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审判过日本战犯（下）

■ 罗昌洪

谷寿夫血溅雨花台

1947年4月26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这一天，南京古城万人空巷，因为今天是处决南京大屠杀首恶战犯谷寿夫的日子。

在通往雨花台的道路两旁，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各路警戒人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午后，随着一声声警笛的嘶鸣，载着谷寿夫的刑车开过来了……关在南京国防部战犯看守所的谷寿夫，也许知道命在旦夕，从前一天傍晚起就急躁不安。给他送去的饭菜，被他一脚踢开，给他端去的开水，也被他连杯带水摔碎于地。从来不抽烟的谷寿夫，这天晚上却向看守人员要了一支烟。可是，当他将香烟点着，送进嘴里，尚未吸入，便鼓起腮帮，几个指头使劲往里一按，将香烟掐成两截。他的脸一会儿哭丧着，一会儿又舒展着，十个指头时不时伸进头发里，有时使劲一拔，一丛头发便从他的指缝间飘落，铺了一地。这天夜里，他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彻夜未眠。天亮之后，他走近监狱的栅栏前，双手紧紧抓住栏杆，向着妻儿老小居住的扶桑岛国眺望。

“谷寿夫出来！”一声大喝，把他从梦幻中惊醒过来。谷寿夫抬头一看，只见看守人员正在送饭，后面跟着一名法官。他朝门口望了望，见门口增加了几道岗哨，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经到了。

1991年10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负责人再次拜访叶在增（右二）。

看守人员把饭菜端进来，摆了一桌子后便退了出去。法官问谷寿夫：“你有什么话要交代吗？”谷寿夫识得一些中国字，对中国话的含义略有所知，他明白，“交代”就是指临死前的遗言。他说：“给我纸和笔，我写封家书。”

谷寿夫的家书是写给住在日本东京都中野区富士町的妻子。写好之后，他拔一把头发，咬下几片指甲，叠在家书里，装进了信封。将信封交给法官后，他走到桌子旁边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随后，谷寿夫被五花大绑地押上了刑车，几个行刑队员看守着他。他脑袋低垂着，背弓曲着。是啊！他欠中国人民的实在太多了，心里怎么能不沉重！

刑车到了雨花台，“吱嘎”一声停了下来。押守谷寿夫的行刑队员们将他拖下车，法官、法医、检验官纷纷站在谷寿夫对面，验明正身。接着，四名行刑队员架起谷寿夫往前跑了一段路，让他跪在地上后，几乎同时响起了枪声。

随着枪响声，谷寿夫这个恶贯满盈的杀人魔王头一歪，身子一挺，重重地栽倒在地。他的鲜血终于溅在了雨花台上。

公审冈村宁次。

越狱潜逃的两只“虎”

早在南京陷落以前，侵华日军为加强对上海外围的控制，在崇明岛上驻扎了两队宪兵。这两个队长，一个叫中野久勇，一个叫大庭早志。他俩凶狠残暴，在崇明岛上杀人无数，当地的群众把他俩比作是吃人的老虎。当时，抗日游击队的活动频繁。中野久勇和大庭早志怀疑崇明岛上有游击队活动，于是，凡是他们认为有嫌疑的岛上居民，都被抓起来处死。

他们杀人的方法很多，如电刑、狗咬、刀劈、活埋等等。最常用的一种刑罚，叫作“下馄饨”。就是把抓来的人，蒙上眼睛，装入麻袋，然后趁夜黑人静，用小船送入大海，抛进汹涌的波涛中。

他们认为这种刑罚既可节约物资，又能不惊动人，可以达到毁尸灭迹的目的。惨死在这种刑罚下的中国人，不计其数。尸体在海水里不易腐烂，也不会下沉，经海风一刮，波浪一推，麻袋就都被推回到岸边。开始，当地的群众不知道麻袋里装的是何物，打开一看才发现是被日军残害的岛上居民。大家只能偷偷痛哭。抗战胜利后，这些麻袋里的尸体就成了控诉这两个日军宪兵队长的有力证据。不久，中国军队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将这两只“虎”拘捕归案，关押在上海的江湾战犯监狱。当时的中国军事法庭已由南京迁来上海。承办此案的法官是叶在增。开庭的那天，崇明岛上的居民蜂拥而至，到庭做证，并要求法官们亲自到崇明岛去做一次实地调查。

为了搞清案情和收集确凿的证据，叶在增请示了庭长石美瑜后，去了两次崇明岛。在调查中，叶在增看到岛上到处可见的累累白骨，看到了海边未腐烂的尸体。每到一处，被害的家属都悲愤地向他哭诉。叶在增在岛上调查期间，取得了大量的证据。回到上海后，他向庭长石美瑜做了汇报。

这两个穷凶极恶的日军宪兵队长，理所当然该判死刑。可就在审判前一天晚上，他们居然双双越狱逃跑了。按当时的规定，凡已宣判死刑等待处决的战犯，一律关进戒备森严的国防部战犯看守所，并给犯人戴上脚镣手铐。还没有审判的，都关在法庭附近的一所临时监狱里，便于随时提审。那天把中野久勇、大庭早志提出公审，他们就觉察到自己罪恶深重，必死无疑。在公审完毕后，他们一进监狱，就暗中串通，准备越狱。当晚，两人趁着看守人员不备，翻墙逃了出去。

法庭接到报告后，立刻拉响了警报，并派出刑警，带着警犬，在监狱周围搜索了一个通宵。奇怪的是，大家连两个战犯的影子也没有发现。天亮之后，法庭又向各地发出通缉令，并派出军警在码头、车站、机场及各交通要道设卡堵截，堵了几天还是一无所获。

中野久勇越狱后，匆匆如丧家之犬，一口气逃到上海西面的松江。他想立刻乘船去台湾，再转道回日本。可是等他稍定了定神，这才发现自己不仅穿着一身囚衣，而且身无分文。于是，他放弃了冒险偷渡的打算，决定暂时潜伏，赚点钱以后再说。中野久勇会说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是个中国通，对我国的风俗民情了如指掌。他在一家居民的屋檐下偷了一套衣服，将醒目的囚衣换下后，乘人不备丢进了江里。

开始几天，中野久勇还小心谨慎地像老鼠一样昼伏夜出。过了几天，看到风声不紧，他在车行里租了一部黄包车，到街上拉客攒钱。那时候，大城市里的公共汽车都很少，县城里就更不用说了，出行全靠马车和人力车。他能说会道的，一天能挣不少的钱。

有一天，中野久勇的刹车失灵。下坡时，车子直往前冲，不仅弄伤了乘客也撞伤了行人。受伤者不仅给了他一顿拳脚，还叫来了当地警察。在警察所里，他被罚了款，关了15天禁闭。警察得知他是个外国人，便将他驱逐出松江。

中野久勇离开松江，又来到上海。上海城市大，黄包车也多。车主想多赚钱，便让旅客“拼车”，车里常挤得满满的。每逢上坡或过桥，车主就非常费力。这时，就会有人帮着将车子推上坡去。只是，在旧上海，很多“瘪三”干推车子这个行当。等他们帮忙把车子推上了坡后，就由不得车主不给钱了。

车主为了要在这块地方混下去，不敢得罪这些“瘪三”，只好从身上抓出一把角票，打发了他们。“瘪三”们接过钱，转身又去帮其他的车。中野久勇干的就是这种营生。他身强力壮，帮完这个，又去帮那个，一天下来，能攒不少角票。他想早些攒足路费回日本，所以干得浑身是劲。

有一天，天下着大雨。一大早，中野久勇照常来到乍浦路桥桥头帮人家推车子。早饭过后，雨越下越大，他不披雨衣，也不戴斗笠，淋着雨站在路上专等过往的车辆。不一会儿，前面来了辆黄包车。中野久勇走上前去，就在车尾帮着推起来。

当时雨天路滑，加上车内乘客太多，中野久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黄包车推过了桥。满身湿透的他以为这回车主总该多给点钱，谁知把钱拿到手一看，还不够平时别人给的一半。

中野久勇生气地拉住黄包车不放，和车主争吵起来。车里有两个戴礼帽的乘客见车子被人拉住不让走，就伸出头来呵斥，想把他吓走。中野久勇是个穷凶极恶之人，当即和这两个戴礼帽的人争吵起来。两个戴礼帽的人在跟他争执时，突然觉得对方非常面熟。仔细一瞧，这张落汤鸡似的脸不就是在逃犯中野久勇吗？

原来这两个戴礼帽的旅客，正是战犯监狱里的便衣侦探。两人不动声色地一边继续跟中野久勇争吵，一边悄悄下车，左右包抄围上去，将中野久勇生擒活捉了。经过审讯后，得知了大庭早志的下落，又把他抓了回来。

这两个杀人魔王，终于向中国人民偿还了血债！

释放冈村宁次的背后

冈村宁次，何许人也？他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对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罪魁祸首，是头号战犯。

“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一·二八事变”“大扫荡”“三光”政策……这些事件背后都有冈村宁次的阴谋策划。随着他立下的件件“战功”，他的职位也一路高升，最终成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他作为日本的投降代表被记录在历史画面中。

1945年8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犯。

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冈村宁次正在上海。当时，他尽管对投降不服，但已没有了反抗能力。一来天皇的命令不可抗拒；二来他的部队在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打击下，在苏联红军的攻击下，已经耗尽实力。此时，美国已派兵进驻东京。紧接着，又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这种形势之下，他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曾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战争狂人，转瞬间，即将成为中国人民的阶下囚。冈村宁次心中十分不服。他用过各种方式自杀但都没有成功，有人时刻看守他。终于，冈村宁次被送进了战犯监狱。

冈村宁次性格傲慢，不但死不认罪，还说自己对遣返战俘有功，应得到法律保护。审判持续到午后，法官们合议后，一致同意终结辩论。下午3时，将再次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

庭长石美瑜自掏腰包，邀请其他4名法官到四川北路的海宁路口凯福饭店吃西餐。刚刚吃到一半，上头便来了电话。石美瑜接完电话走回餐桌时，脸色变得很难看。法官们猜想必与审判有关，就试探着开玩笑地问：“庭长，是不是上级部门见我们办案得力发来嘉奖令？”石美瑜苦笑了一声，说：“上头命令暂停审判，今天下午的宣判要取消。并要求我们法庭所有人员不得擅自离开岗位。”

第二天，冈村宁次递给法庭一张申请书，说他有病，要求保外就医。法庭经请示上级部门，上级部门同意了。庭长石美瑜怕冈村宁次逃跑，虽然准许冈村宁次“保外就医”，但还是派了几个便衣成天跟在他的身后，密切关注他的动向。

这时，国民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各方人员已无心国事。于是，冈村宁次的案件一搁就是几个月，没有人提起。直到1948年底，代总统李宗仁重新过问这件事。于是，中国军事法庭开始恢复工作。

法庭恢复工作之后，国民政府南京国防部来了专电，要石美瑜连夜赶回南京开会。石美瑜回到上海后，连夜通知其他几位法官，说明天对冈村宁次进行判决。法官们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事太突然，毫无准备。喜的是大战犯冈村宁次终究逃脱不了法律对他的制裁。叶在增对石美瑜说：“庭长，原先没有丝毫准备，明天开庭审判恐怕来不及。”石美瑜说：“没关系，来得及。这次不对外公开，只要打电话通知几家报社，来几个记者就行了。”

1949年1月26日上午，法官和中外记者们早早地来到了法庭。11时，石美瑜向法官们垂询意见后，就宣布：“本案结论终结，定于本日下午三时宣判。”

按惯例，退庭后就该吃饭了。可石美瑜把法官们带回庭长办公室以后，脸色严肃地把门关上，听取大家的发言。法官们一致认为冈村宁次应该处以极刑。可石美瑜却神色黯然地从公文包里取出两个文件。这是两份快邮代电，分别来自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措词都是“冈村宁次遣俘有功，应宣告无罪”。随后，他又拿出一份文件，是抄写得很工整的冈村宁次的判决书原本，上面盖了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徐永昌的印章。正文一栏只有简简单单六个字：“冈村宁次无罪。”

大家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叶在增惊疑地质问：“案子刚刚审完，还没评议，怎么就有了判决书和正文呢？”

石美瑜苦笑一声：“大家的心情我都能理解，此案上头已经决定，我们是身不由己。现在请大家在判决书原本上签名吧！”

四个法官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肯提笔。

石美瑜无奈，向大家交了底:“这是最高当局的意思，今天我们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签的话，国防部派来的法官已经在隔壁等着，案子将由他们接替来办，我们几个将以违抗上级命令论处，受到军法处置。”

知道再也无力改变的法官们，迫于无奈，只能违心地在判决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就这样，侵华罪人冈村宁次，被判无罪。

叶在增每当说起往事，负疚之情便溢于言表。他一再说，释放冈村宁次，是犯了罪的。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南京国民政府里的党政要员们纷纷逃往台湾、香港等地，叶在增却决定留在大陆。在隆隆的炮声中，叶在增全家来到他妻子万荣琳的出生地江西九江定居下来。

1985年春，叶在增应南京市“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邀请，到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资料影片的拍摄工作。这部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资料影片主要内容是三十多年前，他作为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官，是历史的见证人。尤其是在确认遇难同胞达30余万的数字上，他更有发言权。他可以为历史做证。

当年笔者采访时，近80岁的叶在增老人能清楚地说出全南京市13个主要遇难处惨遭日寇集体杀害的同胞的具体数字与情景。1988年，76岁的叶在增在《血债血还》一文中写道：“我们不是复仇主义者，无论是松井石根的一滴血，还是谷寿夫的一滴血，都偿还不了南京30万遇难同胞的血债。但是，像这样让整个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事，若不留下凶残刽子手的一滴血，我们将来于九泉之下，又怎么面对列祖列宗？”

1994年，叶在增在九江去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来唁电。叶在增留下见证历史的记录，将功标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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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嘉琪

责编：肖文翔

审核：熊焕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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