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一民

“小荷怎露尖尖角”，人们常以此喻初学乍练者。回首我的文学起步，正是这“尖尖角”如何得以探出水面的过程，其中浸润着诸多无名“园丁”的汗水与期许。

那是在中师二年级下学期，我迷上了图书馆的文学杂志，尤其钟爱诗歌。读着看着，手痒心动，便也提笔写起诗来。初下笔，两个问题便横亘眼前：写什么？怎么写？

我在老家读过私塾，听过村民唱民谣山歌，孟姜女、花木兰、情哥探妹等萦绕耳畔。便仿照这老调，试着写些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事新貌。比如夫妻同进民校：“黄昏家家鸡进笼，人人课本拿手中，哥哥招手嫂嫂笑，同上民校把书攻。”又如妇女走出灶台：“当家妇女出灶台，犁田耕地我都来……”一连写了十几首。当时九江有张《新农村报》，社址在甘棠北路，离学校不远。我工整誊抄好，傍晚散步时径直投进报社邮箱。约莫两周后，竟收到回信。我拆开一看，是一份四开的报纸——我的两首小诗，八行字，赫然印在三版左下角。附有一纸短笺，字迹娟秀：“一民同学，你的诗写得很有生活味道，选发两首。欢迎常常来稿。”落款为李中仪。我欣喜若狂！此后，我的诗稿便常署上“寄李中仪同志收”，《新农村报》也时有刊发，还有五角、八角，多至一块五的稿费，对穷学生而言，真解燃眉。后来才知，这位编辑是位大姐。

人嘛，总有些这山望着那山高。在《新农村报》上发了诗，欣喜之余，又盼着能在省级的《江西日报》上露露脸才好。心想，省级大报，民谣山歌怕不合时宜，得写新诗。于是埋头苦思，写出几首自以为有深度的新诗，一鼓作气投去。不料，等来的竟是退稿。我不泄气，再写再投，退稿，还是退稿。

迷茫中，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泡在了图书馆。一遍遍研读期刊上的诗作，用心揣摩，渐渐品出些门道：那些被选中的诗，似乎都带着鲜明的地域烙印和时代气息。对了！我应在人文地理上深挖题材，另辟蹊径。几番努力后，《江西日报》“浪花”副刊终于在1956年10月某日的第三版，发表了我的《鄱阳湖口石钟声》。主持副刊的编辑戚志信先生也来信鼓励，接着又连发我几首诗，其中一首50多行的小叙事诗《田野送茶人》占了不小篇幅。正是这几首看似寻常的铅字，悄然拨转了我的人生航向——使我从一名小学教师，转而踏上了文学编辑的道路。

1958年，“大跃进”浪潮席卷。九江专区成立文联，决定创办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红花》。我有幸被提名调入编辑部，就此告别了本可能从事一生的教师职业，干起了看稿编稿的活儿。工作之余，我仍坚持学习、写诗。当时诗坛群星璀璨，闻捷的《天山牧歌》、白桦的《边疆情思》、严阵的《江南曲》，江西本土诗人文莽彦的《井冈山诗抄》更是名震全国。我敏锐地意识到，每位诗人都有其扎根的沃土。我的诗思情思，该寄托于何方？家乡在鄱阳湖滨，我对湖区的风物人情最为熟稔。于是，我潜心创作了一批《鄱湖渔歌》。怀着初生牛犊的勇气，精选七首作为一组，斗胆寄给了《人民文学》。

皇天不负苦心人！1959年6月号的《人民文学》，竟以一整页的篇幅刊发了我的组诗《鄱湖渔歌》。对于一个普通作者而言，这无疑是至高的礼遇。真有“鲤鱼跃龙门”的狂喜！随后几个月，《人民日报》《长江文艺》和《星火》杂志，又陆续刊登了我20多首同题材的诗作。后来文莽彦告诉我，《人民文学》的诗歌编辑是著名诗人刘岚山先生。

20世纪60年代初，我与作家匡一点同在九江专署文教处工作，一起赴瑞昌大桥公社劳动体验，计划创作一部大戏。田间地头歇息时，我习惯掏出小本子记下点滴感受。“铁肩膀大桥”——当地人民用一副肩膀捞湖草、挑湖泥，硬是改造了贫瘠的红土坡，创下全国闻名的棉花高产奇迹。这壮举激荡了我的心灵，化为一组战天斗地的诗篇。先请老匡过目，他连声赞好，鼓励我投给大刊。我反复打磨，挑出三首合为《战天歌》，寄往上海的《收获》双月刊。1966年第一期《收获》，再次慷慨地以整页版面刊发了它。这位编辑的姓名，我至今不知道是谁。

回望来时路，无论是九江《新农村报》的李中仪大姐，《江西日报》的戚志信先生，《人民文学》的刘岚山老师，还是《收获》杂志那位无名的编辑，他们都是托举我这株“小荷”破水而出的阳光、雨露与春风。没有他们慧眼识珠的提携与默默无言的耕耘，那点稚嫩的“尖尖角”，或许早已湮没于岁月的泥淖。我深深感激他们，永远怀念他们。一个人的成长，正如荷塘里的生命：泥中的深根是滋养（故乡、生活），挺水的枝叶是求索（个人的努力），而那最终得以绽放的亭亭之花，又怎能离得开园丁（编辑）们倾注心血的浇灌与守护？正是他们，让那最初的“尖尖角”，终有机会向着辽阔的天空，展露属于自己的清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