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棉袄

■ 曹花荣

鄱阳湖畔的陪湖山下坐落着一个名为汪家岭的小村庄。此地山环水抱，风光旖旎，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40余户人家在此聚居，涵盖11个姓氏。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的村民们主要以种地和捕鱼维持生计。我的父母在此养育了五子二女，家族开枝散叶，如今已发展为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子孙中曾有11人投身军旅，保家卫国，党员多达16人。我的母亲已是百岁高龄，父亲离开我们已有53年之久，可母亲始终保存着父亲的遗物——一件老棉袄。它蕴含着母亲对父亲的深情与思念，对儿孙们的无言教导。

母亲出生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她的生母身体孱弱，在她仅四个月大时，便将她送给姨娘家做童养媳。母亲未满两岁，生母便撒手人寰。8岁时，养母也与世长辞。次年，奶奶也离她而去。16岁那年，母亲与表哥成婚，可表哥很快被侵华日军抓去做劳工。母亲只好与既是养父又是公公的人在家劳作。未及两个月，表哥偷跑回家。一天深夜，国民党官兵突然闯入家中，母亲的表哥奋起反抗，竟被官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枪杀于家门口。母亲和养父被绑至国民党驻地，养父当天便遭枪杀。所幸母亲的生父在国民党军中，得知消息后想尽办法救下了母亲。后来方知，国民党为掩盖其不抵抗的罪行，竟将被日军抓去做劳工的人当作汉奸杀害。

在母亲的养父和丈夫被国民党残害一年后，母亲的生父因坚决抗日，被日军抓获，装入麻袋从石钟山扔进了鄱阳湖。那里水深且与长江交汇，17岁的母亲，既无钱又无人帮忙，只能一个人趴在水边哭得天昏地暗。日军侵华期间，强占了母亲的住房，拆除隔墙、门窗，在后墙凿了几个洞，将房子改成马厩。撤离时，日军还纵火焚烧，幸好大火后来自行熄灭了。1962年，这个被大火侵蚀过的房子再也不堪重负，即将坍塌。我的父亲在重修时，特意保留了一根被日军放火烧过的立柱以及后墙上的洞，用以警示子孙，勿忘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当时，母亲在所有亲人惨遭迫害后，独自在战乱纷飞的年代里恐惧又孤独地生活着。整整三年，她过着食不果腹、冬天无棉衣御寒的日子。此时，我父亲出现了。我的父亲命运同样凄惨。他几岁时父母双亡，只能以讨饭为生，两岁的弟弟被活活饿死。8岁时，我的父亲讨饭至曹家畈，被人收留做放牛娃。成年后，主人将他介绍到汪家岭的亲戚家做长工。也正是在此，他与19岁的母亲结下缘分。“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两个苦命之人走到一起。即便家徒四壁，他们依旧相互扶助，惺惺相惜。

父母亲实际生育有六子二女。婚后一年，他们的大女儿降临。可贫贱夫妻百事哀，母亲临产前，父亲患上了严重的天花。此时家里一贫如洗，根本拿不出钱医治，一时间，父亲病入膏肓。母亲分娩时自行接生，还要照料病重的父亲。大女儿在出生20天便不幸夭折，母亲心力交瘁，欲哭无泪。好在父亲的病情逐渐好转。1946年，大儿子出生。1949 年，二儿子出生，从此一个儿子接一个儿子出生。1963 年，六儿子在几个月大时不慎摔伤夭折。失去小儿子时，母亲悲痛万分。旁人劝母亲：“你现在没有女儿，抱养个女儿吧。”父亲应允，母亲思量后也点头同意。于是，我在不满一岁时被抱进这个家。我刚来，便吃着母亲的奶，直至母亲怀有妹妹才断奶。父母待我视如己出，妹妹出生后，我也从未感觉自己被父母冷落。父亲常说我有福，他想要女儿，我就带来了妹妹。生我的父母想要儿子，就生了弟弟。

父亲对孩子们的管教张弛有度。他告诉大家，长幼有序，八仙桌上孩子们不能入座。客人来了，为示尊重，没有成年的孩子只能在灶台边吃饭，绝不能去厅堂上桌夹菜吃。但父亲又极其疼爱孩子们，他手艺精湛，会做麻花、油条，哪怕家里粮食再不够吃，每年小麦收割时，父亲都会做一次麻花、油条，让孩子们吃个够。那时生活艰辛，一年能吃上一两次肉已属不易。每次吃肉，母亲会做成肉丸子汤。为让孩子们多吃些，父母仅喝口汤。每年秋天，家里会杀一只完成任务的公鸡。此时，父亲便带着我去挖滋阴的药材炖公鸡，全家人美餐一顿。偶尔晚饭后，父亲坐在八仙桌旁的椅子上，就着煤油灯的微弱光亮，给我们讲故事、讲笑话。看着全家人开怀大笑，父亲也一起大笑。父亲为了锻炼我们的胆量，有时候会讲鬼故事。我胆量最小，每次都恨不能钻进母亲身体里去。那时虽然家贫，但有满满的幸福感。

父亲懂得用植物染布，家里孩子多且贫困，白布价格便宜，他便将白布衣服染成土黄色或灰色给哥哥们穿。他还会用桑蚕茧抽丝，喜爱种植中药材，也常带我去野外挖中草药。父亲是西山郭家人，对中草药的辨识能力无师自通，会跌打推拿。村里有人割伤出血、扭伤，都会来找父亲，他总是热心相助。父亲每年都要去别地为生产队收款。为不耽误时间，他总是连夜赶回。每当此时，他总会腰系萝卜巾。夜间独自行走在湖水边时，难免遭遇抢劫。父亲毫不畏惧，解下腰间萝卜巾，放入水中打湿。每当抢劫的人看到，都吓得撒腿就跑。父亲担任过小队长、大队治安主任，可他从未整治过任何人，不论对方是何阶级成分，都予以尊重，因而他人也尊重父亲，口碑极佳。

母亲性格温和善良且包容，历经命运的磨炼，母亲活得通透，从不与人争吵、论长短、说是非。对孩子，她一视同仁，说：“媳妇嫁到我家就是我家人，疼儿子必须先看重媳妇。”当儿子媳妇产生矛盾时，她总是劝儿子说：“人家给你生儿育女，不要命地做事，吃尽了苦，你为何不记人家的好，让让人家？”正因母亲拥有宽厚的胸怀，才使这个百人的大家庭能够和睦共处。我们总说，母亲能够长命百岁，除了作息规律，儿孙孝顺，更得益于她的不爱计较，心态平和，生活中尽量不给儿孙添麻烦。

父母一起养育我们的时光，是我们小时候最幸福的时候。父亲在世时和母亲配合默契，一大家子人，母亲一个人操持家务，根本忙不过来，父亲就常帮我和妹妹梳头扎辫子、缝补衣服。我尚年幼时，父母就教我扫地、缝鞋垫，做些力所能及之事，还教导我们，“女孩子要爱干净。”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投身于地方建设，被评为县劳动模范。1970年初，父亲应公社号召带队前去修建柘林水库大坝。当时条件艰苦，全凭人力肩挑背扛。父亲一去便是两年，至1971年底归来时，已是满身病痛，没几日便出现拉黑血的症状。严重时，他甚至无法起身。我们抬着父亲前往县医院检查，竟是胃癌晚期。1972年正月十二日清晨，父亲病逝，从送院到离世仅42天。那年，他52岁，母亲47岁。

突如其来的变故再次给命运多舛的母亲沉重的打击。那时，除大哥已婚生子，其余孩子大多尚未成年，我9岁，妹妹才5岁。我清楚地记得，五个哥哥用躺椅抬着父亲，沿着鄱阳湖边被水浪冲刷的石子路艰难前往县城。那时四哥、五哥尚未成年，却也咬牙坚持帮忙。因父亲的病回天乏术，医院要求家属年前将人接回家。腊月二十九那天，下着鹅毛大雪，地上的积雪没过膝盖，哥哥们滑倒又爬起，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将父亲抬回家过年。本该欢天喜地的新年，我们家却沉浸在悲伤之中。那年冬天至正月十一，不是阴天就是大雪纷飞，正月十二日父亲一早离世，随后阳光普照，仿佛老天也在怜悯命苦的父亲，让我们能顺利地操办丧事。

父亲病逝后，悲痛欲绝的母亲一病不起，痛哭许久。我和妹妹每日泪流满面，如无助的小鸡般守在母亲身旁，唯恐再失去母亲。好在母亲最终坚强起来，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拉扯大。父亲去世的那年冬天，母亲拿出父亲的棉袄告诉我们：“这是我在你们父亲病重时赶做的新棉袄，他一生中没过一天好日子。我们家孩子多，劳动力少，一直是超支户，年底结算工分时，你们的父亲都是坐在门旮旯里不吱声。父亲治病及办丧事又借了不少钱，不知道哪年能还清这些外债。父亲不在了，我挣不到更多的钱，你们长大后成家只能靠自己努力了。这件棉袄是你父亲生前穿过唯一的一件像样的衣服，现在给老三穿，你要爱惜着穿。”三哥穿过后传四哥，四哥传五哥，五哥传我，我传妹妹，这件棉袄就像接力棒一样，在儿女们身上轮转，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冬，直至布料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黑色，泛起了白光，母亲才将棉袄收藏起来。

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但他与母亲的勇敢、坚毅与善良如同那件老棉被一般，化作无字的家训，在家族中世代流传。母亲百岁寿辰时，一把椅子上坐着母亲，另一把椅子上放着父亲的老棉袄，一百余名儿孙如众星捧月般围绕在母亲身旁，一边为母亲祝寿，一边畅想家族的美好未来。若父亲在天堂看到这一切，我坚信他定会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