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烙的年印

■ 李宏川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那些年，买过年供应的糕点香烟要排队、买米打油要排队、买肉要排队、就是买块豆腐也要排队。大街上，随处可见长长的人流，蜿蜿蜒蜒，蔚为壮观。

每年腊月二十四之后，学校放假了，我排队的工作也正式开始。清晨，我被母亲早早叫起床，提着篮子，攥着各式各样的票券，赶到不同的队伍中，人挨人慢慢地挪动。排队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挨肩擦背，唯恐被人插队或被挤出队伍。到了中午，大家也不敢散去，家人赶来送饭，排队的人便端着饭碗边吃边移动。排队最焦躁的是无法知道柜台里的情形，如果听买了的人说，货不多了，快卖完了，顿时一阵心急如焚。有一次买豆腐，我好不容易排到前面只剩两个人时，只见卖豆腐的女人“啪”地解下围裙，大喝一声：“今天的豆腐卖完了！”我的心不由得往下一坠，哀叹着明天又得过来排队。

买年肉是购年货的重头戏，我只负责排队，哥哥则不时跑来跑去观察进展。快轮到我时，母亲从家里赶来换下我亲自上阵。盯着屠凳上的肉，母亲会央求卖肉的尽量多剁些肥肉，这样做出来的年菜会更加油汪。我排队的工作要到腊月二十九才结束，因为那时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买了。

在我的印象中，尽管母亲每天都要做饭，但年夜饭却是父亲动手的。过年家里要剁上五斤肉，腌上三斤正月待客，余下两斤做年夜饭。大年三十，父亲脱下穿了一年四季的工作服，围上围裙便披挂上阵了。上午一般都是炸肉丸。父亲把瘦肉理出来剁碎，和在面粉中，加入蒜丁、姜末等作料，再放盐、味精、酱油，加水揉成黏黏的团状。他将买来的菜油悉数倒入锅中，用手抓起一块粉团，挤出一个个小球滚入油锅。锅里很快就浮起了一片肉丸，诱人的香气也开始满屋子飘荡。说是肉丸子，其实还是面粉居多。一上午，父亲要炸一大筲箕肉丸子。这些肉丸子除了年三十晚上吃，余下的要留着待客用。下午三点，父亲开始正式做年夜饭。父亲每次都会把炸丸子剩下的肥肉切成块，与打过结的海带一起倒入大砂钵中，加满水，置于煤炉上炖。另外，父亲还会煎一条鱼、炒上几个素菜，这样年夜饭的菜就准备妥了。等外面的鞭炮响成一片时，父亲吩咐母亲在八仙桌下放上火盆，盛起两大碗海带汤，端上一大盘烩肉丸子、一盘鱼和四五个素菜，便摆了满满一桌。大哥跑到门外放响鞭炮后，年夜饭算正式开始了。我家的年夜饭，全家人要吃上两个小时。大家听下放的大姐说乡下的见闻，听父亲讲爷爷奶奶的故事。每当此时，母亲平日愁苦的脸也难得地绽开了笑容。

小时过年最令我期待的，还是正月初二去乡下给外公外婆拜年。“拜年拜年，鸡胯上前。”那一天，做外孙的我还能吃上一只全鸡胯（整鸡腿）。我10岁那年，为给外公治病，外婆家欠了不少债。正月初二中午，饭桌上照例有我期盼的全鸡胯，不同的是，鸡胯上系了一根细细的红绳。我伸手就去抓，母亲一把拦住了我的手，说：“不准动！”外婆有些尴尬地笑着。我闷闷不乐地埋头吃饭。一会，房里的外公突然呻吟起来，大人们都离席进去察看。饭桌旁的我望着那只闪着油光的鸡胯，忍不住抓起来，轻轻地咬了一点，真香呀！我不由得重重地咬下一块肉。怕母亲骂，我忍着馋将剩下的鸡胯放回了盘中。等大家从房间出来，母亲一眼就发现鸡胯缺了一块。看着正在用力咀嚼的我，她狠狠地在我头上敲了一记。我“哇”地大哭起来。外婆一把搂过我，摸着我的头说：“都怪我，都怪我，系什么红绳！”她拿起鸡胯递到我手上，说：“是我让宝贝外孙吃的，看谁还敢打你！”回家的路上，母亲告诉我，那年外婆家的鸡都卖了换钱给外公治病。她不想坏了拜年的风俗，不得已找邻居家借来鸡胯做样子，还特意在鸡胯上系了红绳。没想到鸡胯还是被贪吃的我偷吃了。母亲摇头叹息：“不知你外婆如何向邻居家交代哟。”那鸡胯的美味我回味至今，同时回味的，还有那困难岁月里的酸甜苦辣。

那时我所在的县城位于鄱阳湖畔。元宵节除了城关镇的龙，各乡的龙都要进城闹元宵。从中午开始，这些龙在城内走街串巷地游走。天断黑后，龙都会集中到东门三岔路口，这里是县城中心，宽敞繁华。此时，玩龙闹元宵才算真正开始。

玩龙之人，一律头扎白毛巾、光着膀子、下身灯笼掖腰裤。龙头有二三十斤重，舞龙头的个个都是拔尖的壮小伙。年轻时，打铁的父亲一身力气，每年都是玩龙的主力。只见他举着龙头，大喝一声：“跟我来！”便直奔向前，舞龙珠者快步跟上，锣鼓手随即敲起了威风锣鼓，玩龙的伙伴们“呵呵”欢叫着，随着龙头就往前冲。父亲站立街心，扎稳马步，双臂摆动，手中的龙头一个龙入大海，便呼啸而出，龙身、龙尾如影随形，跟着翻江倒海起来。约定俗成：鞭炮不停，龙腾不歇。父亲带领大家追捕着红色的龙珠，忽而高耸，似飞冲云端，忽而低下，像入海破浪，煞是好看。众龙在一旁摇头摆尾，互为呼应。耍狮子、跑莲船、踩高跷、打蚌壳地绕在周围翩跹起舞。十几班锣鼓全力助阵……闹元宵进入了高潮，年就在这热闹中渐渐远去。