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的彷徨

■ 邱益莲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隐士。虽然不敢说百分百认同，但至少除了老子以外，归去之人，大多并没有做到身心隐遁，不过是换了件马甲沉潜江湖而已。

一直以来，文史哲都将庄子归为出世者。人们只看到了大鹏鸟一飞冲天远离世俗的羁绊，殊不知庄子谈的是一种更为理想主义的政治。他写庖丁，写匠石，哪个不是理想君王、理想政治、理想君臣关系的隐晦表达？庄子总希望君王有大格局，放长线才能钓大鱼，但有大格局的人就不可能坐上专制王朝的宝座。他拒绝楚王征聘，并非他视功名如粪土，实在是他深知百孔千疮破破烂烂的世界已经没有修补的可能了，与其徒劳无功牺牲个体自由，还不如干脆拖着尾巴在泥里钻来钻去。陶渊明的辞官，恐怕就是受了庄子的影响。

陶渊明归田后，一口气写了《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来宣告归田的决心。他在彭泽县令的职位上只待了八十多天，便永远地离开了官场。对于辞官的原因，两篇文章中都谈到他自己质性自然，违己交病，不适应官场，喜欢田园的自由自在。受不了官场的拘束，在官场是尘网、羁鸟、迷途。后人给陶渊明贴标签为隐士，陶渊明自己也以此标榜。仔细研读陶渊明的诗文可以发现，他出仕做官如果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的迫不得已，那么，他的归田也是与社会抗争的另一种迫不得已，并不是心甘情愿。

陶渊明是东晋大司马陶侃的重孙。他的祖父当过太守，他的父亲当过县令。陶渊明八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家道开始中落。陶渊明是跟着外祖父长大的。他的外祖父是个儒生，因此，陶渊明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史载他“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他自己也在《饮酒·十六》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见，陶渊明骨子里还是深深打着儒家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烙印。东晋王朝承袭旧制，实行门阀制度，保护高门士族贵族官僚的特权，致使“上品无寒士，下品无豪门”。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当时“诸侯以惠爱为德”，加之任太常寺的叔父推荐，他才得以入仕。但是，陶渊明从29岁开始，13年间共出仕5次，实际在职不满四年。他怀着“济四方之志”的抱负入仕，却连督邮这种乡里小人都能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看透了政治的局限和仕途的虚妄后，陶渊明“委心去任留”，愤然自免官职挂印归田。

归田后，陶渊明一再在诗文中描写了自己在田园生活中的轻松惬意：乡野宁静，没有是非，“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可以享受到亲情之乐，“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可以享受交往之乐，“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民没有心机，非常友善；他还可以享受自饮自酌的自由惬意的精神生活，“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自由享受大自然的慰藉，“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可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还是时不时透露着彷徨无助。明明已经开启了归田生活，他却“奚惆怅而独悲”。看到“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繁盛景象陶渊明脱口而出“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他对大自然能够逢时而发的羡慕之情跃然纸上，感慨着自己的一生就这样草草终结。在了解少年时树立的大志无法实现时，他仍心有不甘。结尾的“已矣乎”，更是陶渊明无可奈何之叹。

有了官场的真切体验后，陶渊明对田园的赞叹也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但归去的矛盾、迷惘，也是难以掩饰的，连他自己都问，“胡为乎遑遑欲何之”。是呀，往后到底该如何办呢？好在人生短暂，所以诗人也不需要太多纠结，“乐乎天命”即可。

学而优则仕，古代知识分子读书的终极归宿就是出仕，做官是他们必然的价值取向。陶渊明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虽然他跳出樊笼，成了当时官场的异类，但他的骨子里还是很难清除“齐家治国平天下”济世使命的观念。所以，陶渊明回归田园后，笔下尽管描绘的是恬淡平和的自然美景，质朴而老死不相往来的民风，闲适安然的归隐生活，他内心的痛苦并没有消失。陶渊明晚年的诗中，大量出现“猛志”一词就是明证。

陶渊明的归田，最大的意义是给后世知识分子打造了一个精神避难所，让前路受阻困顿失意的知识分子找到了安歇灵魂的家园。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可能是范进，也可能是孔乙己。因为有了陶渊明，即使苦难潦倒，被贬黄州赤壁的苏轼也可以东坡躬耕，在清风明月中突围。

归田源于迫不得已，不归田出路又何在？这就是陶渊明归去亦彷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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