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两江”医改岁月

1994年启动的镇江、九江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至今已有30年了。那时，我担任国务委员彭珮云同志的秘书，亲历了“两江试点”全过程。

回忆起当年“两江试点”，我最突出的两点印象就是深入地调查研究，广泛地听取意见。

由于在我国搞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是一个新事物，完全没有经验。虽然有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做法可供参考，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不发达，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基本国情要复杂得多，实际困难要大得多。更何况搞医改是要打破“大锅饭”，把原来国家、企业包揽医药费改为个人要支付一部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把“最后一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改没了”。大家思想上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更加剧了这场改革的难度。

面对这种情况，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彭珮云同志率领国办、体改委、卫生部、劳动部、财政部等部委的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反复协商讨论、逐步统一认识，使政策和方案比较符合实际、比较切实可行，保证了这场医改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从1994年开始，彭珮云同志每年都要到镇江、九江去上一两次，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同志每次也会同行，还有国办、体改委、卫生部、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的同志们也会一起过去。

出行的前三天通常是搞调研，十几个同志分成三四个小组，每组至少有一位部级领导带队，大家分头下到不同的有代表性或有特点的单位。彭珮云同志为了更多地了解真实情况，不会让我同她一组，而是要我参加到别的组去，晚上回来再向她汇报我们这组所了解到的情况。每个组都是白天出去，到不同的县区或企业、医院座谈调研，晚上回来以后全体开会，各组逐一汇报，这已经形成了工作惯例。我还记得，那时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不用等我通知，就会有同志问：“姚秘书，是不是还是7点45分啊？”因为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结束的时间是7点30分，大家看完新闻联播再来开会，所以时间通常都会定在7点45分。

晚上开会时，各组、各部委的同志根据白天的调研情况，汇总意见、提出问题，然后大家再一起研究讨论。讨论时的民主气氛特别好，不论是部长、司长，还是处长或普通工作人员，每位同志都有话语权，都可以发表意见，而且每一位同志的意见也都会得到尊重。

气氛虽然很好，但大家的意见却经常有很大分歧。当时的卫生部、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物价局、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都与医改工作关系密切，都会有各自的角度和观点，也都很清楚每一项政策规定执行后可能引发的困难与问题。因此，每一个部门都会比较坚持自己的意见，大家的观点很难统一。虽然来自国办、体改委的同志会相对超脱，没有所谓的“部门利益”，但也难免与人争得面红耳赤。几乎每天晚上，大家都要“吵” 到晚上11点、12点。

正是在这种激烈的争辩与碰撞中，一些问题逐渐明朗了，一些同志终于被说服了，一些人的看法和观点会调整、修正，但也会有些问题留待第二天或是后面再继续探求。有时候，彭珮云同志会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同志、体改委副主任刘志峰同志、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同志、劳动部副部长王建伦同志个别交换意见。

这样子调研三四天，到最后一天就要开小结会了，要对地方同志提出的问题给予回应或解释说明，那么前一天晚上的会议就会集中讨论一些政策和措施。因为要得出定论性的说法，这一场讨论和争辩就会更加激烈，会议一般也会开到更晚，通常会到夜里12点甚至到凌晨1点。散会后，珮云同志会向我讲一下她小结讲话要说哪几个问题、哪几个观点，以及哪几个原则。接下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彭珮云同志率领各部委负责同志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反复协商讨论，使政策方案比较符合实际、切实可行。

我就会“开夜车”，起草珮云同志的小结讲话。因为我既参加了调研，也参加了每次的汇总讨论会，对基本情况和基本意见比较了解，一般干上一个通宵可以完成。

第二天上午，彭珮云同志会再修改我写的这版初稿，等她改完我再誊清一遍。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对一些情况不太熟悉，或是碰到一些棘手问题，我写初稿的时候就会感到有些困难。这时，彭珮云同志会在清早5点起来改我的稿子。有时候，她修改的文字量很大，甚至没有时间到食堂吃饭，于是就请服务员把早饭、午饭都送到房间来。往往在吃饭时，她还与我商量某一句话怎么说更合适，或者征求徐志坚、刘志峰等同志的意见。那时没有复印机，更没有电脑，完全都靠手写。有时为了多复写出几份修改起来方便，我会用复写纸，下笔很重地写稿。

小结会一般是下午三点钟开始。经过前一夜加当天一上午（有时还要加中午时间）的紧张工作才能出稿，彭珮云同志每次在小结会上的讲话内容完全来自实际调研，所讲意见也都是经过充分讨论、协商的。后来我翻看彭珮云同志在“两江试点”中的讲话，虽然会出现“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之类的表示，看起来好像没有解决问题，但这个话说出来的背后，都是经过各部委同志深入调研、激烈讨论后，确实感到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有待下一步经过实践探索研究的。

那个时候，在彭珮云同志的带领下，各部委的同志都非常辛苦，多位部级领导都参加过“两江试点”，包括原体改委的刘志峰、王东进，原卫生部的陈敏章、张文康、王陇德，原劳动部的刘雅芝、王建伦，财政部的刘积斌、谢旭人、高强等同志。他们和各部委的很多同志都为“两江试点”贡献了力量。还应提到的是，当时的江西省常务副省长黄智权同志、省政府副秘书长朱张才同志，江苏省副省长张怀西同志、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湛同志，还有镇江与九江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两江试点”的顺利进行与他们的努力和辛劳是分不开的。

在参加“两江试点”过程中，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与提高，不仅学到了社保、卫生、财政等方面的知识，了解了有关大政方针，也对我国国情和江苏、江西两省的省情有了进一步认识，更是由衷敬佩部委同志与地方干部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负责精神！

“两江试点”是令人难忘的。“两江试点”，对在我国全面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为能参与其中尽微薄之力而感到自豪！

（作者单位：原卫生部机关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