打第三次电话时，声音有点虚弱，却仍带着一股执拗。“我的新书《凤凰春晓》要出版了，你最了解我，请你作序好吗？”我应了下来。我翻出了他送的修水文学社的诗集，还有他的散文集《修河春晓》，扉页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再读他当年给我的赠言，竟从那独特歪扭的字体中看到了一种力道，那或许就是书写者精神的凸显吧。

窗外的梧桐叶在风中作响，我不由得想起了初见他的那天。整整40年过去了，细揣他写的那句“人间必有真谊在”，忽然明白，我们的友谊就像修水的山溪，不喧嚣，却绵长。一路流淌，带着泥土的质朴，带着草木的清香，也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情，从青春张扬到鬓角染霜。

倚坐案前，总念起他的名字。春晓，春晓是万物生长的清晨，是带着露水的希望。或许对他而言，教书是春，写作是晓，而我们40年的情谊，就是那穿过岁月的风，吹开了一程又一程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