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片土地走来
■ 刘章高
孩童时期,我常看都昌文词、采茶戏、弹腔等民间表演“咿咿呀呀”地边唱边演,曾好奇地问父亲:“过去的人说话都是唱着说吗?”父亲告诉我这是“做戏”,我便嚷嚷着“长大了我也要做戏”。那时节,田野山间、绣房河港,处处飘荡着哼唱声。放牛娃唱、种田汉唱、带孩子的妇人唱、纳凉的老人唱,尤其唱到“散花”时,总能看得有人泪水涟涟。后来才知晓,这些都是民歌。每逢闲日节俗,村人们便滚龙舞狮、划旱船、跑布马、夹蚌壳,吹吹打打串村走巷几十里,热闹非凡。田头歇息或夜间灯下,读过书的人便给大家讲故事,一次讲不完,下次接着讲……这一切,如同遗传基因般从幼时就扎进我的脑海。随着年龄增长,这些艺术种子在心中发芽长叶,六十余年来始终与我相伴。
将近而立之年时,我从中学调入都昌县文化馆创建文化站,自此成为一名群众文化专职工作者。说是“专职”,实则公社的中心工作、文秘事务都要兼顾。当时县文化馆缺乏音舞干部,县委宣传部便安排我负责相关工作。此后长期担任此职,组织创作、培训、演出活动,并四处采风。十年间,我收集整理民歌,创作歌曲、歌剧、舞蹈等200多首(个),多部作品入选“中国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如今,许多原演唱者已离世,令人唏嘘。我编导的《瓢鼓舞》《红绣鞋》等剧目广受好评。我的音乐创作理论体系师从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李焕之,他的“民间音乐论”始终是我创作实践的航标,多数作品的灵感都源于民间音乐。
都昌自汉初立县至今两千余年,因古代水路交通便利,吸纳了多元文化资源。为编撰《鄱阳湖的传说》,我多次到湖滨地区采风,遇见许多耄耋老人。他们毫无保留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神话传说,一讲就是半天,不要分文报酬。我如获至宝,尽力详细记录,保留原始语言特色,在书中记下他们的姓名、年龄、讲述地点和流传区域。本想待书出版后送他们或后代留念,可惜至今未能实现,这成了我心中长久的遗憾。
我能获评“全国先进文化工作者”,离不开这片土地上的艺术馈赠。工作中,我鼓励基层组建文艺团体并给予辅导,每年组织汇演,为他们提供提升艺术水平和展示的平台。当时土塘乡的业余文艺团体达90个,平均每个村委会近10个,普及程度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属罕见,因为农民更喜爱这种“下里巴人”的艺术。记得乡文化站影剧院长期有剧目上演,场场爆满超千人,周周开放的舞厅更是众人同乐的场所。土塘这一独特的群众文艺现象,产生了跨时代的影响力,其业余剧团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展现着勃勃生机。
退休前后,我作为“非遗”申报专家,研写11稿,提出都昌鼓书由“讲学、讲传、唱传”演变的“三段论”,将“都昌鼓书”逐步申报为市级、省级、国家级“非遗”项目。退休时,我还为县文化馆提供了五百条“非遗”文化信息。
正因长期研究、收集民间文学,积累了丰厚素材,我将其化为文字。尽管大量文字刊发于退休后,但对我而言,文化与文学早已融为一体。群众文艺是我的精神食粮,这辈子早已无法与之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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