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恒

明朝万历年间，一位江西德化学子的仕途轨迹，交织着锐意改革的抱负与权斗漩涡的残酷。他曾在东南海疆整饬吏治、兴利除弊，却因卷入万历初年诡谲的政治斗争而黯然离场。他以“翱翔藩臬，佐长遍五省”的政绩闻名，却又因“杀人媚势”的污名遭后世史家长期鞭挞。劳堪，这位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其人生轨迹不仅是个人的命运起伏，更是晚明政治生态的生动写照。

从柴桑才子到封疆大吏

劳堪（1529—？），字道亭（按《词海遗珠》），江西德化（今江西九江）人，生于商贾之家。嘉靖三十五年考中进士，初任刑部员外郎、礼部仪制司主事，以干练著称。隆庆六年（1572年）升四川左参政，开启地方仕途。万历元年（1573年）转浙江按察使，五年复任福建右布政使，八年六月擢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跻身封疆大吏之列。

任福建巡抚期间，劳堪展现了卓越的行政能力，其治闽之功绩，以务实与远见著称。万历八年（1580年），劳堪亲自主持全省土地清丈，编纂《福建清丈田粮册》，此举打破豪强隐匿田产的传统，让福建税粮大为增长，被朝廷刊定成书作为范本，并“造入黄册”。这一举措不仅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还缓解了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矛盾。他还扩建兴化府城，将西北高冈纳入城垣，强化海防体系，提升福建的防御能力，为后来的抗倭斗争奠定了基础。在民生方面，劳堪积极推行州县积谷三等征储法，避免苛敛；奏请酌免孔子、朱熹等先贤后裔的赋役。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赢得了地方士绅的支持。作为巡抚，劳堪在万历十年（1582年）亲督水师，于东涌、彭湖海域两战两胜，击溃勾倭海寇，擒斩30余人，解救被掳走的百姓60余人。

洪朝选案与政治沉沦

万历十年，劳堪卷入洪朝选案。当年十二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孙玮弹劾劳堪“差兵三百名”，突袭洪宅，以“乡居武断”之名逮捕洪朝选，并施以酷刑致其自缢狱中。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刑科给事中戴光启、李廷仪等人也相继上疏弹劾劳堪谄媚张居正，派兵捕杀洪朝选。此时，洪朝选之子洪兢（一名洪柷）也上奏喊冤，说当年洪朝选勘问辽王时，张居正想要霸占辽王的产业，示意洪朝选污蔑辽王谋反。但洪朝选没有答应，因此得罪了张居正。张居正用京察将他免职，又示意劳堪杀了洪朝选。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左都御史丘橓带着洪兢跑到万历皇帝面前哭诉洪朝选惨死。洪兢在朝野控诉其父尸体“臭腐难近”的惨状，激起士林公愤。于是，张居正指使劳堪杀洪朝选的说法逐渐流传起来，甚至被后世很多史料采用。因此，在当时人看来，劳堪几乎就是佞臣与酷吏的化身。

如果仔细分析洪朝选案，这种说法有许多不实之处。首先，辽王本身就是荒淫无度之人。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巡按御史陈省弹劾过辽王朱宪㸅诸多不法事。一年后，巡按御史郜光先再次弹劾辽王。于是穆宗皇帝敕令刑部左侍郎洪朝选等人勘问辽王犯罪事实。洪朝选勘问辽王结束后，提交的奏章里面列举了十三项罪名，例如私刻金印、乱伦、戕杀关校等，每一条都是死罪，根本不需要再加谋反的罪名。

所谓的张居正用京察来整洪朝选，更是无稽之谈。隆庆三年（1569年）的京察，洪朝选被指出居官不检，有秽行劣迹，对他的处罚是穆宗皇帝亲自圣裁，跟张居正完全没有关系，更扯不到劳堪身上。而且，洪朝选以残酷出名。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曾经兴起大狱迫害章丘李少卿，即使两人有同年进士之谊。当年徐阶打击政敌杨顺的时候，洪朝选阿附其意，整死了杨顺，也为时人所不齿。

再看洪朝选究竟是怎么死的。他冠带闲住后回到家乡并不安分，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官至刑部左侍郎）和家族势力，到处仗势欺人，谋取经济利益。甚至纵容亲属强取豪夺，吞骗乡人产业。不久，洪家与退休的广东按察司副使刘存德结怨。两家都是本地豪族，但因为赌债产生纠纷，官司打到福建巡抚何宽那里，何宽与洪朝选是故交，所以刘家败诉并被处罚。这样一来，两家的矛盾更加激化。刘家好几次状告洪朝选，但是几任抚按官孙錝、庞尚鹏等人都跟洪朝选关系不错，所以刘家没赢过。

万历七年（1579年），金枝就任同安知县，最初与洪朝选的关系尚可，后来两人反目。金枝将洪朝选居家期间的各项不法的事情用“私揭”的形式报告给巡抚劳堪，劳堪据实上奏朝廷并弹劾洪朝选。万历九年（1581年）十二月，劳堪收到都察院转咨吏部的文件，令洪朝选削籍听勘。由于洪朝选在当地关系盘根错节，家族势力也很大，劳堪担心抓捕会引起骚乱，于是亲自部署，最后由县令金枝派遣士卒包围了洪朝选的宅院实施抓捕。在整个事件上，劳堪与洪朝选没有私怨，更谈不上是受到张居正的指示。

最后，从劳堪的履历来说，看不出张居正对他有提拔之恩，两人也没有私交一说。张居正去世之前，向万历皇帝推荐的名单里面，也没有劳堪的名字，劳堪升任左副都御史是阁臣张四维推荐的。

张居正、劳堪、洪朝选这三个人相互之间并无什么交集，之所以能被联系起来，这与万历初年，清算张居正的政治影响有很大关联。给事中孙玮首次上疏将张、劳捆在一起，点了“权臣”这个烟火。洪朝选的好友左副都御史丘橓再添一把火，上了至关重要的《修积弊以肃纪风事》，将劳堪指为“鹰犬”。洪兢通过数年的坚持，以上疏、墓志铭、行状等行为来塑造洪朝选“抗张殉道”的形象，将家族私仇上升为政治迫害。简言之，劳堪不过是这场政治清算活动的牺牲品，被动成为踏板。

血色夕阳下的归舟

因洪朝选案的影响，劳堪先是被降调南京大理寺卿，继遭革职闲住。最终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发浙江观海卫终身充军，连朝廷敕予的诰命也被追夺焚毁。一直到万历二十五年九月，他才遇诏赦返乡。此时的劳堪已经68岁，史料载其“自观海卫买舟过杭湾，溯长江归九江”，这条航线恰与其当年押解洪朝选的陆路形成残酷对照。归乡后，劳堪隐居庐山，潜心著述，留下《诗林伐柯》《柴桑子书》《史编始事》《皇明宪章类编》等作品。

身为地方实务派官员群体代表之一的劳堪，在沦为派系斗争工具之后，当了政治替罪羊。十年的充军生涯让劳堪逐渐释然，其诗作中“尘境每忧虞，幽襟自岂弟”一句，展现了他平和与宽厚的心境。

劳堪的人生叙事，本质是晚明历史书写的战场。当我们剥离洪兢建构的“忠奸叙事”，可见劳堪实为制度性腐败的产物而非元凶。在“张居正改革”与“万历罢张”的宏大叙事下，劳堪的悲剧在于，当技术官僚的精明遇上道德政治的绞杀，功过是非便永远困在史料的对峙之中。杭州湾的潮水亘古不变地冲刷着观海卫戍所，历史的长河终将带走所有的恩怨，唯留时间的反思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