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洪水
■ 川 流
有些事情注定是永远无法忘记的,比如1998年盛夏的那场大水。
虽时过境迁,转眼已是27年前的事了,但关于那场大水的许多细枝末节却依然清晰无比,仿佛雪松新绽的嫩绿松针,密匝而分明,常常刺痛我的梦境,令我无来由地伤感、迷惘。思绪也便会像那年日渐涨起的大水般,慢慢地盈满而汹涌起来。
那年我30岁,记得当太阳越来越炽热时,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便开始说起一些新鲜名词,一会儿是厄尔尼诺现象,一会儿是拉尼娜现象。伴随着这些名词的是卫星云图上到处标注着的降雨——下个不停。很快,暴雨酿成了灾害。我生活的江西省湖口县正处于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六月下旬,江湖水位日渐上涨;七月下旬,城区开始进水。那水先是悄悄地从下水道探出头,带着污浊,但很快变得清澈,丝丝缕缕的,如蚯蚓般蔓延。没几日,就洇湿了低洼处的地面,甚至形成窝形的水洼。孩子们对大人的叹息和焦虑毫无察觉,乐此不疲地在水中玩耍,直弄得满身水渍和污泥。他们甚至期盼着水涨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好漂放折叠的纸船。
水果真如孩子们期盼的那样,日益高涨了:先是涨到脚背深,继而齐脚踝,一个星期就到了膝盖。水很干净,甚至有小鲦鱼游来游去。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能在水中骑自行车;小轿车在街道驶过时,劈波斩浪,水分两侧,引得行人纷纷避让。尽管如此,人们的正常生活还能维持,大家一律穿上凉鞋、拖鞋,蹚着水上下班。只是街头的女子少了惯有的优雅,不得不在水中提裙探步,小心翼翼地前行。
电视里每天报道各地水位情况,进行预测分析。直到此时,我才知道长江流域及嫩江、松花江、淮河、珠江等流域都发生了特大洪水,许多省份开始受灾。一夜之间,湖口城内的水位突然大涨。地势低的房屋,头晚水还在门外,一觉醒来,已经进屋半米深了,鞋子、拖把、凳子等小物件像流浪者般漂浮在水面。沿街商店的店主开始垒沙包堵门,用勺子往外舀水,或干脆搬空货物歇业。居民有的往楼上搬迁,有的把东西放到饭桌等高处,关上门去亲戚家借住。位于大江大湖之畔的小城不设防,历史上受水淹是常态。说起1954年、1983年的大水,年长者还历历在目,都以为此次被淹的时间不会太长,熬一熬也就过去了。
只是,那一年的水实在太大了,很快超过了历史最高水位,水情预报难以见底。按水利部门的说法,那是百年未遇的大洪水。湖口县城早已一片汪洋,主街道浸水最高处达两米深,连县委、县政府大楼都浸泡在洪水之中,唯有城区内的石钟山,因地势较高才保留了一片净土。这个时候,车子已无法通行,附近乡镇的渔民便将鱼划子划进城里,或穿梭运客,或走街串巷卖菜、卖生活用品,小城颇似水城威尼斯。学校停了课,那些最初欢快的孩子们,如今只能无可奈何地待在楼上,每日趴在窗台望着满城的大水发呆,犹如一只只小困兽。
人们只能通过电视了解外界的情况,那段时间,大部分频道都是抗洪抢险的报道。湖口也来了许多南京军区的战士,他们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奋战在抗洪一线,到处是军民齐心协力往堤坝上扛沙袋、向水中抛石块的镜头。画面上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农村的房屋被淹没了屋顶,还有不少房子倒塌了。8月7日,长江九江大堤决口,一时全国震惊。所幸经过奋力抢险,终于在12日傍晚堵口成功。从电视上看到这一消息,我们都松了口气。
当水位上涨的趋势停止,进入平稳期后,小城里的水成了死水。天气灼热无比,蒸得水汽升腾,生活垃圾到处漂浮,蝇蚊肆虐,散发出难闻的味道,人们再也不敢蹚水了。各单位派去乡镇防汛的人也陆续回来了,因为大多数堤坝都漫了堤,已无防汛的意义。少有的几个圩堤虽还完好,但因内涝导致内外水位持平,也处于水压平衡的安全状态。除了一些应急部门的同志需要值班值守外,大部分人整天关在家中,不用上班,不用上学。此时,大家电视看腻了,连平时酷爱打牌的人都打得不想再打了,于是纷纷感叹:“这水要涨到什么时候呀!”
虽受大灾,湖口的社会治安却很稳定。各级部门都有人24小时值班,民警穿着捕鱼的皮裤坚持在水中巡逻。县医院一次次加高跳板,保证病患者能及时就医。供电、供水都正常,物价也保持了相对稳定。
终于开始退水了。只是涨水快,退水却慢,每天只退那么几厘米,有时甚至退一点又涨一点,像拉锯战一般。直到秋季学生开学时,洪水才完全退出湖口城区。至此,整个县城主街道受淹已近两个月。退水后的城区一片狼藉,污泥遍地,臭气熏天。人们自觉投入家园恢复工作,防疫人员戴着口罩、提着喷雾器四处消毒,全县还开展了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由于措施得力,最终实现了大灾之年无大疫。
1998年秋天,中央开始实施大规模退耕还林、移民建镇工程。湖口城区历时一年多修筑起了城防堤。只是,关于那年大水的记忆,总会在每一个盛夏到来时在我的脑海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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