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冬凤

　　写散文，我没刻意去追求一种风格，但又似乎切合了“新散文”概念。

　　散文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表达，这种生命存在通过“我”转变为共存关系。“我”在这种共存关系中尽管看上去无处不在，但是，“我”似乎永远是一个“过客”，而生命存在的复杂事实却是按照自身的因果关系在运转。“我”在某种程度上只起到了寻找发现这些内在规律，打破“我”的精神禁锢，以开放的姿态记录其存在。如果将我的这种写作状态用一句话去表达，我觉得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一句诗很贴切：欸乃一声山水绿。

　　有过水上生活经历的人，才有“欸乃一声山水绿”的现场感。新散文的出场与渔民的出场何其相似。世上什么苦，打渔磨豆腐。渔民天不亮就起床，拿桨扛网，上渔船，奋力划船，破浪前行，划过一大段的水域，才能达到捕鱼场。欸乃声声，东方渐亮，青山绿水在这一刻拉开了帷幕。豁然，震撼，渔民“开场”，之后的“西岩宿”“燃楚竹”“回望天际”“云相逐”等一系列的复杂叙事便接踵而来。新散文写作何尝不是如此。“新散文”深深根植中华大地，行走于华夏自然山川，跋涉于社会现实生活，在“新散文”里，我们看得到孔子、庄子的影子，也看得到卡夫卡、博尔赫斯、曼德尔斯塔姆的影响，更看得到“新散文”作家们复杂、迷离的主体世界。“新散文”褪去了当初的新锐青涩，成长为一个强大的精神主体，生成了一个具有超大能量的内宇宙，新的观念、方向、高度，铺陈开中国散文通向未来的道路。

　　我开始很满足一人一事的记录方式，写出来的散文短小精悍，逻辑思维也很强，或唯美，或唯情。然而，我渐渐觉得，现实生活不是孤立的，它有无数个复杂的关系在彼此关联，一人一事的记录是人为地切除了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得这种记录简单化。只有用开放的态度，将这些复杂关系按因果关系梳理后，多维度叙述，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情感和思想，才能再现一个真实的生活，或者说，文学性的生活。我有时甚至觉得“我”在散文中都有些多余了。生活就是生活，没有局外人。

　　有人说，你的散文越来越像小说了。我回答是，我呈现的是一个已有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创造出来的虚拟时空。至于其中有些细节的再现，我还是融入了很多文学想象。这种文学想象又是遵循事件进行的规律和生活逻辑。

　　这些年我出版了两部散文集《鄱阳湖与女人》《鄱阳湖北岸》，同时在国内文学大刊上发表过很多散文。这些散文的书写，我都是遵从内心的命令，或者说是遵从生活的命令去创作。有人说，你是在解读新散文的创作吧？我有点汗颜，后来去读祝勇的《“新散文”何以活力不衰》，读张锐锋《文学大坐标上的新散文》，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可见，任何一个文学形式都必须遵守生活的规律才有生命力，才能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走得更远。也由此可见，中国的散文在创作实践中更加趋于完善成熟。

　　比如，我写《三外婆翠玉》（发表在今年的《作品》）。外婆家是一个真正的渔村，田地极少，只能以捕鱼为生，日子过得很艰苦。随着鄱阳湖渔业资源减少，村里后生都选择外出谋生，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九八洪水过后，移民搬迁，祠堂没搬，村里人说是发脉之地。村里，还有三个人没搬，其中就有我的三外婆。三外婆身上有很多故事。有的是我亲眼目睹，也有听人讲述，很多故事是碎片化的，任何一个故事都不足以支撑一篇好散文。这些故事还有多个中心，很难统一到一个主题上来。按照传统的素材处理方式，割裂任何一个故事都面临着“西瓜与芝麻”的选择。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碎片粘合拼接起来，来还原一个本真的三外婆。如何重获一个真实或者说是文学真实的三外婆？我基于生活经验和想象力，反复推演故事与故事之间的缺失。三外婆曾经是乡下戏班子的台柱，三外公是一个戏迷，追戏也追三外婆。三外公后来死于血吸虫病。水牛很丑，曾经很穷。后来，去温州赚了钱，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有钱人。很多女人想嫁他，但他只想娶三外婆。老姜是退休老师，三外婆压根没想过会嫁给他。可现实却是，三外婆与他同居了很多年。这三个人的爱恨纠葛，看似像虚构。我如何才能用散文方式去记录？我第一感觉是让每一个故事的中心围绕三外婆一个中心去运转，从一个戏班台柱在十里河看戏开场，由此勾起三外公追戏的情节，徐徐展开三外婆的一生。三外婆、水牛、老姜头，包括三外公都是故事中独立的个体，都是局部的一个中心，但他们都环绕于三外婆的人生中心，看似有很多复杂事实，却因为三外婆关联在一起，共同演绎着一渔村史。这几个人物之间的相关性在于“情” “共情”带给一个日益荒寂的乡村以温暖。

　　中国的乡土是一块拥有几千年文化传承的土壤，她的复杂和厚重不是一两篇散文能容纳得了。就是在鄱阳湖北岸，也足以让无数代人用无数作品去书写。我的两部散文集虽然以开放的心态记录了其中部分社会、自然、村庄、人群及其文化传承，描绘了局部的自然纹理和文化伦理，但远没有抵达其彼岸。但我坚信只要我多一些人文关怀和时代气息，走进散文，不断开拓其精神世界，就能无限接近其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