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祖坚

　　1949年春，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第二、第三野战军于4月21日，突破长江天险，随即又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长江中下游平原。此后战线稳定在这一带。二野原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驰援三野。由于形势发展太快，二野在赣东北一线休整一个多月后，即挥戈南指，解放了南昌。不久，四野赶来，接管了防务，成立了军管会。此时二野则全部移往南昌郊区莲塘休整备战。这时，我才知道我参军的部队是四兵团政治部的民运部。我们刚入伍的学生，统一编成民运工作队。

　　工作队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时事政治，特别是学习《社会发展史》。

　　四兵团总部在南昌招收了不少新兵，这对后勤供应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到莲塘后，每个新兵陆续分发到—床夹被、一根背包绳、一双鞋子，两人共发一个水壶，此外还有吃饭用的搪瓷碗等，每人还发了一套军服和一块用布剪成的毛巾。大家最喜欢的是夹被，因为是由根据地纺织染色的；而最不喜欢的是军衣，虽然是细布，却是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是国民党军队的标配。

　　现在要说到主题了。那时，军装每年只发一套，没有汗衣，也没有汗裤，穿在身上觉得里面都是空的，很不舒服。更要命的是部队训练严格，每次训练下来，人人都是一身臭汗。部队在江西时，正值最热的三伏天，这就热上加热。为了保密和安全，下河洗澡或洗衣服是绝对不允许的。长时间出汗与湿热的高温天气，不少人身上长了小虫子，它专在人身上叮，吸人的血，它叮过以后，人身上特别痒。

　　参加革命早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其貌不扬，却害人不浅的东西就是虱子。消灭虱子办法也简单，一是一把火烧掉，二是用开水烫。但这两个方法在困难年代想都不要想，这就出现了第三个办法：用手捉住后掐死。只要有空，大家就会坐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掐虱子，甚至进行比赛，看谁捉得最多，掐得最响。但虱子繁殖力很强，几天后虱蛋内又会钻出虱子，这就要不停地去捉。

　　由于虱子仅在困难时期才有的，所以大家就给它取了一个外号，叫革命虫。只要有哪个说，走，消灭革命虫去，大家就都来了，一起捉革命虫。

　　6月下旬，我们部队由莲塘迁到了吉安，在吉安又休整了一段时间。不过当时兵团卫生部提出，希望能给他们两个名额以加强民运工作的力量。经民运部同意，于是我和另一名李姓同志被调去，从此我就成了兵团卫生部的民运工作人员，而原来的民运工作队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据说有的同志下乡征粮时，惨遭坏分子杀害。

　　8月份四兵团在南昌召开了盛大的向云南进军，解放云南，守好边疆的誓师大会，兵团领导包括司令员陈赓，及各位副司令都出席了誓师大会。大部队是8月下旬出发的，此时天气已经不太热了。为避免敌机骚扰，都是晚上行军，凉风习习，倒也舒适。我们行军路线恰好在老苏区，四野的部队在我们前面走，所以当地群众对我们非常关心，夜深了路口上还有老乡挑来茶水，解决两人共用一个水壶的难题。有天晚上，一名战士去喝水，觉得味道不对，仔细品味才发觉水里放了糖。老区被国民党压榨破坏多年，百姓苦不堪言，生活如此困难，竟掏钱买了糖给我们喝，可见人民始终和共产党解放军是一条心的。

　　为了报复我们，蒋介石竟然调动空军，想要阻止我军前进。我军也放弃了白天休息，晚上行军的惯常作法。它让我开始认识到战争时期生活的特点。

　　从江西到广东只有一条公路，宽不过10米，比起现在的农村公路，不仅窄，质量也差，更谈不上路面硬化。我们和四野两大野战军，共同使用这条路，我们部队六个人一排；四野是野战部队，装备多，是四人一排，他们走在中间，我们是机关后勤部队，分在左右两边，行走非常拥挤。可是怕什么来什么，一天大约是下午三时左右，从队伍后面，不断往前传来大声呼叫隐蔽的喊声。我没有受过军训，一下愣住了，不知怎么是好。好在老同志教我，隐蔽就是找个地方把自己遮起来，不要暴露自己，并叫我趴在路边的排水沟里。我刚趴好，就听到了飞机轰鸣的声音，抬头看见飞机正在我头顶偏后的地方，飞得很低，飞行员的上身都看得见，尤其是戴的防风镜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几秒钟后，飞机头部喷出发射机枪的火焰，又过了几秒钟，前方几十米处轰轰发出了两声巨响，后来听说还伤了人。

　　几天之后广州解放了。机场被我军控制。四兵团的大戏即将开幕，就是迅速堵住出海口，防止白崇禧从海上逃跑，这是首要任务。恰恰这时，后勤跟不上了，没有鞋子穿，这可是关乎任务能否完成的大问题。怎么办？只好自力更生，打草鞋。打草鞋很多人都会，但缺乏材料。最耐穿、最舒适的是布草鞋，但需要旧布，那时候哪里有布呢。其次是用草编织，原料倒不缺乏，但一双鞋只够一天急行军走路，而要赶到战区并与敌作战最少要六七双，一时也打不出来啊。我们兵团的窘况被四野得知了，他们不顾自己也有困难，仍大方慷慨地支援了我们一大批军鞋，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这些鞋子都是机制的，穿上非常合脚，鞋子还带扣绊，急行军时不容易脱落，是我此生穿得最舒适的鞋子，以至70多年后仍记得清清楚楚。

　　过了几天，四兵团机关也进入了广州。住在广州郊区，兵团卫生部住在一个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几乎全是洋楼的西南镇（现恐早已不存在了）。此时，一批伤病员需要交给地方医治，以便卫生部所属各分院得以全力去雷州半岛那边接收伤病人员，卫生部专派了一名科长负责与地方联系接洽，我作为民运工作员，作为科长的助手，也被派往广州执行任务，从此较长时间离开了大部队。

　　从广州到了南宁，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就归队了。

　　那时广西的匪患是有名的，几十年后中央电视台有过报道。那时土匪不仅有二十人的一小股，也有上百或几百人的大股，尤其是大股土匪甚至拥有机枪等武器，解放军当然不会惧怕它们，但被他们骚扰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则偶有发生。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出现，兵团司令部参谋们调整了行军顺序，即兵团警卫团第一天出发，一律不走公路，而是沿着两边的山腰小路行军，在气势上造成对土匪的威慑，若真遇见土匪，则全部歼灭。第二天则是兵团机关出发，一律走公路。而第三天则由军大四分校跟进。这样的安排，保证了部队的绝对安全。

　　有些地方，群众受到土匪蛊惑，都跑走了，我们想借口锅借个碗都遇到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二天出发前把水缸挑满，把铺草捆好，把地扫干净。

　　进入贵州后，最大的考验就是天气了。贵州阴天多，气温低，不时还有冻雨等。从南宁再出发已是1950年1月。南宁往西地势越高，气温反而更低，身上穿了棉衣，再背上背包，并不觉得冷，小腿打了绑腿，也还过得去。就是两条大腿，因只是穿着单裤，冷气直往里面钻，非常不舒服。还有晚上睡觉，只有一条夹被，加上棉衣，冷风也直往身上灌。贵州、云南以一条河为界，走过河上的七孔桥后就进入了云南。当时只觉得七孔桥造型独特，殊不知几十年后的今天，此地成了有名的旅游景区，游人如织。进入云南，首先走进的是罗平县，是边纵部队的根据地。这里群众基础很好，离村子还很远，他们就纷纷出门来抢着帮我们背背包；一进家门，就把热水端上来给我们喝，把火盆烧旺让我们烤。总之只要能想到的他们都会做好。我第一次遇见这么热情的群众，内心的激动是难以言喻的。

　　吃过晚饭，部队就通知全体集合去看表演。演出是在村子边的一块空地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油菜产地之一，正值3月的旺花期，空气中满含浓郁的花香。演出的节目是民族歌舞，由几个小姑娘表演舞蹈。这些小姑娘，她们的舞跳得好，歌也唱得好，不时引发阵阵掌声。我一边观赏着节目，心里却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带劲，仔细观察后才发现，这些小姑娘原来都缠着小脚。这使我的心情阴沉了下来，想不到这里还存在缠脚的习俗，不禁为这些小姑娘担心，将来她们怎么靠劳动养活自己。

　　第二天的行军路线是从罗平到师宗，队伍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花海中行走的，空气清新，香味扑鼻，疑似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师宗的下一站是宜良，宜良再过去就是目的地昆明了。在宜良休整了3天，主要是把身上全部洗干净，免得臭味熏人；革命虫也得捉拿干净，不能和群众交流时一边不停地伸手去抓痒。宜良城内正好有一条河沟，水也清。我们就在河沟里把衣服、被子及鞋子等（包括在广州领的新棉衣）一齐洗了，然后在太阳底下晒干。可惜的是棉衣一经水洗后就发硬，穿起来没有原来柔软暖和；胸章经过水洗，字迹淡了，不很清晰。军马也用水把全身刷了个遍，没有异味。

　　进昆明城这一天，各单位早早就把曾经获得的各种锦旗亮了出来，获得过各种纪念章的同志，小心地把纪念章挂在左胸前，军马一律带上了粪袋，在相互检查了风纪后，人欢马啸地正式出发了。到了七公里（地名记不清了）最后一次休息，领队通知这是最后一次休息，特别增加了5分钟。再前进，就是昆明郊区，公路两旁树木成排，下面都刷过石灰水，显得很整齐，像仪仗兵一样对我们表示欢迎和敬意。越过状元楼，就进入市区了。从金马坊处右转进入正义路，再左转沿文庙街到了潘家湾，这里是我们最后的目的地。从南昌誓师到最后抵达昆明，前后共历经8个月（不是天天走），徒步行进5000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