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九江文化的“富矿”

蔡厚淳 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寻庐讲坛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北京《文津讲坛》讲座嘉宾；上海交大海外学院特聘教授；上海《东方大讲坛》讲座嘉宾；浙江大学和白鹿洞书院教授。

我拿到《浔阳蹠醢》的样书，如获至宝。通过认真阅读，我深感《浔阳蹠醢》确实是一部研究九江地方文化的珍贵著作，是一座涵盖九江地区2000多年方方面面文化史料的“富矿”。

书中的大量资料是研究九江地方史的佐证。比如关于“九江”得名的概说与确指，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资料；关于“庐山”的旧名，我们以前只是提到“黎山”，而本书中则告知，还有“柴桑山”一说；关于陶渊明任彭泽令时，其县衙所在地，历来存在争议，而本书中，作者详细记载了具体位置，很具史料价值；关于“濂溪”的命名，作者明确指出“（周敦颐）因筑书院于溪上，而取故里‘濂溪’之名以名之。”与度正的《周敦颐年谱》完全吻合，解决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纷争……

细读本书还深感，书中丰富的资料可以对九江下一步的文化建设带来许多趋向性的思索与启发。九江城区有许多古迹是可以分步骤恢复的，这项工作不仅对擦亮九江历史文化名城这张宝贵的名片大有裨益，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发掘九江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利于更好地展现九江这座历史名城的城市风骨。

《浔阳蹠醢》一书正式出版后，目前在本地的知名度还不够。我建议组成学术宣讲组，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这部书，阅读这部书。

体例完备的九江志书

熊学明 九江市图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曾任政协九江市文史委副主任，九江市非遗专家组成员，九江市历史学会原会长。

《浔阳蹠醢》六卷，康熙刻本，是九江现存的由私家编撰的方志类著作。该书专记九江一地故实，首有凡例，自谓读书时遇郡事随见随录，自经、史、子、集、稗官、野乘、小说之类，靡所不采。该书虽未以志书命名，但实际上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又有独到之处的地方志书。它既具备一般志书的体例，又不为其所约束。作者取材多是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比如：《兵防目》记载了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在九江大量活动，尤其是（李自成）“卒死瑞昌万山中”为研究农民起义军最终结局提供线索。又如：典籍部分对九江、庐山自宋代以来刻书、藏书情况作了详细记述。在金石书画存佚情况介绍中，指出了庐山禹王崖石刻当年尚能辨认的七个字，为今天考证禹王崖石刻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祥异目》里对一些影响较大的自然现象如山洪、地震等都作了详细介绍，该书内记载的资料，很多地方都未见到，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稍有不足的是，该书选材不够严谨，内容篇幅无所侧重，而且刻意求多，未免繁芜。

《浔阳蹠醢》在九江历史进程中曾产生重要作用。1858年清军为了夺回被太平军占领的浔阳城，屡攻屡败，后因有人手录《浔阳蹠醢》，内载九江地形四面多石，坚不可破，东门一带如腹胁可通土道……清军按其记载挖穴引爆，城才被攻破，因此受到当时统治者高度赞扬，该书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重刻印行。

文化传承畅通的渠道

汪建策 1981年开始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曾任九江市博物馆馆长、江西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江西师大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硕导，文博三级研究员。

在九江文旅局的大力推动下，市图书馆名家工作室（文献）王晓健、姜慧等人经过一年多专心艰苦的编撰、注释工作，清初九江籍先贤文行远的《浔阳蹠醢》注释本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九江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值得称赞的成果，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方志意义。国史方志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性的百科全书，是我们了解社会历史、人文风情等方面的一扇窗口。方志是国史的延伸和补充，是国史的毛细血管，它解决了国史研究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地方史料。九江历史悠久，成体系的地方史料主要存留在官修的志书、私撰的类似志书、笔记和专著文章以及墓志、谱牒中，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第一手资料。

转化传承。阅读古籍，了解过往，对于当下的一些年轻人来说主要存在着版式排列、标点断句和繁简字体三个基本问题。《浔阳蹠醢》注释本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架起了桥梁，为文化传承、活化利用古籍畅通了渠道，值得称赞。

由于编注人手、时间、条件等的客观原因，注释本中也存在一些疏漏、缺失和不准确的地方，希望再版时进一步完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