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九江，就职于景德镇。每年数次往返，对两地颇多感情。翻阅资料，无意中发现九江与景德镇在瓷器方面也有诸多关联，渊源甚深。

绾结两地最紧密的当数著名督陶官唐英。这位自号榷陶使者的大家，主要职务是关使，先后负责淮安关、九江关、粤海关。唐英于雍正六年（1728年）到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乾隆四年（1739年）二月调任江州关兼理陶政，其办公点在九江关署。说白了，主业是九江关使收税，副业是监理御窑厂。因此，唐英一年之中仅春、秋两季开窑封窑时到景德镇巡视窑务，每次一月左右，其他时间多在九江。只因“唐窑”御瓷在国内外声名太盛，人们的印象中“反副为主”，本末倒置，以为他只是一位督陶官、一个艺术家。

唐英还更改了御瓷烧造用银的支取来源。乾隆四年（1739年）正月，他上奏折《烧瓷用银转由九江关动支》，从便利、安全角度提到：“目今再用淮关银两不无远不及济之虞，奴才思江西有九江一关，附近窑厂二百四十里，移取甚便，或于九江关盈余内每年动支一万两，如不敷用再行奏请添支，年满报销。淮安、九江两关均属盈余钱粮，一转移之间，不独于公事有济，且免护送声扬之繁。”得到乾隆皇帝的朱批允可，当年六月又接到户部来文，每年于九江关盈余银两动支一万两办理窑务之用，此支取制度沿用至晚清。乾隆七年，唐英为了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办理窑务，还上奏折请求免去九江关使一职，未许。

古时往返两地，舟车劳顿，不像现在一个半小时直达。唐英不以为苦，兴头十足，吟诗助兴，诗文中出现了较多昌江、珠山、浮梁，景德、昌南之名，一些诗题则直接标注了九江和景德镇，如《自景德回九江，午后发行纡回深山中，入夜抵汪家桥漫成》《深夜阅陶景德过湖口县游石钟山有作》《四月十六日窑厂发行回九江，山行即事》《丁卯仲冬将返浔阳，留别珠山陶署》等。在九江，他修建琵琶亭、能仁寺山门、拓建书院，捐俸修建了九峰寺的观音阁、清俸桥，流连于九江的灵秀山水之间，与道长主持交游，同文人诗酒唱和，自述“余榷浔关历十余载，山川名胜与夫先贤遗事故考传闻究心焉”。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病逝于九江关署。

与九江产生关联的还有诸多艺术大师。九江得长江、鄱阳湖之便，水运发达，1861年开埠后，九江成为江西唯一的外贸港口，也成为景德镇瓷器最佳的展示窗口。据载，民国时期，九江有瓷器店近百家，荣华、远东、雷德茂等“红店”品质较好。为获取大额利润并提供定制服务，当地瓷商纷纷在景德镇定购白胎瓷，运回九江后雇请艺人加工绘彩，使用红炉烧制成品销售（烧炉温度在700～800度）。业内将此类瓷器店铺称为“红店”。

一些陶瓷名家曾在九江瓷坊担任画师。程意亭在九江普芳居瓷店、远东瓷庄任过画师，1920年才到景德镇开业，成为“珠山八友”。何许人在九江开设红店，自画自销，后因大火烧毁店铺，到景德镇研习粉彩雪景瓷艺，其传世的四幅写景山水——《寒塘雪雾图》《寒江独钓图》《雪余孤萼图》《踏雪寻梅图》，落款均为“时在甲戌许人画于湓浦客次”。甲戌为1934年，湓浦即九江。20世纪30年代，邹文侯受聘于南昌梁兑石“丽泽轩”瓷店，曾在九江“丽泽轩”店绘彩瓷，落款有“南州邹文侯画于浔阳客次”，1939年到景德镇绘瓷，擅长粉彩花卉、翎毛、草虫等。

据《景德镇陶瓷人口述历史》载，瓷像画大师吴康在九江也开过瓷店。1945年11月，吴康听说九江的瓷器生意好，就和王小凡一起携带十余篮瓷器到九江和朋友合开了一家瓷器店，号“大中瓷社”。1946年6月，吴康爱人和长子、女儿来到九江。因店里住不下，天气又热，于是一家四口迁至庐山牯岭街，租住别墅并借助扬子照相馆场地进行瓷像画创作。

九江有一支生力军在景德镇，这就是都昌人。都昌距景德镇百余里路，水陆皆可到达。如果走陆路，过漳田渡，经油墩街、田畈街，可以朝发夕至。因此，都昌人沾亲带故，纷纷前来景德镇讨生活。经过长期积淀发展，都昌人中不乏烧作两行的大老板，而且都昌县多宝乡余姓家族垄断了挛窑（专指传统制瓷窑炉的砌筑与修补技艺）业，延续数代。景德镇三大帮，都帮排首席。

1927年，北洋军阀刘宝题败军过景德镇，逼迫窑户筹款，按窑户自报资产总额评出了景德镇的财富排行榜，有“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之别。据说都昌人占据13席，半壁江山，且都从事制瓷业，其中“大佛”二人，余英泾、余旺青，“金刚”二人，冯承就、余略盛，“罗汉”九人。都帮窑户财力可见一斑。

《景德镇陶歌》开篇第一首：“江南雄镇记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廿里长街半窑户，赢他随路唤都昌。”自注“离镇五里观音阁下，有江南雄镇坊，窑业多都昌县人”。而《陶阳竹枝词》云：“蚁蛭蜂窠巷曲斜，坯工日夜画青花。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从诗中可以想见都昌人在景德镇创业的盛况。他们凭借智慧和勤劳，成就了景德镇瓷业的辉煌和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