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家里整理书柜，发现了几封泛黄的信。太阳下展开书信，尘封的岁月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令我的思绪飘到许多年前。那是一封母亲写的信。信纸是那种粗糙的草纸，折痕处已经磨得发毛，想必是反复展开又叠起。字迹歪歪扭扭，像田垄间蹒跚的蚂蚁。信中说，家里的麦子黄了，她一个人收割不完，雇了邻家的二小子帮忙，工钱是一斗麦子。

　　我捏着信纸，忽然想起那年高考后，母亲就是这样站在麦田里。六月的太阳毒辣，她弯腰割麦的背影如同一张拉满的弓。我站在田埂上，手里攥着录取通知书，汗水浸透了纸角。母亲直起腰，用袖口抹了把脸，笑着说：“妮子，去上学吧，麦子有我呢。”

　　那时我不懂，那一地金黄的麦穗，原是母亲用脊梁换来的。

　　大学四年，母亲从未向我诉过苦。每次通话，她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麦子长势喜人，猪又下了一窝崽。春节回家，我才发现她床头抽屉里堆满了止痛片的空盒。问起来，她只说是老寒腿犯了，不碍事。

　　“城里开销大，你留着钱自己用。”每次我要寄钱回去，母亲总是这样推辞。后来我学聪明了，把钱塞进装糖果的铁盒里寄回去。可下次回家，发现铁盒原封不动地放在她衣柜最底层，下面压着我的小学作业本，纸页已经泛黄。

　　毕业后我在城里有了工作，租了套一居室。打电话让母亲来住几天，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家里猪崽还没断奶呢。”她说。

　　“可以让大嫂照看。”

　　“菜园里的茄子该施肥了。”

　　“就几天工夫，耽误不了。”

　　母亲终于来了，带着一大蛇皮袋的土产：新磨的面粉、腌好的咸菜、晒干的豆角。她站在我的小屋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生怕碰脏了什么东西。我给她的拖鞋，她非要套上塑料袋才肯穿。

　　第二天清晨，我发现母亲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卧室的床铺整整齐齐，显然一夜未动。她解释说睡不惯软床，腰疼。那天我请假陪她逛商场，走到女装店，母亲盯着一件藏青色外套看了很久。我让她试试，她摸着价签直摇头：“够买两百斤化肥了。”

　　结账时我偷偷买下那件外套。回家后母亲念叨了整整三天，说我这孩子乱花钱。可我发现她每天清晨都会把外套拿出来，用毛巾仔细掸去根本不存在的灰尘。

　　母亲只住了五天就执意要回去。送她去车站时，她突然从包袱里摸出个布包塞给我。打开一看，是叠得方方正正的一沓钱，有零有整，最大面额是五十元。

　　“你买房用得着”，她说这话时眼睛看着别处，“我打听过了，城里房子贵得很。”

　　那布包我至今没动，放在抽屉最里层。有时深夜加班回来，我会拿出来摸一摸。粗布的纹理摩擦着指尖，恍惚间仿佛触到了母亲手掌的老茧。

　　前日邻居大姐来串门，说起她母亲来城里住不惯，整天念叨着要回乡下。我突然明白了，我的母亲不是不爱城里的热闹，只是太爱她的女儿，所以宁愿守着那片田地，也不愿成为我肩上的一粒麦芒。

　　麦子黄了又青，母亲的腰更弯了。而我在城市的玻璃幕墙间穿梭，常常想起那个站在麦浪中的身影。

　　窗外的梧桐叶落了，我想，老家的麦子又该播种了。时光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母亲老了，我也已人到中年了。多年城市生活的倦怠以及对母亲身体的担忧，让我极力劝她来和我一起生活。

　　母亲到底还是来了。

　　那天我推开家门，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正蹲在阳台上忙碌。夕阳从西窗斜射进来，把她的白发染成了淡金色。她听见响动，转过身来，脸上带着几分局促的笑，手里还捏着一把沾着泥土的小铲子。

　　“闲着也是闲着。”她指了指阳台角落，“我种了点小菜。”

　　我这才注意到，原本空荡荡的阳台已经被几个泡沫箱占据。箱子里是新翻的泥土，嫩绿的菜苗刚刚冒头，在晚风里轻轻摇晃。母亲脚边放着几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从老家带来的种子和一小包化肥。

　　“城里菜贵”，她搓着手上的泥土，“自己种得放心。”

　　我放下包，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些年我劝过无数次，要接她来城里住，她总是推脱。没想到这次竟主动来了，还带着她的“宝贝”——那些在老家菜园里年复一年播种的种子。

　　母亲见我发愣，以为我不高兴，急忙解释：“我就种一点点，不占地方。你要是不喜欢，我明天就……”

　　“喜欢！”我打断她，“特别喜欢。”

　　母亲的菜园一天天茂盛起来。泡沫箱不够用了，她又找来几个废弃的塑料桶，凿了洞当花盆。阳台上很快绿意盎然，香菜舒展着羽毛般的叶子，菠菜的嫩叶在晨露中闪闪发亮。每天早上，母亲第一件事就是去照料她的菜园，像对待婴儿一样用心。

　　我知道，明天早上，餐桌上又会多一盘新鲜的蔬菜。那是母亲用最朴素的方式，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为我种下的爱。

（吴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